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台独”头目刺杀蒋介石，蒋介石：谁搞“台独”我搞谁脑袋

前言

一天，一辆摩托车在台北市的大街上疾驰而过，突然一个急转弯，直直冲向台北市中山路5号的蒋经国官邸。

不知从哪冒出了两个便衣大汉，一下将他揪了下来，一脚将他踢飞，重摔在地，随后他被五花大绑，扔到会客室接受审问。

“你是什么人？为何要冲撞大门？”
“我叫岳安，是台北警察局的一名刑警，我有十分要紧的事情，求见经国先生！”

从他身上搜出的证件也表明他的身份和所言非虚，于是便问道：“你有什么事，可以同我讲。”岳安急了，必须要求见到蒋经国后才能说。

没多久，岳安被带到了蒋经国的面前，蒋经国询问岳安究竟有什么要紧事要见自己，岳安深吸一口气，说道：“有人要暗杀蒋‘总统’！”

那么，岳安口中的刺客究竟是谁呢？又为何会选择刺杀蒋介石呢？

深夜的不速之客

1961年10月31日，蒋经国官邸外一片寂静，只能听到卫队换岗来回走动的声音。此时已接近午夜时分，蒋经国正坐在办公室处理手中的文件。

正在这时，一个卫队队长来到了蒋经国的办公室，向他报告有人要见他。蒋经国闻声，并没有抬头，询问到：“哦？什么人？”

卫队队长，犹豫了下，说道：“是......一个小人物......”

蒋经国这时不禁有一丝好奇，深更半夜地，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来拜访，这里戒备这么森严，也是有点本事的。

岳安之所以选择这种莽撞的方式求见蒋经国，也是知道他这里戒备森严的，更何况自己的身份地位，恐怕也不会见自己，便想出了这么个“奇招”。

不一会儿，卫队长急匆匆地走了进来，将岳安身上的镣铐解开，让他坐在沙发上静静等待蒋经国的召见。

没多久，岳安便被带到了蒋经国面前，蒋经国看着眼前这个陌生的面孔，难免有些好奇，但表面上仍旧是不动声色询问着岳安到底有何要紧事。

岳安深吸一口气，沉声道：“有人要暗杀蒋‘总统’！”蒋经国的神情立刻变得紧张起来，忙声询问着：“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岳安便一五一十地告诉了蒋经国：“他叫郑松焘，从日本来......”

蒋经国强忍着内心的颤动，听完岳安的叙述后，立刻下令叫人将岳安带去了休息室。

随后，他迅速拨通了父亲蒋介石的官邸电话，紧急调派人员加大警卫力度，严禁任何人接近。

等一切都已安排妥当后，已经是凌晨两点多了，蒋介石早已睡下。蒋经国带着人迅速抵达了父亲的官邸，院内外的所有人员都已进入了一级戒备状态。

蒋经国轻声来到了父亲的卧室门外，蒋介石醒后，不禁感到有些惊讶，儿子怎么会在这个时间来找自己。

蒋经国简单地将情况解释了一遍，并将岳安的话转述给了蒋介石听。蒋介石听后大怒：“这个姓郑的什么来历？”

蒋经国答道：“现在暂时还不清楚，不过已经派人前去调查了，相信很快便会有结果。”

与此同时，毛人凤也在紧盯着郑松焘的行动，在他身处的酒店外伏击。只不过不知何时，郑松焘已悄然离开，不知去向。

“谁搞“台独”我搞他脑袋！”

岳安为什么会对郑松焘的刺杀了如指掌呢？岳安和郑松焘是从小玩到大的朋友，两人在上学期间一直都是同班同学，所以关系也十分要好。

在“二·二八事件”时，郑松焘上了逮捕名单，还是在岳安的帮助下，郑松焘才免受牢狱之灾。

对于这样的救命之恩，郑松焘心里很是感激。哪怕在之后郑松焘去日本后，两人也联系不断，常常给岳安寄去钱财。

一天，岳安得知自己多年不见的老朋友要回国，多年不见，自是十分亲热，当晚在外一同用餐。

郑松焘表示自己这些年在报社工作，此次回国就是因为报社新开了一个栏目，发表台湾的一些政治要员的日常生活，因自己常年不在国内，所以希望岳安可以帮忙。

这些年来，虽不常见面，但彼此时间友谊不减，而且郑松焘身在国外，仍挂念自己，还常常给自己寄钱财，对于老友的请求，岳安自是答应。

郑松焘让岳安从蒋介石介绍起，蒋介石是在台湾的地位不低，在台湾是个大人物了，介绍他并不奇怪，于是岳安便告知了一切他所了解的。

包括蒋介石的住所、警卫情况、常去的地方、所坐的车等等。

郑松焘还盘算好了自己的退路，不管到时候行刺成功与否，他必然不能以正经的方式离岛，便事先找人安排好了偷渡事宜。

此时，他从报纸上看到了蒋介石这两天要演讲的新闻，郑松焘决定，从这天开始实施他的计划。

因为来台湾时查的严，所以没有机会带手枪，而岳安正好是警察局的刑警，手中有两把配枪，便以自己要去龟山岛，用手枪防身为由，借走了手枪和子弹。

岳安此时已经开始怀疑了，龟山岛也不是什么荒郊野岭的，不需要用手枪防身啊。

他回想起郑松焘这段时间的反常行为：不断询问关于蒋介石的事情，对蒋介石的活动规律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这一切的一切，都让岳安开始意识到事情的不对劲。根据他多年的刑警经验，断定此事绝不是巧合！

这一切直指蒋介石，那么郑松焘只有一个目的：刺杀蒋介石！这个想法在岳安的脑子里呼之欲出。他再也坐不住了，思来想去还是找蒋经国报告比较妥当。

郑松焘也知道自己的举动必然会引起怀疑，当晚便一路尾随岳安，发现他果然来到了蒋经国的官邸。

郑松焘一下就明白了，那么回酒店是不可能的了，三十六计，走位上计，匆忙打车离开了。

另一边，台湾岛内的所有公路都布满了警察，来往的车辆一一接受审查，对郑松焘展开追捕，但寻了几天，始终一无所获。

对郑松焘的通讯也查探了一番，一通电话引起了调查人员的警觉。这通电话打到日本横滨，电话那头是日籍华人廖文毅。

调查后发现，郑松焘是被高额黄金诱惑，并不是廖文毅的幕僚，而他现在早已逃回了日本。

蒋介石听完这些汇报后，怒而拍桌：“廖文毅果真是胆大妄为！他搞“台湾独立”，我搞他的脑袋！”

廖文毅又是谁呢？他为什么要刺杀蒋介石呢？廖文毅是个土生土长的台湾人，他也是最早搞“台湾独立”的人。

他的身后有美国撑腰，在1950年的时候还在日本成立了“台湾民主党”，自封为“主席”，还探访欧美等国多地开扩大自己的影响。

蒋介石来到台湾后，虽一直与共产党不对付，但并不想搞祖国分裂，他对于“台独”分子是十分痛恨的，还严打“台独”活动。

廖文毅

自从蒋介石父子来到台湾后，势力也就愈发庞大，廖文毅认为，只要蒋介石一死，那么中华民国也会随之垮台，他的“台湾共和国”也可以成立。

随后找来了一名刺客，他就是郑松焘，廖文毅许诺刺杀成功，赏一千两黄金，且不管成功与否，都会有一笔不菲的赏金。

刺杀未果，身死异乡

蒋介石虽然很想派人前往日本将廖文毅灭口，但要知道，廖文毅的背后有美国人撑腰，假设他身死，那么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一番考虑下，蒋经国提出了一个《行动方案》，虽然不能直接将廖文毅灭口，但可以来一出“杀鸡儆猴”。

如果蒋介石这边对于刺杀一事，毫无作为，便会助涨廖文毅的嚣张气焰，很有可能会再派人行刺杀一事。

而将郑松焘灭口，表明不是无作为，而是不屑于，不把廖文毅放在眼里，这也是对他最好的警告。

郑松焘刺杀未果回到日本后，每天胆战心惊，枪不离身，他知道蒋介石的手段，现在肯定有无数双眼睛在盯着自己。

他开始后悔，后悔自己当初为什么没经受住诱惑而行刺杀一事，这下好了，不仅自己每天过得担心受怕，就连妻儿也保护不了。

没多久，郑松焘接到了廖文毅的一通电话，电话那头廖文毅大骂郑松焘是废物，郑松焘气不打一处来。

对着廖文毅就是一通辱骂，廖文毅不以为然，哈哈大笑表示：“哪怕你想放弃‘杀手’身份过平稳日子，恐怕台湾方面不会放弃你吧！”说完便直接挂断了电话。

蒋介石这边，派出了三名特工，前往日本行刺杀一事。其中李铮铮是一名女特工，她的势力也不容小觑。

经过几天的跟踪调查，也摸清了郑松焘的情况，从他几点几分乘车，到他常去那个店吃饭，都一一摸清了。

三人开始商量行动方案，最初是想着一人直接开枪射击，其余两人打掩护。这个方案的风险太大，被毙掉了。

第二个方案是由李铮铮去郑松焘常去的餐馆打工，趁机投毒，不动声色地将他杀死在餐馆。

这个计划假设真要行动起来，难度也不小。在日本有一项规定，外国人想要在餐馆打工，就要有日本公民来作担保。

找个普通民众的话，大概也不会愿意；而与之有关系的话，是可以担保，他们是相安无事离开了，那人就有麻烦了。于是第二个方案也被否决。

三人一直从午夜想到的清晨，终于有了一个可行的方案：在郑松焘坐地铁时下手，李铮铮作为女性，接近他应该不会引起怀疑，其余两人则在一旁辅助。

1961年11月29日清晨，郑松焘向往常一样来到地铁站，其中一名特工在经过郑松焘身边时，趁其不注意扔了个香蕉皮。

与此同时，李铮铮乔装打扮成了乡下女子，手中拿着一张写有日语的纸，用蹩脚的日语跟郑松焘打招呼。

郑松焘并没有对身边这名乡下姑娘心生警惕，认为她就是来问路的。此时一名特务用日语说着：“阿川，你在哪里？”

声音之大，郑松焘也被吸引，也回头查看。就在此时，李铮铮趁他注意力分散，一把将他推下了轨道。

郑松焘被车直接从身上碾压了过去，因为站台人多，尽管警方极力搜寻，始终一无所获，最终也不了了之。

结语

廖文毅听闻了这则新闻后，心中大惊，这什么意思？这不就是警告自己吗！最终给自己吓到医院里，也不再叫喊着“台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