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如何成为中国革命落脚点与出发点？

1947年12月25日在杨家沟，毛泽东发表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提出了中国历史的转折点、中国革命的转折点。毛泽东认为最大的“转折”就是人心向背——蒋介石失去了民心，但民心也不会直接倾向中国共产党，还需要中国共产党做正确的事情才能争取民心。争取民心的关键就在于统一战线，要把工、农、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尽可能团结，努力做到既不“左”也不“右”。一天之后，毛泽东在小小的杨家沟，迎来了自己的生日。

杨家沟会议合影

专访 | 韩毓海：厚重的传统融进了中国革命者的血液

长江日报记者 李煦

来源：长江日报

在迎来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之际，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韩毓海的新作《风起陕甘宁》由三联书店刊行。《风起陕甘宁》聚焦延安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及这一时期的中国革命，运用丰富的史料，追问陕甘宁对中国革命的塑造。

长江日报《读+》周刊专访了韩毓海教授。

那场瓢泼大雨让他怀想当年

《风起陕甘宁》这本书源自韩毓海2020年秋在陕北的考察。考察期间，博学而口音极重的陕北老人“讲古”和干旱地区杨家沟（1947年底的中共中央所在地）的一场大雨给韩毓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是那场大雨，让韩毓海联想起毛泽东同志转战陕北时行军的场景。

顺着这里的人和这片土地的面貌、性格思考，韩毓海不断追问：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为什么能成功？便有了这本书。

韩毓海认为：自隋炀帝开运河，中国发展大势转向，加之宋代丝绸之路断绝，上郡、陇右便随着秦皇汉武，仿佛永远地留在了李白、杜甫的诗篇里。直到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经腊子口出巴蜀进陇右，在榜罗镇与徐海东会合，在那里，中央开会，果断结束了陕北的肃反，中央红军直驱吴起镇。尘封千年的历史就此打开，中国共产党人就这样走进了周秦汉唐的龙兴之地，被黄土覆盖的上郡、陇右，也就此有了新的名字——陕甘宁。

韩毓海写道：“风起陕甘宁，直白地说，一是指造成黄土文明的大风，二是指中国革命形成的共产党人的优良作风。”

什么是“优良作风”？“简而言之，我个人理解，那就是自己小米饭还吃不饱，却操心着天下兴亡、亿万苍生。”

在陕北感悟历史密码

本书正文分为五篇，分别是《杨家沟》《大地上的学问》《波罗》《王学文》与《结合》。在这五篇中，作者把史学的严谨和文学的激情并举，结合自己对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入理解，深入浅出地总结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走向成功的经验。

对于中国共产党何以胜利，韩毓海提出了以下因素。

信仰的力量是首要的、关键因素。除了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陕北这片土地也是关学“为天地立心”的精神和佛家所追寻“波罗”（陕北地名，佛教用语“光明”）播种的土壤。“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正是在这里，众多青年志士舍弃优渥生活，走上了“老爷起义要当鞋匠”的革命道路，为了中华民族的光明努力奋斗。

做好治理体系规划、掌握治理能力也是中国共产党成功的重要因素。韩毓海认为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发展了大国治理体系，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能够发展出“人类命运共同体”。

传统文化对共产党人经济理念与经济活动的影响也至关重要。从革命时期的经济活动到今日提倡的共同富裕，为何中国共产党人总是无私的，总是不同于买办阶层的“发财”？因为“经济”二字自古以来就是“经邦济民”。以王学文为代表的党内经济工作者们，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和黑格尔及马克思的经济思想结合，主张经济本身不是目的，经济发展是为了人类的自由和解放。

最后一篇名为“结合”，即指要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而延安正是这个结合发生的地方，这也是对全书的总结。延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逐渐找到中国革命的方向与道路，反对教条主义，看重中国革命斗争的具体经验。陕甘宁地区是中国传统文化积淀最为厚重的区域之一，这里的人勤劳、憨厚，具备传统文化中的许多优点，这些特质也滋养着此一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强调“要为真理而斗争”的马克思主义和注重实践、注重和谐的中华文明结合了，这才可能造就“人类文明的新形态”。

1937年6月，延安，左起：拉铁摩尔、菲利普·贾菲、毛泽东、艾格尼斯·贾菲、毕森、海伦·斯诺

《风起陕甘宁》从地域文化、地方性格的角度解读中国革命，对延安时期的党的历史和中国革命问题的许多解读极具洞见，行文旁征博引，读来酣畅淋漓。

【访谈】

在杨家沟提出了“转折点”

读+：陕甘宁革命遗址甚多，开篇为什么选择了此前相对着墨不多的杨家沟，您在杨家沟看到了什么？

韩毓海：杨家沟这个地方虽然小，但自有其传奇色彩。

首先，党中央转战陕北期间，杨家沟是毛泽东同志停留时间最长的地点。1947年12月25日在杨家沟，毛泽东发表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提出了中国历史的转折点、中国革命的转折点。毛泽东认为最大的“转折”就是人心向背——蒋介石失去了民心，但民心也不会直接倾向中国共产党，还需要中国共产党做正确的事情才能争取民心。争取民心的关键就在于统一战线，要把工、农、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尽可能团结，努力做到既不“左”也不“右”。一天之后，毛泽东在小小的杨家沟，迎来了自己的生日。

其次，毛泽东同志在杨家沟还说过，我们这个党，一旦顺利些，就要犯“左”的错误；一旦受挫折，就要犯“右”的错误，我们什么时候做到不“左”也不“右”，做到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做到不断坚持真理，不断修正错误，我们党就真的成熟了。事实上这一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也表现出了强大的纠错能力，证明我们党确实成熟了。1948年解放区的土改工作出现了过“左”的倾向，党中央就能及时纠正，让农民真正拥护共产党。我们党，第一是坚定的理想信念和铁的纪律，这是列宁主义党的原则；第二是坚持实事求是，反映在革命者的性格上，就是灵活性、实践性、坚韧性、长期性或者长久性，而其中的根本，就是毛主席说的“会拐弯”，能讲辩证法，在坚持真理的同时，能够不断修正错误。

杨家沟革命旧址

2020年8月6日，榆林市委党史研究室同志安排我去杨家沟参观，出门就下雨，他说，陕北的雨，都下不大，凡是干旱的地方，雨都下不长。结果是他犯了“经验主义错误”，雨哗哗下了一天，是瓢泼大雨，快到杨家沟，雨大得看不清前方，土生土长的司机都迷了路。杨家沟纪念馆的馆长，一名女同志，因为急着来迎接我们，车掉沟里，好在人没事，我则淋成了水鸭子。当时我就想，毛主席转战陕北那会儿，没车，当时他已经是55岁的人，那行军场面真是波澜壮阔。

波罗堡书写一段革命传奇

读+：书中有一篇就叫“波罗”，这个地名与当地似乎有些反差，这个地名，以及这里发生的故事，激发了您哪些思考？

韩毓海：延安和榆林，一南一北，是陕北的柱石，榆林所辖诸县市里，向南直线方向，正对着延安的，就是横山。横山并不是一座山，而是一条山脉，是陇山山脉的分支，它从甘肃六盘山出发，穿宁夏，进陕北，一路绵延浩荡，奔向黄河岸边。枣湾、羊圈、干沟子、土洞、沙梁、柠条山……横山一路所及，扑面而来的，大都是这些土得掉渣的名字，对我而言，唯一例外的地名，其实只有一个，那就是波罗。波罗这个名字仿佛是从历史中跳出来，让你不由得眼前一亮。

“波罗”这个名字当然是外来的，它取自“般若波罗蜜”。“波罗”来自佛家讲的“般若波罗蜜”，“般若”意为智慧，“波罗”指光明、美好的世界，“蜜”的意思是去，合在一起就是引领你去光明、美好世界的智慧。

当地有古城堡一座，名波罗堡。1946年10月13日凌晨，驻守横山的国民党二十二军一部和陕北保安部队大部共5000余人，在时任国民党陕北保安指挥部副总指挥胡景铎、时任国民党晋陕绥司令部少将参议胡希仲等人的率领下，于波罗堡通电全国，宣布起义，投向延安。横山起义爆发，使得陕北的大部分地区，一朝回到了共产党手中，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事件。胡景铎、胡希仲叔侄都是富平人，年少时和习仲勋同窗，并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即便分属两个阵营也多年保持联系。陕西的传统文化很深厚，胡氏叔侄在这种氛围下，始终都是爱国的，也始终愿意和人民站在一起。因此当契机出现，他们果断地投向光明。

韩毓海（右一）在榆林的波罗堡探访当地乡贤

这段历史往事说明什么呢？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土地上革命，受中国传统影响很深，也正是这样的中国传统为革命阵营输送了无数优秀的革命者——其间不乏胡氏叔侄这样愿意为劳苦大众奉献的精英。

从“造山运动”到“结合的力量”

读+：陕北既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又是中国革命的圣地，这里面隐藏着怎样的密码？

韩毓海：6500万年前的造山运动导致青藏高原隆起，喜马拉雅山、昆仑山、秦岭等东西向的山脉陆续形成，对大气环流产生了极为重大的影响，导致了东亚大陆季风气候。大风卷起中亚地区广袤戈壁沙漠中的尘埃颗粒，滚滚向东，日夜不息地塑造着我们的世界。

“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由于大兴安岭、太行山、阴山、贺兰山和祁连山等一系列高山的层层屏障，滚滚东去的季风风力渐渐减弱，如万马奔腾般的尘埃与颗粒，被如雨般抛洒下来，其后，又不知历经几万年，漫山遍野的野马尘埃日积月累，形成了黄土高原。

土壤是农业的命脉与根基。细腻的黄土是风成的堆积物，颗粒小，结构疏松。原始人类发现，用简易的石质、木质乃至骨质工具，就可以轻松翻开黄土，而这就是黄土高原的易耕性。相对来说，南方的红土因含铁而坚硬，在没有铁质工具之前，很难耕耘。至于北方的黑土地，其固然肥沃，但土层只有1米。在黄土高原上，大风造就的黄土的堆积，最厚之处超过了400米，而这就是黄土高原的自肥性。

杨家沟

有了天赐的黄土，有了浩荡的黄河，在浩荡黄河的转弯处，形成了巨大的天然盐池，这是尧舜最早的建都之处。中华文明从一开始就是与游牧文明相对的定居文明，需要成员参加公共劳动。在生存资源的分配争夺之中，出现了中国最早的国家治理体系。

我们现在强调“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要做好“两个结合”，需要始终坚守两个“脉”，即马克思主义的“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陕北就能代表这“两个结合”。

第一个“结合”可以说就是在陕北完成的，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做到不“左”也不“右”，做到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做到不断坚持真理，不断修正错误。在延安时期以前，因为第一个“结合”做得不好，革命工作曾经遭受过很多挫折、吃过很多亏，正是这些经验教训让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革命者意识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缺一不可，必须做到实事求是。

第二个“结合”可以说是陕北厚重的中国传统融进了中国革命者的血液——永远心系天下苍生、为穷苦百姓奉献。这让我们党从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努力争取社会各阶层的支持，吸纳有益于革命的各种力量，最终取得革命胜利。

【选摘】

在陕北实现“起承转合”

陕北是中国革命的落脚点，也是出发点，中国革命与陕北革命之间的关系、与陕甘宁根据地之间的关系，被毛泽东精彩地概括为起承转合的关系。1945年2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的报告中，这样感慨万千地说到了陕甘宁边区：

“我们要认识这个陕甘宁边区，它有缺点，叫做‘地广人稀，经济落后’，但是只有陕北根据地保留下来了，其他的根据地都丢了。陕甘宁边区的作用非常大，我说它是中国革命的一个枢纽，中国革命的起承转合点。长征结束以后，起是从这个地方起的，转也是从这个地方转的。万里长征，脚走痛了，跑到这个地方休息一下，叫做落脚点。我们不是要永远住在这里，这个地方是落脚点，同时又是出发点。”

毛泽东在转战陕北途中

所谓起承转合，是说陕北革命既继承了中国革命的基本特点，又重塑了中国革命、陕北的性格；既融入了此前中国革命的风格，也重塑了中国共产党、红军和中国革命的性格。正是这种“起承转合”，使这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既闪耀着理想主义的光芒，又具有了中国黄土地的宽厚与博大，使得革命者的性格中，既有了毫不妥协的斗争意志，又有了同志式的温暖和浓烈的人间情怀。

如果用共产党人自己（或者毛泽东的语言）来说，就是使全党认识到，要使得革命胜利，就既要坚定地进行武装斗争、阶级斗争、民族斗争，同时，又必须灵活而广泛地建立“统一战线”，对于每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来说，既要讲共产党人纯洁的理想信念，有严格的纪律与原则，同时又要讲中华文明深邃博大的“人情世故”。

既要团结紧张，也要生动活泼。

共产党人当然要敢于斗争，但是斗争的目的是团结，竞争的目标是互助。这个信念，毛泽东自青年时代就坚信不疑。

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真理与中华文明的优秀成分相结合——这两个“结合”，就是毛泽东所谓“起承转合”的要害所在。

因为这种起承转合，中国共产党走向了成熟，红军走向了成熟，中国革命走向了成熟。从中国革命这种“起承转合”的大势来看，陕北革命对于中国革命的转变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特别是西北地区党和军队的领导人，经历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和张国焘机会主义路线的残酷迫害，对于这两个错误路线的认识是刻骨铭心的，从而对于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的认识，同样是刻骨铭心的。

正是在陕北，党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团结。陕北时代，甚至是毛泽东本人的性格发生重要转变的时期。贺子珍后来曾经回忆说，遵义会议之后，特别是瓦窑堡会议之后，毛泽东的性格是有很大变化的。此前，他困惑于自己的主张正确，而往往不被同志们所接受，因此而苦闷，乃至焦躁；遵义会议之后，特别是长征到达陕北之后，毛泽东变得更为细致、更为温和、更加有耐心，乃至更加幽默，对同志更加包容。他更为深刻地认识到，党内的分歧，应该通过耐心细致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来解决。尤其重要的是，他深刻地认识到，肃反的那一套，对同志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那一套，对于党的伤害极大，共产党要前进，就必须处理好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之间的关系，阶级斗争不能扩大化，尤其不能扩大为党内和无产阶级内部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正是在陕北，毛泽东成为党的团结的象征，也正是在陕北，毛泽东终于得到了全党同志的一致拥护与衷心爱戴。

1948年4月22日，西北野战军收复延安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首先是与中国这一方水土的结合，特别是与中国革命的落脚点、出发点——陕北这方水土的结合。

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能结出什么样的果实，关键在于我们脚下的土地。一方面军到达陕北时不过八千人，现在我们的几十万军队、两百万党员，就是在陕北这块黄土地上长出来的。

究竟什么是陕北的性格？什么是陕北革命者区别于一般革命者的比较特殊的性格？这种性格，又是怎样融入了中国革命的性格，怎样改变了、塑造着中国革命的风格？

实际上，许多人都曾经带着这样的问题，不远万里访问过陕北，两年前，我也是带着这样的问题，第一次访问陕北，集中到访了榆林、吴堡、米脂、绥德这些充满传说的地方，接触了鼻音浓重、庄重幽默、保守浪漫的陕北人，天天吃着“黄灿灿的油糕热腾腾的馍”，听着信天游，在黄土高坡上奔驰了一个星期。

我日益感到，陕北革命与中国革命，陕北的性格与中国革命的性格——这个“普遍性与特殊性”问题，对于理解中国共产党苦难辉煌的历史，对于理解中国革命波澜壮阔的历史，极其重要。这是打开中国革命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关系的钥匙，也是理解陕北是中国革命落脚点与出发点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