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枚“东坡居士 老泉山人”朱红钤印现身记

今年三月，王国波在考证苏辙首用“泉城”代指济南过程中，意外发现苏洵和苏轼还围绕“老泉”别号的归属，存在到底是“父冒子号”还是“子犯父号”数百年之争。王国波先后发表《一幅国宝挑耳图考问传世三字经》《蓬莱阁作证：“老泉”就是苏轼晚年自号》。对此，眉山三苏祠博物馆迅速作出回应：“老泉”不是苏洵字号。然而，无论是“挑耳图》还是在蓬莱阁，人们看到的只是“东坡居士 老泉山人”的摹刻或拓片，没有发现更清晰、更直观、更确凿的朱红钤印。

今年六月中旬，中国古籍保护协会在国家图书馆举办古籍鉴定与定级培训班，王国波有幸被录用为培训班学员。在为期五天的培训中，王国波不断向国图古籍馆负责人以及古籍收藏、鉴定与保护的有关专家求证，并利用国图内部电脑和专家推荐的专业搜索引擎进行检索，得到的反馈是：苏轼的上石印目前收录了14方，都是法帖中的。只在馆藏碑帖文件里找到一方“东坡居士老泉山人”，和笔者提供的不完全一样，专家解释说应该是上石时各有偏差，但目前还没有查到钤在书画上的朱印。

功夫不负有心人，结合所学，历经二十天的关联比对和印证，终于在嘉德拍卖会、台北故宫博物院等处，发现了三枚苏轼留在书画上的“东坡居士 老泉山人”朱红钤印。

日本回流嘉德拍卖品：君谟墨妙

2024年6月8日，眉山三苏祠博物馆正式上线发布“三苏文化大数据库”，王国波第一时间登录查询，在《南宋泉州太守书法手卷拍出59.3万元》词条里，尽管收录的某报报道将北宋泉州太守蔡襄（字君谟）与南宋混为一谈，但发现两条重要线索，一是该拍品原为日本著名收藏家长尾甲所持有，系从海外回流的宋人墨宝真迹，二是与蔡襄同一时期的苏轼还在书后题跋，称蔡襄的字“书以君谟为第一”，并留下了一方“东坡居士老泉山人” 的鉴藏印。

无独有偶，不久前王国波曾注册了“雅昌拍卖图录”APP。果不其然，从中查到了2007年6月17日，嘉德四季第十期拍卖会将《蔡襄1049年作法书 手卷》拍出59.36万元，卷首有长尾甲题“君谟墨妙”，下方有8人题跋，其中就有苏轼和被誉为“一代书宗”的收藏家“姜立纲”的题跋和印章。拍卖信息显示，长尾甲所题“君谟墨妙”四个大字非常清晰，而蔡襄手书内容以及苏轼和姜立纲等人的题跋印章模糊不清。考证一时又陷于僵局。

王国波在“雅昌拍卖图录”APP中发现了作品题识：

皇祐元年秋八月望日，游湖上归。同诸僚友饮舟中。

既返寓邸，时月色满地，因书唐人李濋华赋，以寄予兴耳。

莆田蔡襄。

无疑，蔡襄的这幅手卷，书写的是唐人李濋华所作的赋，与月色有关。进一步检索，李濋华《月照方池赋》便出现了。再检索《月照方池赋》和蔡襄书法，一篇“细品《月照方池赋》，解读蔡襄书法的风雅往事”的微信推文格外引人注目，其中在第二章节“历代名家书评”就引用了苏东坡评价蔡襄书法，并附彩色图片，在东坡居士苏轼左侧，一枚“东坡居士 老泉山人”的朱印清晰可见。

蔡襄比苏轼大20多岁，曾同朝为官，同为“宋四家”，先后在杭州做官，苏轼赴杭州任中，蔡襄已去世六年。苏轼对蔡襄极为推崇，先后多次评价蔡襄作品，称他的书法作品“遂为本朝第一”。

蔡襄还曾两次在泉州为官，泉州著名的洛阳桥（万安桥）就是在他的主持下修建的，蔡襄自撰亲书的《万安桥记》碑，此碑不仅书法端庄沉着，而且文字精炼，工刻细致，誉为文、书、镌“三绝”。由洛阳桥联想到汉魏故城洛阳，晋代陆机曾作《洛阳记》，“泉城”二字首次出现城外诸观中，而唐末黄滔在《泉州开元寺佛殿碑刻记》中，首次用“泉城”代指泉州。二百多年后，苏辙在《逊往泉城获麦》《泉城田舍》中又用“泉城”代指济南，享誉至今。苏辙病故后，他的长子、自号涌泉先生的苏迟也到泉州为官，活到90岁高龄，不知对他亲身经历过的两个“泉城”评价如何，是否体会到黄滔、蔡襄对泉州“泉城”的赞美和眷恋。涌泉先生的“泉城”观留待今后研讨。

台北故宫博物院：苏轼自嘲自书《后杞菊赋》

在国图学习期间，古籍保护大家李致忠先生一再叮嘱，对古籍的考证鉴定，没有捷径可走，一要有深厚的知识储备，二要 有丰富的经验积累，三要不断优化考证能力。前面所叙从苏轼《跋君谟书赋》寻找“东坡居士老泉山人”朱印的过程，就是一个很好的验证。

古人在辨识“老泉”别号的由来和归属中，曾称在苏轼画作中看到“东坡居士老泉山人”朱印。那么，这幅画作体现的是什么内容？现在是否存世呢？

提起苏轼的画作，人们能够想到的是题材：古木和竹子。然而在传世的古木和竹子画作中，均未发现“东坡居士老泉山人”朱印。

在国图学习期间，老师曾推荐多款古籍考证检索利器，其中一款就叫“以观书法”。然而就在这款“以观书法”应用中，共展示了古代23位书画名家传世之作。在苏轼展示的书法和绘画之间，一个未曾听说过的作品名称出现了：《后杞菊赋》。打开一看，作品是一幅长卷，右半幅是花草，左半幅是书法。左半幅书法的标题是《后杞菊赋并序》，书法末端署名“坡翁”，“坡翁”二字为一枚“东坡居士老泉山人”朱印所覆盖。

这篇文章记叙逼真，谈论风生，颇有谐趣。

遥想当年在赴密州途中，苏轼将一首《沁园春 · 孤馆灯青》寄给在济南的苏辙。兄弟俩才华横溢，以当年轰动洛阳城的“二陆”自诩共勉：“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

然而到了密州，本想大施一番身手的苏轼，抗大旱，灭蝗灾，求弃婴，让这位新任太守疲惫不堪，甚至为一日三餐食不果腹犯难，竟和副职一起在城郊野外找野枸杞野山菊充饥。这才相信唐人陆龟蒙（自号天随子）曾靠杞菊充饥度日不是玩笑和瞎话：

天随生自言常食杞菊，及夏五月，枝叶老硬，气味苦涩，犹食不已。因作赋以自广。始余尝疑之，以为士不遇，穷约可也，至于饥饿嚼啮草木，则过矣。而余仕宦十有九年，家日益贫，衣食之奉，殆不如昔者。

及移守胶西，意且一饱，而斋厨索然，不堪其忧。日与通守刘君廷式，循古城废圃，求杞菊食之，扪腹而笑。然后知天随之言，可信不缪。作《后杞菊赋》以自嘲，且解之云。吁嗟先生，谁使汝坐堂上称太守？前宾客之造请，后掾属之趋走。朝衙达午，夕坐过酉。曾杯酒之不设，揽草木以诳口。对案颦蹙，举箸噎呕。昔阴将军设麦饭与葱叶，井丹推去而不齅。怪先生之眷眷，岂故山之无用？”

先生听然而笑曰：“人生一世，如屈伸肘。何者为贫？何者为富？何者为美？何者为陋？或糠覈而瓠肥，或粱肉而墨瘦。何侯方丈，庾郎三九。较丰约于梦寐，卒同归于一朽。吾方以杞为粮，以菊为糗。春食苗，夏食叶，秋食花实而冬食根，庶几乎西河、南阳之寿。

此文后被诬为“讥讽朝廷减削公使钱太甚”，成为“乌台诗案”罪证之一。

乌台诗案让苏轼因为文字吃了亏，他的作品已经不敢轻易拿出示人了。《前赤壁赋》写于元丰五年，而一年之后才因好友索要寄给好友“傅尧俞”，并在赋后题曰：“轼去岁作此赋，未尝轻出以示人，见者盖一二人而已。……多难畏事。钦之爱我，必深藏之不出也。”

这幅书画长卷，一是除了后世十几枚收藏章、鉴赏章外，无一人题跋。二是在标题中没有避讳，罕见出现了“并序”的“序”字。三是署名“坡翁”。这恰恰证明，这是苏轼晚年自书留作自我欣赏的，也就多少无所禁忌了。

该幅作品被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2023年9月，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办的《中国书法》杂志在“经典”版块推出：“无意于佳”——苏轼的理想与意趣，展示的第5幅作品就是苏轼行书后杞菊赋卷（第58-59页）。时过境迁，如今纪检系统纷纷引用该文，俨然成为新时代反腐倡廉、警钟长鸣的范文。

北京故宫博物院：东坡真迹副本再现《楚颂帖》

在苏轼传世作品中，历经摹刻翻刻，《楚颂帖》可能是人们见得版本最多、议论争议最多的作品了。这些版本，风格迥异，有的书风结体长方，恣肆狂怪，浮躁尖刻；有的结体扁平，天真中和，不骄不躁。有的题跋称呼得体，排列有序；有的题跋牵强附会，有作伪嫌疑。有的署名和钦印中规中矩，相得益彰；有的署名和钦印过于随意，无从考证。

目前普遍认为，《楚颂帖》的墨本真迹在明嘉靖时期还在，后来不知何时佚失了。

抛去其他疑点不议，仅钦印就有“苏轼之印”“子瞻”两枚同钦和“东坡居士老泉山人”一枚独钦两种，而“东坡居士老泉山人”就至少有钦印在落款“年十月”左侧、落款“七年十”左侧和落款“十月二日书”左下方三种之分。

近期有多个专家和网友在分享《楚颂帖》真伪辨别时，都出现了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本《楚颂帖》副本及副本刻本图片，“东坡居士老泉山人”的朱印依稀可见。

综上，苏轼日本回流拍卖品《跋君谟书赋》，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品《后杞菊赋》，以及北京故宫博物院《楚颂帖》，分别发现了苏轼“东坡居士老泉山人”的朱印，为旷日数百年之争的“父冒子号”和“子犯父号”提供了最有力的实证。

就在王国波即将完成本文时，数据库检索跳出如下文字：宋世几于人人有斋馆别号，有其名号，亦必镌之印章。苏轼有东坡居士老泉山人印、雪堂印。

这是商务印书馆在“民国期刊总辑全文数据库”中，转载的著名雕刻家沙孟海发表的文章《印学概论》，该文发表在1930年27卷第2期《东方杂志》。

“苏轼有东坡居士老泉山人印”出现在“斋馆别号印”一栏。

文/王国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