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竟然不是获得知识的唯一途径

夜读 vol.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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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技术驱动的时代，人们很容易相信科学可以解决每一个谜题。毕竟，科学治愈了无数疾病，甚至把人类送上了太空。但正如乔纳·莱勒在这部闪耀的处女作中所指出的那样，科学并不是获得知识的惟一途径。事实上，在对大脑奥秘的探索过程中，艺术时常超越科学而捷足先登。在艺术与科学的角逐中，《普鲁斯特找到了记忆的秘密》揭示了艺术一次次胜出的扣人心弦的故事。

本文摘录自《普鲁斯特找到了记忆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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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只是对现实的不完美复制

时间存在，记忆亦存在。普鲁斯特的那些非虚构故事大部分都探索了时间是如何让记忆产生变化的，所以，时间和记忆就这样以相互依赖的方式存在着。就在普鲁斯特抿了一口椴树花蜜茶之前，他对读者们发出了这样一个令人心灰意冷的警告：“重拾记忆只是白费工夫，我们所有的才智都是徒劳……”为什么普鲁斯特认为旧日难寻，而重拾记忆亦是“白费工夫”呢？

这些问题正切中了普鲁斯特记忆理论的核心部分。简单地说，他相信我们的记忆是不可信的。尽管人们感觉这些记忆很真实，但其实它们只是一些经过精心设计的虚构之物。

以玛德琳蛋糕为例，普鲁斯特意识到在我们吃完点心的那一刻，瓷盘上留下的那一小撮点心渣儿就开始促使我们歪曲对点心的真实记忆了，其目的就是让这种记忆符合埋藏在我们潜意识中的个人叙事情结。因为“智力总是会重新加工我们的感受”，我们也总会因此篡改事实，使之适合自己所认定故事的需要。普鲁斯特因此警告我们，要以一些怀疑主义精神来谨慎地判断我们记忆中所含有的真实成分。

因此，普鲁斯特书中的叙述者也经常改变自己对人生百态所持记忆的描述，这种游移在对小说主人公的恋人艾伯丁的描写中尤其显著。在整部小说中，艾伯丁的美人痣从下巴移到了唇边，再就是到了眼睛下面的颧骨上。在其他任何一部小说中，这种“粗心”都会被看成是一个错误。但是在《追忆似水年华》这部小说中，记忆的不稳定性和不精确性恰恰成了小说的灵魂所在。普鲁斯特想让我们知道，我们永远也无从确定艾伯丁的美人痣到底长在哪里。普鲁斯特在一封写给雅克·里维尔（Jacques Rivière）的信中写道：“我有义务去描绘这些错误，而在同时我却不认为有必要挑明它们错误的性质。”因为任何记忆都会存在些许错误，所以没有必要把这些错误一一记录在案。

这则故事中奇怪的转折点是，现有的科学在普鲁斯特理论的背后发现了分子领域的一些真相。记忆的确是不可靠的。我们对往昔的记忆也并不完美。

弗洛伊德是首次科学地记录了记忆“不忠行为”的人。在进行精神治疗的过程中，他治疗过的女性患者有相当一部分都把神经性癔症（nervous hysteria）归因于童年时代所遭遇的性骚扰。为了解释她们略带羞意的自白，弗洛伊德不得不面对两种同样让人错愕的情况，要么是这些患者们都在撒谎，要么就是性骚扰在维也纳的中产阶级中稀松平常。最后，弗洛伊德意识到，真正的答案不是他在诊所之内就能寻找到的。精神治疗专家根本无法发现到底发生了什么，因为当这些患者们“回忆”起她们遭遇性骚扰的那一刻时，同时也在心灵深处创造着这段记忆。即使她们遭受性骚扰的故事是捏造的，这些患者实际上也并没有说谎，因为她们对自己口中说出的每一个词语都深信不疑。我们对往事的追忆都会带有一星半点的私心，不管它们是否发生过，大脑会让我们觉得这些记忆就是那么真实。

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神经学都追随着弗洛伊德在研究中树立的中立立场。虚构记忆的研究并不能引起神经学的兴趣，同样，对回忆过程是如何改变记忆的话题也丝毫引不起这些研究者的兴趣。科学家们设想，这些记忆知识被搁置在了大脑的储物架上，就像图书馆里落满灰尘的旧书一样。但是这种天真的设想终究不能对纷繁的问题予以解答。为了能够研究往昔的真实性，能够遵循我们的实际经历来理解自己的记忆，科学家们需要去直面记忆中幽灵般的谎言。

每一瞬间的记忆都是以改变两个神经细胞之间的联系开始的。第一个察觉到这一事实的是1906年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圣地亚哥·拉蒙-卡哈尔。卡哈尔的科学实验过程非常简单：他只是透过显微镜盯着薄薄的脑切片，然后让自己的想象纵横驰骋。（卡哈尔把他的科学称为“思维的腾跃”。）那时，科学家们认为人类大脑的神经细胞是以一种光滑无缝的网状结构连接在一起的。就像电线连成的回路一样。然而，卡哈尔却认为每个细胞实际上都是一座岛屿——一座完全被自己的细胞膜束缚起来的岛屿（直到20世纪50年代，人们才在电子显微镜的辅助下证实了这一观点的正确性）。然而，如果神经细胞并不接触彼此，那么它们是如何形成记忆、交换信息的呢？卡哈尔设想，那些被称为“突触间隙”的细胞间的空隙才是秘密的交流站点。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对地图的说法同样适用于大脑——最有趣的地方往往是一些空白处，因为变化就在那里发生。

卡哈尔是正确的。我们的记忆依靠突触力量微弱的变化而存在，它使得神经细胞间的交流更加轻松。最后的结果就是，当普鲁斯特品尝玛德琳蛋糕时，处于点心味道下游位置的那些与贡布雷和利奥妮（Leonie）姨妈相连的神经细胞都会亮起来。当这些相关细胞紧密地缠绕在一起时，记忆就这样产生了。神经学家并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但是他们却知道记忆的生成过程需要新的蛋白质。这的确很合乎逻辑——蛋白质是搭建生命的基石，而记忆的搭建同样也需要我们提供诸如此类的材料。时间长河中的某些瞬间就这样被纳入了大脑的巨厦之中。

但是，2000年，卡里姆·纳德、格伦·谢夫、约瑟夫·勒杜等人在纽约大学所做的一组令人惊叹的实验演示了记忆的过程本身也会改变你自己。

他们让小白鼠将大音量的噪声与微弱的电击联系在了一起，从而证明了自己的论断（只要事关疼痛，大脑总会学得很快）。正如所预料的那样，注射一种让新蛋白质停止产生的化学物质同样会预防小白鼠生成恐惧的记忆。因为它们的大脑不能够提前把自己所处的情景与电击相联系，所以突如其来的电击总是能够把它们吓一大跳。

然而，纳德、谢夫和勒杜又把这组简单的实验推进了一步。首先，他们确保了小白鼠对电击与噪声的前后联系有着非常稳固的记忆。他们期望这些啮齿动物在噪声响起时会害怕得缩成一团。在这种记忆稳固45天以后，他们再次把小白鼠放在了这种能够唤起恐惧感的噪声环境中，并把一种蛋白质抑制因子注射到其大脑内。这个实验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对时间的把握。实验者并没有阻断生成一段记忆的过程，而是恰好赶在小白鼠刚好要回忆起噪声意味着什么的时候给它们注射一些有害的化学物质，从而阻断了这一回忆过程。依据关于回忆的常规，似乎什么都不该发生。长期记忆应该存档在大脑中一个受保护的文件柜中，不依赖于任何提醒而存在。在有毒物质冲出细胞后，小白鼠应该记得恐惧才对，而噪声还应该让它们回想起被电击的情景。

可是事情却并非如此。当纳德和他的实验小组阻断了小白鼠在脑中重演那段充满恐惧的记忆时，原有的记忆也不见了踪迹。可见，仅在回忆过程中打断了一小下，就足以消除小白鼠的恐惧。这群小白鼠由此成了失忆者。

乍看上去，这项实验观察似乎很不协调。毕竟，我们喜欢把记忆想象成不可磨灭的印记，与回忆这个动作本身似乎根本不是一回事儿。但是记忆并不是这样的。事实上，它只在你上一次想起的时候才是真实的。你越是用力回想，记忆就会变得越不精确。

纳德的实验看似简单，却需要科学去重新想象回忆的过程。它把记忆视作一个永不休止的过程展现了出来，而不是作为一种毫无活力的信息储藏库。它向我们展示了我们回想任何事物时的情景，而此时记忆的神经细胞结构就已经产生了精细的改变，这个过程就叫作记忆的再巩固现象（reconsolidation）。弗洛伊德把这个过程叫作“事后性”（nachtraglichkeit）或者“溯及力”（retroactivity）。记忆是在原始刺激不在场的情况下改变的，它会变得越来越不取决于你所回想出的真实客观事实，而在于你本身所处的具体心境。所以，纯粹的客观记忆——那个如“实”反映了玛德琳蛋糕味道的记忆是你永远也无法知晓的。你回想起点心味道的那一刻，其实已经忘掉了它真正的滋味。

普鲁斯特预见性地发现了先行于记忆的再巩固现象。对于他来说，记忆就像一个个行文句子——它们永无止境地根据上下文情境的变化而变化。最后，普鲁斯特不仅成了一位热衷于多愁善感的人，还成了一位让人无法容忍的“改稿作家”。他在手稿的边上草草记下了一些文字，之后，当这些旁注密密麻麻地写满后，他又会在这一页补充一些文献资料，他甚至会把这些内容剪裁成一小张一小张的纸片贴在手稿上面。他写下的东西没有持久不变的。对于他来说，为了再修改作品而自掏腰包让印刷厂停印都是常有的事儿。

普鲁斯特的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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