激荡二十年——中国医药产业创新的崛起与未来

本文来源于同写意。

时代背景

赶潮儿（1999-2009）

1999年，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CFDA）成立，中国自此有了真正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GCP指导原则。那时，我国肺癌学者紧跟国外潮流，按国际的临床标准做临床试验。大多临床研究都由国外学者设计方案，当时的中国只能照本宣科。在这10年当中我们和外国人学习临床试验怎么做，临床试验方案是外国学者定的，我们只是执行，只是在贡献患者，没有话语权。

弄潮儿（2009-2019）

2009年，振奋人心的IPASS研究发表，这是中国肺癌学者的姓名首次登上了权威N Engl J Med。届时，我国在自身基础上参与国际大型研究设计。在肺癌领域的临床试验中，中国很多学者开始担任研究的领头人和研究委员会成员，我们参加了方案的讨论，最终的试验方案也根据我们的意见做了一些修订，包括对照组的化疗剂量等方面。虽然我们很少有机会做领头人，但是我们有话语权，可以对试验方案提出我们的意见。

领潮儿（2019- ）

在越来越多的研究中我们开始担任领头人。这有两个原因：一是得益于前20年我们临床医生对临床研究的理解积累、贡献和影响；第二个也是得益于中国创新药企业的发展，中国药厂做的药，临床研究中肯定会有中国人做领头人。

中国胸部肿瘤临床试验转化研究长三角模式探索（2019-2059）四部曲。

重要历史事件——CTONG成立（2007）

成立于赶潮儿阶段末期，发展于弄潮儿阶段并达到高潮。

中国胸部肿瘤协作组（CTONG）启动会：2007年第十届全国肺癌大会

踏歌而行-中国胸部肿瘤研究协作组十年发展历程（2007-2017）发布会：2017年第七届中国肿瘤学临床试验发展论坛

CTONG YOUNG成立：2023年第十三届中国肿瘤学临床试验发展论坛

重要历史事件——ECLUNG成立（2019）

成立于领潮儿阶段初期。

长三角肺癌协作组（ECLUNG）启动会：2019年第八届西湖肺癌论坛

迎难而上-长三角肺癌十年发展史（2019-2029）

砥砺前行-长三角肺癌二十年发展史（2019-2039）

踏歌而行-长三角肺癌三十年发展史（2019-2049）

传承发展-长三角肺癌四十年发展史（2019-2059）

ECLUNG YOUNG成立：2021年首届长三角肺癌博士研究论坛

我们的事业：中国胸部肿瘤临床试验转化研究长三角模式探索

中国胸部肿瘤临床试验转化研究长三角模式探索

长三角肺癌临床试验方面有着非常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回顾历史我们发现中国临床肿瘤领域三大前辈（孙燕，廖美琳，管忠震）中，廖美琳教授是唯一一位专注肺癌的资深大咖，1970年在国内成立首个肺癌化疗专业病房，2004年作为主要研究者代表中国大陆肺癌学界参与首项国际多中心临床研究（INTEREST研究），2003年开始举办首届上海国际肺癌论坛，2012年开始举办首届中瑞国际肺癌论坛，并持续至今，影响力深远。陆舜教授在肺癌临床试验方面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中国首个、世界第二的肺癌第三代EGFR靶向药物阿美替尼获批上市，这是中国自主研发的第三代EGFR靶向药，打破了晚期肺癌治疗耐药后只能依赖一种进口药的困境；中国自主研发的创新1.1类新药赛沃替尼获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上市，可用于治疗MET14号外显子跳跃突变阳性的晚期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作为在全球范围内的首次获批，赛沃替尼不仅填补了中国此类靶向药的空白，还有望成为首个代表中国走向世界的肺癌靶向创新药物；吡咯替尼是首个由中国自主研发的新一代HER2受体抑制剂，在临床研究中疗效远超同类产品。陆舜教授和宋正波教授领衔的吡咯替尼临床研究在国际上首次证实HER2扩增晚期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疗效显著，为扩展吡咯替尼在HER2扩增晚期非小细胞肺癌（NSCLC）的适应症做出了历史性贡献，基于以上重大成果陆舜教授荣获2021年第十五届“药明康德生命化学研究奖”。

为了响应“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规划”，推动肺癌规范化诊治及创新研究，2019年12月底，由上海交通大学附属胸科医院、东部战区总医院、中国科学院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等40余家来自江、浙、沪、赣、皖地区的医疗机构，共同成立“长三角肺癌协作组”。成立协作组的目的，是通过设计、开展肺癌研究领域的多中心临床试验及转化研究，特殊病例多中心会诊等，为肺癌临床实践提供高级别的循证医学证据，促进长三角地区肺癌的诊疗、转化研究的创新性及前沿性，提高东部地区肺癌的诊治水平和国际影响力。

长三角肺癌青年博士研究团队（长三角肺癌新生代）把中国胸部肿瘤临床试验转化研究长三角模式探索作为奋斗的事业，迎难而上作为中国胸部肿瘤临床试验转化研究长三角模式探索的方向标，长三角肺癌新生代结合时代背景特征在未来四十年时间（2019-2059）选择迎难而上，勇于向各种艰难困苦挑战和亮剑。

“爬雪山”和“过草地”

长三角肺癌邀请函

长三角肺癌基金系列

李靖

药渡集团创始人/董事长

1

中国新药发展里程碑

中国医药创新发展史已走过四个阶段：萌芽期（新中国成立-90年代），初步发展期（1995-2004），初步收获期（2005-2014），爆发期（2015至今）。

从微观每一个划时代的人物、药物、里程碑事件里，能看到宏观时代的变迁。

60年代，丁光生在防治血吸虫病的药物研究中，发现锑剂巯锑钠（Sb-58），可肌肉注射治疗人和耕牛的血吸虫病；1986年，屠呦呦发现的青蒿素获得了国家颁发的一类新药证书。这是中国医药的萌芽期，在这一时期，中国于1972年加入了WHO。

1996年，深圳科兴侯云德成功研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国际独创的国家I类新药——重组人干扰素α1b，打破了以往国内基因工程原创药品为零的尴尬局面。1998年，金赛的重组人生长激素问世，2000年之后，北京协和的双环醇、石药集团的丁苯酞、海特医药的鼠神经生长因子、赛百诺的今又生（我国第一款获批的基因治疗药物）相继出现。在初步发展期，中国于2001年加入了WTO。

这些药物在商业化中，有些取得了成功，还有些没能成功。但正是这些药物的探索，才有了下一个时期的收获。2005年以后，大批海归回国推进中国医药事业。

谈起激荡二十年，不得不提药明康德、泰格医药等一系列CRO的贡献，也跳不过从邓小平时代到现在一系列医药改革，还有诸多产业园区的合力推动。

划时代的先驱人物、里程碑事件不胜枚举。2005年甘李药业的重组甘精胰岛素、先声药业的恩度……2011年贝达药业丁列明的埃克替尼、恒瑞郭宗儒的艾瑞昔布，2014年微芯鲁先平的西达本胺、金赛药业金磊的聚乙二醇重组人生长激素，这些先驱都是激荡二十年的引领者。

在中国医药的方阵当中，他们是杰出代表，在场诸位也都是其中的一员。回顾这整个中国医药产业发展史，身处其中，我感到十分自豪。

2015年以后，中国医药进入爆发期。

一时间，多个替尼、多款PD-1、多款CAR-T问世。激荡20年中，我们看到太多重磅参与者的力量，俞德超、房健民、王印祥、郭宗儒、丁列明、潘爱华等等，君实、信达、恒瑞、百济再到后来的药明巨诺、南京驯鹿等一系列企业，均有卓越贡献。

回顾整段历史，我们反思为什么有大量的“模仿”？

假如看汽车行业崛起的三十年——从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到上汽，也依然在模仿。所以模仿不是问题，而是崛起的必然之路，我们今天需要思考的是将来如何突破。

要想创新，首先需要有“标准”，而模仿的过程就是在学懂“标准”。过去的二十年，把一个药物做化学修改，模仿做药的过程就是在学习这一系列的“标准”。

学到现在，已经没有一个东西可以让我们继续模仿，那么，真正的创新就开始了。

2

全球医药研发新格局

过去十年（2014-2024年），全球First-in-Class创新药共计获批180个，美国占绝对优势115款药物，占63.9%，中国仅有8款，但其中6款都是近五年内获批。

对外交易数据显示了全球对中国生物医药的认同，交易数量从2019年的11项暴涨到2024年的160项。

从交易额度来看，2023年对外交易额近2500亿元，首付款238亿元，数额庞大，约为一级市场总融资额一半。对外交易激增说明国外越发看重中国的研发制造能力。

再看交易产品类型变化，化学药、单抗、XDC、细胞、疫苗全面开花。重磅交易背后的真相是，相比西方，国际大牌MNC更为青睐中国低成本高质量的研发制造水平，中国基于Me-too创新药长期积累的毫不逊色的生产经验已获国际广泛认可。

如果说欧美是“研发创造性”创新大国，完成了“0到1”的突破；那么中国和日本可以称之为“研发制造性“创新大国，实现了“1到100”的量变。总的来说，现阶段中国已全面进入 “研发制造性”创新时代。二十年后，中国将转变成“研发创造性”的创新大国。

3

中国新药研发新特征

而在这个时代，我们要瞄准的最大的问题是时间。

在全球上市药物中，中国有约9-12年的差距，这才是我们的问题。

数据来源：药渡咨询

中国追赶的趋势已经逼近临界点。

重磅赛道以PD-1为例，PD-1的发现时间是1992年，2014年上市首个PD-1新药。欧美完成了10余年基础研究和10余年成药性研究，推动最早的两个药物上市。而中国2014年才入局，迅速“研发制造”出12款药物，成为全球该赛道的主要贡献者。

所以说，2014年开始我们进入的“爆发期”还是制造型创新的爆发，而不是创造型创新。

全球PD-1中国占了52%上市品种。百济神州的PD-1销售额很快超过100亿元。我们在制造性创新走出了君实、百济、恒瑞。制造性的创新引领了这个时代，也让我们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ADC赛道同样如此，欧美完成了“0-1”的研究，中国研发制造了“1-10”。

早在1900年ADC概念就提出了，中国近十年才进入这一领域。目前全球已上市XDC药物18个，中国市场获批8个。从全球管线分布情况来看，在IND到获批上市的310个XDC药物中，中国贡献了50%，是主要的贡献者。中国研发制造优势，为中国Biotech带来了丰厚的交易付款收入。

换句话说，我个人观点反对两个事情：一是我们马上就要原始创新，这不可能，因为科学原创和技术原创相辅相成。

第二，反对说Me-too、Me-better没有意义。我认为这是大有可为的，不容易的。

一个正确的观点是，我们正在稳步地、扎扎实实地走向一个新的时代，整个社会投资回报最大的板块就是生物医药。

钱就是现实。实际情况来看，我们的临床前差不多耗费4000万-6000万人民币，而默沙东、赛诺菲这些MNC都要耗费2亿～4亿美元，这就是中国和国外实实在在的差别。

有时候讲故事说一款药物10亿美元，用十年时间，这说的是国外大药企，不是你我。而现实是，如果我说要6000万人民币做临床前，他会问能不能2000万，这就是中国的现实，能顶天还要能立地。

我们走出了这样一条辉煌大道。同样的钱给到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团体，他们做的不可能比中国更好。

4

商业成功的保证

从数据来看，创新不一定决定商业化成功。现阶段，中国创新药商业价值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上市次序，或者对产品的“有限创新”。例如重磅赛道PD-1，国产品种抢进前三，销售总额赶超进口FIC药物。

问题在于，Me-too推出的够不够快。而前三名一定能拿到不错的商业回报。

Me-better其实非常难做，需要1.5倍的效果。一款肿瘤药如果6个月OS，Me-better至少要做到9个月。而全球一共1500个药物，First-in-class不过一百个。

过去，有限的研发支出倒逼Biotech降本增效，兼顾质量和速度， 现在中国Me 3+Better 1.5时代已到来，这是符合“研发制造型创新”时代的必然要求。未来只要资金充足，一定会做得更多更好。

这里插入一句，我还想告诉很多年轻的创业者，少看智慧老看资源，人年轻的时候创业肯定靠智慧，做得深入了，肯定看资源。

最后一点，与全球赛跑，必然需要我们深度拥抱数据和AI创新。药渡的Cyber AI模型已经发展了四年，今年即将接入整个药渡数据库。该模型基于大量药渡自有高质量结构化数据，以“MD-SLP”构建专业算法逻辑，可以产生具有全球IP和潜在成药性的全新分子。谢谢诸位！

长三角肺癌沪浙苏赣四驱动一体化建设

中国胸部肿瘤临床试验转化研究长三角模式探索

临床试验-转化研究闭环式研究平台建设

1.基因多平台检测平台搭建（转化研究）

2.样本库平台搭建（转化研究）

3.罕见靶点类器官模型临床前研究平台搭建（临床试验+转化研究）

4.罕见靶点富集互联网医院平台搭建（临床试验+转化研究）

心路历程

心路历程1:2019.12 长三角肺癌协作组成立

心路历程2:2020.04 长三角肺癌协作组临床试验招募启动

心路历程3:2020.07 长三角肺癌协作组青年医师巡讲团成立

心路历程4:2021.01 长三角肺癌协作组青年博士团队成立

心路历程5:2021.03 江苏省基层肺癌协作组成立

心路历程6:2021.04 长三角肺癌基因多平台检测实验室揭牌

心路历程7:2021.05 浙江省基层肺癌协作组成立

心路历程8：2021.07 长三角肺癌多中心研究样本库建立

泛长三角肺癌系列（致敬经典，传承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