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甘肃一位艾滋病人的“痊愈”，揭开疾控中心的“遮羞布”

“世界上攻不下关来，花了十几亿的资金，这么富贵的病，在我身上就好了？你四年自己好了……”

直到接受采访时，李建平还是不敢相信自己就这样突然的“痊愈”了。

迄今为止，攻克艾滋病依然是全球性难题，就目前的医学水平来说，艾滋病还无法得到彻底根治。

可在甘肃天水，一位身患艾滋病4年的农民，却莫名康复了，不可谓不神奇。

这一切的背后究竟是医学奇迹还是人为捣鬼？随着事件的深入，竟意外揭开了疾控中心的遮羞布。

煎熬四年奇迹痊愈

2007年国庆节过后，一个非常普通的日子，已经受艾滋病煎熬四年之久的李建平正在自己的屋子里喝闷酒。

这已经不知道是他第多少次借酒消愁了。

这时一辆天水市疾控中心的车子缓缓开进了李建平所在的瓦寨村，这次来的只有五人，他们把车停在李建平家门前，下车后径直走进了李建平的屋子。

李建平正趁着微醺斜躺在沙发上，看见来人他下意识的把袖子挽起来，以为是又要抽血化验，但转念一想还没到抽血的日子，便询问他们这次的来意。

对方是来给送李建平一床被子，还有两百元。做完这些事后，其中一名工作人员淡淡地说道：

“小李呀，有个事我得跟你说一说，你病好了。”

听到这个消息，李建平顿觉不敢相信，他拿起桌上的酒抿了一大口，缓了大半天才跟工作人员说：“这个病能好么？”

一个患上艾滋病四年的人，竟然就这样好了，换在谁的身上都会觉得不可思议，

且李建平这四年里除了抽血化验，几乎没有接受任何医疗手段的帮助，他的艾滋病竟然就这样神奇般的“痊愈”了？

工作人员也看出了李建平眼神里的难以置信，语气中带有一些局促的说道：“你看小李，这个世界上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

解释到最后，就连他也觉得有点解释不通。

说到这里，李建平还是不敢相信，于是他让人把村支部书记李贵海找来，让工作人员当着村支部书记的面，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

而对方也跟着照做了，只是话刚说完，这五人便上车离开了瓦寨村，只留下李建平一人呆呆的坐在沙发上，连出门送一下都没有。

他的心里五味杂陈，本来病好了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不过那可是人人闻之色变的艾滋病啊！

一句简单的“你的病好了”，实在让李建平难以接受，究竟是喜是悲他一时也说不清楚。

直到当天下午，李建平才缓过劲来，虽然一切都来的莫名其妙，但病好了就是好了，他想到这里又重新振奋起来。

随即李建平找到自己的好友，也是同村的村民，将自己病好的消息告诉了对方。

朋友见他神采奕奕，一身酒气，同样难以置信的问到：“你是不是喝醉了，你的病还能好？你上我这开玩笑来了？”

李建平见朋友不相信，留下一句“等着”就一溜烟跑了出去。

不多时，他带着村支部书记李贵海来到了朋友家，让书记把上午疾控中心工作人员的话一字不落的又复述了一遍。

朋友还是将信将疑的说：“你是不是给李贵海买了条烟，让他帮着你说假话？”

事实上他朋友的担心也不无道理，一来是全世界都没有艾滋病人能自然康复的消息，这个病得上就等同于绝症。

二来李建平的儿子早已长大成人，早早便打工挣钱。

眼看就到了娶媳妇的年纪，李建平肯定是不想让女方家里知道有他这么个艾滋病人，这才让村支部书记出面帮他说假话。

面对乡亲们的种种质疑，李建平的内心也产生了一定的怀疑：自己的艾滋病到底好没好？

为了探求事情的真相，尽管这种艾滋病的化验检查价格不菲，李建平决定再到天水市疾控中心做一次检查，也好放心。

在焦急等待检查结果时，李建平再次体会了五味杂陈的煎熬，他希望自己的病能好，只有这样他才能回归正常的生活。

好在化验结果当天就出来了，他的各项身体指标都很正常，也没有检测出HIV病毒，CD4细胞指数也处于正常水平。

这也就表明，他是个健康的正常人。看着手里的化验单，李建平喜极而泣。

回想起这四年来的煎熬，没有人知道他在被告知患上艾滋病的这四年里，面对着怎样的生理和精神压力，更没人知道李建平这四年都失去了哪些宝贵的东西。

得艾滋病后的生活

可能谁都没有想到，李建平患上艾滋病的起因，竟源于一次善举。

那是在2003年9月，李建平得知自己的一位同村好友因病住院，向来与人为善而又极重义气的他自然要到医院探望。

看着病床上高烧不退的好友，李建平的心里很不是滋味，他知道朋友家里人丁单薄，于是就主动留下来陪床照顾。

也正是在此期间，医生告诉李建平，他这朋友可能得的是艾滋病。

随后他的这位朋友抽血后，血样直接被拿到兰州去化验，结果一出来，还真就是艾滋病。

得了艾滋病，病情进展又这么快，医院就劝李建平将朋友带回家去，再治也不会有什么起色，只能给病人平添痛苦。

他随即就带朋友办了出院。回到村子里，李建平依然日夜照顾朋友，直到对方生命的最后一刻。

可没曾想，李建平的这番善举彻底改变了他的后半生。

瓦寨村只有一千多名村民，却出了个艾滋病人，这在当时足以引起当地疾控中心的高度重视。

不久之后，县疾控中心派出工作人员到瓦寨村进行全体抽血检测。

短短一周之后，疾控中心的车再次来到瓦寨村，径直停在李建平家门前，引起了全村人的围观。

下来的工作人员神色凝重，直接找到了李建平说道：“李建平，你得有个心理准备，你得上艾滋病了。”

闻听此言，李建平顿觉天塌地陷，一屁股坐在沙发上，怎么挣扎都起不来。

疾控中心的人走后，李建平思考了很多，而他首先要面对的就是自己的家人。

妻子张女商是个普通的农民，他自己在外面拉土鸡蛋挣钱，两个儿子都在上学，学习成绩还很不错。

李建平火速将妻子和两个孩子都送到疾控中心抽血检查，索性他们都没有问题。

疾控中心出于防疫的考虑，将李建平患病的事告诉了村支部书记李贵海。但此时这条消息对瓦寨村村民来说，早已经不是什么新闻。

“头一周才抽过血，然后就来车去了他家，怎么看都是他得上这病了。”村里的人这样议论着。

从那之后，村子里的人见了李建平就像躲瘟神一样，离他远远的。

李建平的父母、大哥和所有的亲戚也慢慢与他断了来往，李建平的家虽然在村子中间的位置，却已经自动被村民们划为了孤岛。

慢慢的，李建平的妻子和孩子生活也受到了影响。张女商每次出门买菜都被人从后面指指点点，孩子们在学校上课也面对着同学们的风言风语。

可事实上，为了不传染给家人，李建平早已和妻儿分房睡觉，他的一切生活用品都是单独成套，就连饭菜都是妻子给他放在门口。

一家人就以这样的生活方式割裂开来，整整四年，一家人连年夜饭都没有一起吃过。

对李建平来说，最难熬的还是自己的心理压力。村民们的漠然与躲避，与家人一起生活却咫尺天涯，这一切都让李建平痛不欲生。

张女商眼见李建平日益消沉，便把存折拿出来，让他爱怎么花怎么花，想去哪里就去哪里。

李建平拿了钱，想着自己命不久矣，便欣然接受了妻子的建议。

随后的一年里，他走过了自己之前去过的所有地方，见了许多好友，甚至还奢侈的住了一次几千元一晚的总统套房。

花钱的日子过得很快，但李建平的心中依旧十分苦闷，再加上当时钱已经花的差不多，李建平便又回到家中休养。

可当他再次回到家中，村民们对他依然避之不及，心情烦乱之下，李建平动了轻生的念头。

这天晚上他将妻子叫到身边说道：“我这个病治不好，倒不如一了百了，我打算找个僻静没人的地方，你不必再来找我。”

张女商听后惊得说不出话来，但她知道李建平心中的郁闷，也不好说什么再刺激他。随后的一周时间里，她每天跟着李建平出门，生怕他干傻事。

终于张女商也熬不住了，她从县城买了一包老鼠药，做饭的时候一股脑的倒进了饭里，拿着就对李建平说：

“这是掺了老鼠药的饭，一会孩子先吃，他们倒下之后咱们再吃，咱们一家人死也要死在一起。”

李建平顿时哑口无言，此后再不敢说什么轻生的话了。

也就在不久之后，李建平邻村的一个女艾滋病患者，因为受不了精神压力而选择割腕自杀。

相比之下，李建平是幸运的，他好歹熬过了这四年时间，并等来了自己病愈的消息。

但就在李建平拿到自己检查结果的同时，他也得知了一个惊天的秘密：原来天水市疾控中心早在2006年就已经确认他HIV阴性的事了。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疾控中心的遮羞布

李建平得知这件事的时候，一些疑点也涌上他的心头。

首先是县里经常会举办一些艾滋病人的交流会，起初李建平一直在受邀之列，但从2006年开始，他被邀请的次数就渐渐减少，最后干脆就不邀请他了。

其次就是对他们一家人的抽血检测。

在刚被告知患有艾滋病时，县疾控中心定时定点对他们一家，尤其是李建平的妻子进行血液采样，而这在2006年后也逐渐减少，直至最后消失。

最后就是对李建平个人的血液检测，这一点倒是非常规律，每三个月一次的抽血检查一直在进行。

但李建平直到“痊愈”才想起来，从2003年第一次进行检测后到2007年他一共进行跟踪血液采样16次，疾控中心从来没有给过他任何的病情检测报告，就连血样检测化验单自己都未见过一张。

从被宣布为艾滋病患者开始，就一直都是由各级疾控中心的负责人和工作人员口头告知李建平本人。

结合他得到的结果和以上诸多怀疑，李建平认为自己可能从一开始就没得病，这四年遭的罪完全是疾控中心为他带来的无妄之灾。

想到这里，李建平决定必须要给自己讨个说法。

这四年里他在乡亲面前抬不起头，在儿子面前说不上话，这种日子也给他带来了巨大的身心煎熬。

而疾控中心只是轻描淡写的一句，“你的病已经好了”，任谁都无法接受。

于是李建平找到了县疾控中心的刘宝录主任，要求查看他这四年来的化验单，但这位刘主任却压根不给他看，还解释“化验结果并没有保存”。

对方的语气和说辞里无不流露出对李建平的敷衍，他这次讨要说法不成，反而受了一肚子气。

县疾控中心得不到结果，李建平直接找到了省疾控中心的席主任，而这次他终于得到了正面回答：

“你第一次抽血检测确实是阳性，但随后的检查都是阴性。”

这又不禁让李建平回想起2006年的时候，县疾控中心的刘主任曾找到自己，给了他一种名为“扶正驱毒丸”的药物，说是能控制病情。

意志消沉的李建平得知有药，很高兴的就接受了。而在服药过程中，他也出现了头晕、呕吐等症状，这一度让李建平以为自己的病情加重命不久矣。

而紧随其后，刘主任便登上了当地的一家小报纸，说自己研发了一种治疗艾滋病的药物，经过测试发现很有成效。

将这一切都串联起来后，李建平终于意识到：原来刘主任一直都知道他没病，但却把自己变成了“艾滋病人”，并让自己给他试验药品。

想通一切的李建平怒不可遏，他决定将省市县三级疾控中心全部告上法庭，并要求310万元的赔款。

但在此案审理的过程中，刘主任坚称自己并不知道他没病的事，而且李建平提供的都只是疑点而没有实际证据，最终法院驳回了李建平的请求。

整整四年，又经过了两年的维权，原本事业家庭双丰收的李建平耗尽家财，两个儿子也因为他的关系过早走上社会打工。

四年里他饱受屈辱，背后的真相竟是如此荒诞，而李建平因错失证据连个说法都没讨到，实在令人唏嘘不已。

一个人的生命虽是有限的，但以这样的形式摧毁了李建平的后半生，谁又该为他的不幸来买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