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惠雯：海外生活二十年，我只用汉语写作 ｜ 创作者访谈

文｜渡水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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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离散（Diaspora）代表一种身份和状态，张惠雯对此的诠释可以有两种。她是美国第一代华人移民作家，在英语环境进行了二十年中文写作，作品均在国内发表。她也是远离职场环境、写作者群体和组织，把重心放在家庭的主妇和妈妈。

采访因她最新出版的中篇小说集《美人》而起，却是半年多前出版短篇小说集《在北方》时联系上，她特意约了我们“下一次”的聊天。可以说这是一位产出稳定的作家，最近五年有三本小说集面市，业内反响均不错。但再往前，也有过长达三年的中断，背后是她两份“相似的工作”——写作和处理家务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

张惠雯住在美国波士顿，接受采访时是早上，她刚送完今年九岁的儿子上小学。谈到孩子刚出生那三年，自己时刻盯着他，担心磕了碰了，极度紧张和不从容，什么也写不了，只好完全搁置；孩子三岁后，心态轻松起来，日常围绕更显琐碎的家务，间隙中写作，反而比生孩子前闲暇的那些年写得更沉浸和高效，找到了真正的平衡。谈起这些，她的语气里没有抱怨或着急解释的意思，反而是一种想要激励可能同样分身乏术的创作者的热肠。“不需要太焦虑，”她说，“写作中断过后还是可以回归的，而且可以是以更好的状态回归。我觉得我三年没写，再回来，写得比以前更好了。”

作家张惠雯和儿子

张惠雯的写作历程长，经历过一些变化。早年她是先锋小说家，作品带有魔幻现实色彩，后来转向写实，以移民题材为主（《在南方》《在北方》），间有还乡主题的故事（《两次相遇》《飞鸟和池鱼》《美人》）。她说，这是自己精神世界的两部分，有时想想家乡，有时思索当下所在的地方。在美国的生活也分两个阶段。2018年前，她和丈夫生活在休斯敦，阴郁、芜杂的南方城市，她喜欢宅在家里，那个阶段的小说有更多华人移民的孤独感。后来搬到北方城市，出诗人梭罗、思想家爱默生的新英格兰地区，她开始更多在户外散步，同时期当了妈妈，小说里多了母亲的身影。

现在，她在移民、还乡两种体裁中间穿插着写，写作很随心，不给自己规定工作时长和完成字数，连写几天后，会休息几个星期。为了不让写作成为“苦差事”，她也暂时没有写长篇的计划。不常与人来往，偶尔会到藏书丰富的朋友、在美国韦尔斯利学院任教的学者宋明炜家里借点书。张惠雯是翻译小说爱好者，沉迷纸书，会反复读经典十几二十遍以上，不太接受当下流行的有声书等方式。也许受偏静态和原教旨的阅读与生活习惯的影响，她的小说也呈现出沉静又扎实的匠气，被作家、诗人杨庆祥评为善于发掘日常琐碎中的“诗意”。

诗意的写作中有抒情，有真实的人和事，但她有意地不涉观念与政治。写作乃至口头表达都有书卷气的作家，有一种远离世俗纷争的清淡。但早在MSN时代，她就经常与作家徐则臣激烈争论社会问题，“极有立场，泾渭分明”，这些年，她也在创作之余为新加坡《联合早报》撰写思想专栏，有一篇论美国大选的文章在华人群体中间流传。但思想归思想，写作上，她持有泾渭分明的态度，“小说家最不应该把人物当传声筒，表达自己的某些先进观念。”

她也关注女性主义思潮，但还是在《美人》中写下几位不够具备“现代女性意识”的女主角。写前，她就预感被骂，但仍然坚持自己的审美态度：有些电视剧中出现的“女‘霸总’”形象是不真实的，有些轻易评判别人不够“女权”的行为也是过度追求“正确”。“我非常赞赏、支持女性主义，我认为女性必须征得和男人平等的权利，但是我没有必要在小说里宣扬我的女性思想，”张惠雯说，“我认为小说家首先要去独立地求‘真’。”

02

这位女性作家自己的故事也是从“求真”开始。大学时，因不想应要求剪短发拒绝参加军训，转而拿着奖学金去了新加坡留学；在新加坡国立商学院，又在一众踌躇满志成为金融才俊的男同学中间“开小差”，搞文学创作。毕业后，她在当地一家物流研究所工作了两年，业务轻松、待遇优厚，但觉得“为了谋生找一个饭碗是对生命的一种浪费”。于是正式辞职，每天花两、三个小时做兼职的咨询项目，其余时间“有点迷惘，有点动摇，但还是决定走自己的路”地写小说。

和她的同龄好友、马来西亚华人作家黎紫书成名的路径类似，张惠雯大学时开始参加文学奖，毕业前就拿到三个奖项、三笔丰厚的奖金，这些外部的认可也让她对自己能当一个小说家有了确认。全职写作从2003年开始，她连续参加了两届当时最权威的新加坡金笔奖。第一篇获奖作叫《徭役场》，当时还没有形成自我语言的新人用一种“不讨好”的写法，模仿沈从文的笔调——张惠雯生在知识家庭，有几位兄姐，从小在他们的书架上读了很多中国古典诗词、现当代作家，发现其中五四时期的小说沾染时代风气，她对“别人都去做什么，他（沈从文）不去跟风”、书写自己独特审美观的《边城》尤其偏爱。

成名的过程，张惠雯归为“运气好”。新加坡金笔奖每年会邀请一位中国作家任评委，她参加的那两届，第一届的中国评委是苏童，第二届是余华。《徭役场》之后，第二篇获奖小说叫《水晶孩童》，因为其魔幻现实主义风格，受到余华的青睐，专门要了张惠雯的邮箱，问她是否愿意被推荐给《收获》发表。那时她还不知道这是多么重量的刊物。由此相当于正式在国内“出道”，有了更多文学期刊的约稿。

张惠雯在出版社签书

回溯写作历程时，她也谈到自己写作心态向来平稳，“松弛”，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不需要靠写作来养活自己”。商科专业背景，让她自始有较高收入的渠道，哪怕是不工作的头几年经济缩紧了些，也不至影响温饱。2006年，她和现在的丈夫住在一起，2008年两人步入婚姻，因其工作调动到美国生活定居，隔了六年才要孩子，家庭新的分工是不需要她再去工作，可以自由写作。为此她的写作也有更大的自主权，对于什么时候写出下一本书、与什么出版社合作能够促进书的销量，都相当随性，更不用说写什么样的、是否有市场潜力的题材了。她笑哈哈地说自己是一个不那么努力的人，“别说让我很费劲地开拓海外市场了，我对打开中国出版市场也不怎么在意。”

这样的心态也让她保持了写作目的的单纯：写好，让自己满意，有一些理解和喜欢自己的读者。写好是一个高标准，张惠雯希望自己写出漂亮的汉语，二十多年一直只进行母语写作，但不那么容易。一方面，新加坡、美国都是英语环境，她需要阅读很多英文，时间久了也影响表达句式，所以每次写小说前后会专门找一段时间集中读中文书。另一方面是作为妈妈的感触，华人移民家庭中，二代会说中文的都很少，很多父母和孩子用英文交流。张惠雯这方面比较敏感，她和丈夫、儿子坚持在家里只说中文，训练自己的写作语言，也让小男孩回国时能够和表亲很好地交流。

《美人》，也是写给家乡的抒情诗，她说。23年是她和家人疫情后第一次回国，哥哥还兴奋地向她指认了书里的某个角色是谁、另一个又是谁。和亲人们聊共同回忆，也是她现在生活中的乐趣之一。最重要的是写作带来的快乐一直都在，“每当我终于放下了日常的杂务，可以开始写点儿东西的时候，我都会由衷地感到快乐，就像一种“回归”，回归到我真正属于的地方。而每当我开始写一篇新的小说的时候，它总是给我一种全新的快乐，一种“初见”的快乐。”

三明治：第一篇《美人》、第一个美人何丽的故事，为什么选择用儿童视角来讲述？“我”小时候和长大后是两种眼光，如何在文学技巧上更好地处理这两种叙述视角？

张惠雯：在这个故事里，童年视角只是提供了一个小说开头的场景，引出何丽这个人物。作为讲述者的“我”是“美人”生活的旁观者之一，“我”如果是大人，对她的观看可能会含有欲望的杂质，但“我”是一个小孩，看到了很漂亮很美的成年人，心里会有憧憬、仰望的成分。而且，当“我”还是小孩的时候，她们都是年轻人，当“我”是一个中年人了，她们也都老去了，这种旁观里又有了更深的感慨。如果我直接去讲“美人”的故事也是可以的，但我觉得有“我”这样一个旁观叙事者的参与，对于讲述过去时代的故事，会增加一点儿诗意和小说的层次感。

写小说的人应该有进入不同的人物，用不同的视角来叙述的能力，对于同一个人物的不同年龄阶段的叙述也是一样。当我选择儿童视角时，我必须能够像个真正的孩子一样，当我回到成人的叙事，我就要马上进入成年人的思维和感受，然后去很真诚地写出来。我觉得这首先是一种感同身受的能力，或者说共情能力，而不是一种文学技巧。如果不具备共情能力，我觉得有再多文学技巧，也还是写不出来好的感受的。

三明治：后记里提到，这几个故事的主角、美人们不太具备先进的“现代女性意识”，而更多是“本能的生活意识”，这与当下的文化潮流和许多新近的文艺作品中描绘的女性形象不太一样。为什么在现在书写这样的女性角色，她们又是否、如何具备“女性力量”？

张惠雯：我在后记里提到“现代女性意识”，其实是有一点儿反讽意思的，我想到的是最近几年大热的电视剧里，某些依照观念创造出来的不真实的、刻板的女性形象。我写《美人》的时候也预感到我会被一些人骂，因为书里的主人公不那么符合“正确”标准，她们没有摆脱情感和家庭的束缚，没有获得和男性可分庭抗礼的物质或职业意义上的成功。但小说家最不应该把人物当传声筒，去表达自己的某些先进观念。我绝对承认我是一个女性主义作家，我非常赞赏、支持女性主义，认为女性必须争得和男人平等的权利，但是我不希望拿我的小说去宣传我这些思想。我的创作是创作，思想是思想，如果我想要传播我的思想，我可以去写随笔、社论，不需要把它写到小说里。我坚持这一点：我在小说里要写的是真实的人，不是“正确”的人。我对所谓现在的思想潮流、热门话题都不太在意，我认为小说家要去独立地“求真”。

而且，回到我所写的80年代末、90年代初，这些女性已经有很强的女性意识，体现在她们的生活态度上、所做的选择上。比如丽娜虽然生活在封闭小县城里，但心态很开放，敢于表现自己的美丽性感，敢于和外地人自由恋爱；红霞为了更辽阔的视野和不一样的生活，扔掉了自己在税务局的铁饭碗，这不是比现在很多挤破头进体制的人还勇敢吗？在八九十年代，她们都是很有女性自觉意识的，我们不能够用今天的标准去衡量三十年前的人。

三明治：看到“本能的生活意识”时，我先想到的是我的姥姥、妈妈，没有先锋思想的女性，在今天也是真实存在的，但她们好像开始在文艺作品中越来越隐形了，或不被读者所喜欢。

张惠雯：所以我说我是用反讽的意思去讲现代女性意识，因为我觉得现在很多人把它当成一种抽象的理论、一种教条、一种去judge别人“你够不够有现代女性意识”的武器，这个我很反对。女性主义不是抽象的理论或主义，它最后还是要落实到个体的生命中来，落实到生活里来。与各种理论、口号相比，我更在意的是女性特有的柔韧、顽强的生命力，我觉得这种力量才是女性主义的基石。很多女性身上有这种力量，包括你说到的老一辈的女性，即便她们不懂得当今热门的那些名词和定义。

三明治：跳出“我”的视角，您本人对于这本书中“美”这个字眼是怎样看待的？

张惠雯：《美人》这三个故事算是我写给家乡的抒情诗，对我来说，是追忆童年那些岁月。那个时候的环境、人，和现在很不一样。尤其我觉得我们今天的审美好像出了一些问题，当我看到朋友圈里那些过度美颜的照片，就会感慨，我们把“美”极度地夸张化和虚假化了，我觉得美首先是要真实、自然的。所以这本书可能也是我对于今天我们应该如何看待“美”的一种反思。

我有一次看《圆桌派》，窦文涛的一句话，我觉得特别有道理，就是当一个人有审美的时候，有的事情他就不太会去做，并不是说道德上的对错判断使他不去做，而是他觉得这个事情太丑，他如果做了会显得丑恶，所以不去做。所以我觉得审美对人是有一定的提升和净化作用的，我很看重这个。

三明治：在现在的这个环境，可能很难真正地培养出好的审美了。

张惠雯：所以要找到一种更有效的方法，比如读一些好的书，这可能比天天刷短视频对个人审美的培养要有效得多。我觉得人总是有选择的，就看你愿不愿意去做出选择。看短视频或者爽剧会带来一种爽感，很多人就要眼前的这种爽，但过后其实更空虚。当你去读一本书，可能在读的过程中要费一些气力，因为它是有复杂性的，当你读懂了、理解了其中的复杂，它会给你更多精神上的满足感。要有一定的意志力作出选择和决断。比如我今天只看两个小时的微信，其他时间不看，我今天要读书，我必须读一个小时。不这样的话，你很难抵抗这个时代对你的主宰。大家都有随波逐流的欲望，随波逐流最easy，你什么都不用选择，不用决定，但是最后可能会非常地空虚、痛苦。

阅读中的张惠雯

三明治：在您的阅读经验中，哪些算是比较男性化的小说？什么地方让您觉得具有男性化的特征？

张惠雯：男性化的小说比比皆是吧，毕竟十九世纪下半叶以前，女作家相当少。举经典文学的例子的话，我会先想到狄更斯，当然，海明威也是。狄更斯的小说《大卫·科波菲尔》就是以男性为中心、重点描摹男性精神世界的小说。如果举中文世界比较畅销的小说的例子，金庸的小说也是很男性化的。男性化小说里的一个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其中对女性的塑造也是依据男性的心理和嗜好的。我并不是批判他们，在那样的年代，男作家从他们自己的视角出发写男性化的小说，也属正常，只是我们同时需要更多一些女性主义小说，和真实的、不是按照男性好恶来塑造的女性角色来平衡。

三明治：如何理解《美人》中对男性角色的塑造？在何丽这样一个美人的生命里，他们好像都有一些“渣男”的意味。

张惠雯：我觉得他们是真实存在的男人。我见过李晨光这样的人，很深情，但也很软弱，不能够给女性有力的保护。孙向东这样的人我也见过，他可能很爱你，但是他不能够原谅你的过去，那些过去总是在刺伤他。宋斌是一个贪官，利用职权对女性进行了性骚扰，同时他一旦喜欢你，又会为你做很多。这些男人，我想，今天还是存在的，也很难说他们是“渣男”。

我记得钱钟书说过一句话，很多人说的好色的人根本配不上好色这个词。真正的好色是巴尔扎克写过的于洛男爵，愿意为了色倾家荡产。但是我们现在通常所说的好色，就是耍流氓、占占便宜，不愿意付出代价，我觉得这叫“渣男”。《包法利夫人》写的才是“渣男”，最后包法利夫人去找他们借钱，没有一个人借给她。但你不能想象，《包法利夫人》里，爱玛那些情人才比较“渣”，爱玛走投无路时找人借钱，没有人借给她。我觉得“渣男”首先有个前提就是薄情寡义，但是我塑造的男性角色还是有一定情义的。

三明治：您小说里对人性复杂或者细微之处的一种洞察，很多地方写得还挺细的，我读的时候会感到背后的作者对人或者人性有更多的理解和包容。

张惠雯：大部分人都是复杂的，不是完全坏，也不是完全好，都是在中间的比较多。我认为好作家要悲天悯人，好的写作首先要理解人，人就是各种各样的毛病的综合体。

三明治：您的《在南方》让我想到美国作家蒂姆·高特罗的《信号》，语言气质和故事质地有相通之处。能否谈谈当下的美国南、北方写作有什么样的差异？您到美国生活后，主要受到哪些作家作品的影响？

张惠雯：我听说过高特罗的大名，但是还没读过他的小说，有机会会找来读一读。我读当代作者不太多，尤其是新书不多。我也尝试读过一些热门的新书，比如近几年获得布克奖的，但大多数会让我有点失望。我会想，有那么多经典的好书在那儿，有的我还没有读过，有的我需要重读，干嘛去读这些？当然，我也不是完全排斥新书和当代作家，如果有信任的人推荐，我就会读一读。我信任的作家比如帕慕克、库切这些，出新书了我都会读。还有爱尔兰小说家比如托宾、威廉·特雷弗、吉根……我都很喜欢读。美国南方作家，除了老福克纳是我一读再读的，我也很喜欢奥康纳。

不过最影响我的作家，从我2000年初开始写作就始终是这么几个人：福楼拜、契诃夫、乔伊斯、普鲁斯特、亨利·詹姆斯、卡夫卡……他们是我的“古典”大师。后来的作家，比如加缪、福克纳、博尔赫斯、卡尔维诺、马尔克斯、科塔·萨尔、米兰·昆德拉也给了我很多启示，他们对我进行了小说的“现代性”的教育。这种影响是具有某种文学价值的塑造意义的，可能在我写作的最初几年里就已经定型了。再后来的作家，比如我前面提到的那些喜欢的、更当代的作家，他们也会给我一些新东西、新刺激，但是主要的影响还是来自于这两个群体。

三明治：为什么对布克奖失望？

张惠雯：这涉及到我为什么更喜欢读经典，因为经典是经过了几十年、上百年的淘汰，还能留下来的东西，它必然非常能够耐得住时间。但是最近的一些书给我的感觉，首先是语言方面，写得都没那么好，我从中读不到很吸引我的、很独特的地方。比如我读石黑一雄的《远山淡影》或者《长日将尽》，我能看到非常独特的、属于他自己的东西。

另外，我不知道是不是跟现在西方普遍的创意写作课有关，我能感觉到一种结构和风格上的雷同，或者说写作课培养的方式已经深入到文学创作者的意识里去了？他们所写的题材或者找到的话题点，让我觉得有点俗套、模式化。比如说大家正在关注某个话题，他们写的东西就有点回应这种社会议题。但是这样的文学很容易过时的。比如我现在看很多五四时期的小说，就不是那么想看了，反而沈从文的《边城》更耐得住时间。梭罗说过一句话，要关注永不过时的事物，我觉得文学是一种艺术，我们更要关注不会过时的东西，而不能说现在这个社会有什么议题值得关注，我们就去写这个。

三明治：《水晶孩童》发表后，2000年初，您就提到过虚构与非虚构边界的问题，说自己排斥用“新闻体”写新闻故事，更喜欢在真实中融入小说的氛围、节奏、意境。就这几年的阅读写作经验而言，对非虚构、虚构有什么新的看法吗？

张惠雯：我经常会读《纽约客》、《大西洋月刊》，上面刊载一些长篇调查，其实就是非虚构嘛，它是一种新闻性质的作品。我一直希望自己把对政治或者社会问题的关注，和自己的文学分开一些，但是因为我本身是读商学院的，对一些事件的分析视角会和文学出身的作者不太一样，所以除了小说，有时候也会给新闻报刊、公众号写一些社论类文章，只是写得比较少。

其实小说里都会藏有真实事件和人物，只是小说家不会完全复制这种真实，有时候是截取一个真实事情的片段、一个真实的人的一面，或者把几个真实的东西再加工，生成一种新的虚构的东西。总之，处理的手法很多。我觉得只要存在虚构的成分，就成为了虚构文学。

现在写小说的人去写非虚构的也不少。但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只是我个人的观察，未必对，一般小说写得好的作家，写非虚构基本上都会写得不错，但一直从事非虚构写作的作家，开始写小说，可能就未必行。也许虚构总是更难一些。因为虚构本身已经包含了对真实材料的处理，但非虚构却不需要虚构的技巧。

三明治：我想起另一位美国华人女性写作者李翊云，她是英文写作者，作品《我要走了吗》去年才第一次被引进国内。相反，您大学起经受英文教育，正式写作也是从海外开始的，但二十多年来一直用母语写作，为什么？一直以来用什么方式保持母语写作的鲜活度？

张惠雯：我经常被问到这个问题：为什么用母语写作？我自己经常想用一个反问来回答：为什么不用母语来写作？我的意思是，用母语写作，这对一个人来说难道不是最自然而然的事吗？

如果来认真地说说，我觉得是否使用外语来写作，这也许不只是个人喜好这么简单的问题，有时候，它和生活、职业的需要相关。多年前，我读到过哈金写的一篇随笔，其中提到他为什么开始用英语写作。他说因为他要在美国谋生，他就只能用英文写作。我觉得这是个非常诚实的说法，因为如果你要在美国大学得到一份教职，或者要作为本地作家有一份版税收入，那你就只能用英文写作。所以有一些打算在国外有文学职业发展的人，会转向英文写作。但我们从未听说像余华、苏童这样的作家会想要改成英语写作，因为他们没有这种需要。李翊云的方式当然也是一个原因，我相信有人会更喜欢用外语书写，或者说觉得那样更能自由地表达。如果读过一些她的未经翻译的作品，可能会更明白我的意思。我知道一些别的海外作家是这样的，就是当他/她想要写某些特殊的题材时，因为其禁忌性，会转向英文写作。

但对我来说，似乎还没有这类的理由或动机。我是个家庭主妇，不需要通过写作来在国外谋职或谋生；其次，我对于打开西方市场兴趣也不大。那我就仍用我的母语来写作，它对我来说最自然、最熟悉。我十七岁以后就生活在国外，我在学业上、生活中需要经常使用英语，我觉得这已经够了。

至于怎么保持母语的鲜活度，我想起前不久阎连科老师读了《美人》，夸赞对话的部分非常有生活的肉感。我说，多年不在国内生活，担心写得不够真实。他说，可能正因为我离家远，才能“恢复”这种生活和记忆。我想，对于语言的记忆也许一样，今天的语言可能未必比我记忆中的语言更鲜活、更纯粹。我觉得像我这样在祖国生活到十几岁的人，保留对母语的鲜活记忆不是太大的问题。我喜爱的小说家纳博科夫、诗人米沃什，他们虽然离开祖国多年，依然能写出最好的俄语和波兰语。

三明治：听起来您很重视语言。不进行英文写作，或者双语写作，是否也有担心影响到自己中文写作的语言或者语感这方面的考量？

张惠雯：会有。虽然我不用英文写，但是我用英文读，如果一段时间我读的都是英文，再去写中文的时候，是会有一些问题的，我就发现我的语言不太对了，可能是这个词用不对了，或者那个句式是英文的句式。所以我每次开始用中文写一篇小说之前，必须要读一些中文的书，把语言的感觉给拉回来。

我特别在意写作的语言是否纯正。我一直坚持深度的中文阅读，也希望尽量避免写作有“翻译腔”的问题。有人说我是用书面语在写作，我想是的，我对语言的一个要求就是想使它比较有诗意。我有个小野心，就是一定要写出漂亮的汉语。

其实我还有一个想法是，把欧美的东西和汉语结合起来，创造出一种比较新的汉语语言。但是这种汉语不能太轻浮，又不能有官腔。因为我发现我们现在很多汉语是有官腔的，官话太多，我觉得要把这种油腻的东西给去掉。

三明治：前面您说，对打开西方市场没有特别大的兴趣，为什么？

张惠雯：我对市场就是没有兴趣的。以前有人说，你要是写某个题材，能多卖几千册。也有比较厉害的出版社来找我，说你这本书给我们出版，我们可以给你多印一万册。对我来说，书的销量也是收入，但是我不太在意它多卖或者少卖。

我的目的很简单，就是写出好的、让自己满意的小说。如果能有一些读者去喜欢、去读，就可以了。所以别说让我很费劲地去打开西方市场了，我对中国市场都没有太大兴趣。我觉得市场跟我没太大关系。我就是一个匠人，我把我的作品写出来，至于谁去买、卖的怎么样，那是别人的事情。

可能我这样说，有人会说“你站着说话不腰疼”，但是这就是真实的状况——为什么我不太在意市场？因为我不靠这个挣钱，我不需要用写作来养活自己。

三明治：非文学科班出身，您早期在写作上是如何自我学习和训练的？

张惠雯：我从小就爱读文学书，这个爱好从小学持续到大学。我的阅读比较随心所欲。小学时，我特别喜欢读中国古典诗词。初中以后，我开始着迷翻译文学。那时候我读了不少古典小说，比如司汤达、屠格涅夫、契诃夫。但我也读了不少翻译诗歌，包括更加现代的诗歌，从波德莱尔到叶芝，还有蒙塔莱、埃利蒂斯、聂鲁达……我觉得阅读诗歌可能给予了我很好的语言上的训练。到了大学，自然而然地就开始尝试写作了。

我想，长期的阅读是最好的写作训练。只有长期的阅读，才能让你产生一种文学的辨别能力。有的人会说，我分不出好书、坏书，那是因为你读的还是不够多。有了文学的辨别能力，才有可能写出一点儿像样的东西，慢慢也会产生出来自己独特的文学观。

三明治：可以讲讲您的文学观吗？

张惠雯：我的文学观就是，好的小说是有音乐性的，有一种像音乐似的、循环往复的效果。当你读了好的小说之后，它的一些场景、语言、人物，会在你的脑海中不停地重现。当你读了不好的小说之后，可能追的时候也很爽，但是读完你就忘记了。所以好的小说肯定是难忘的，就像好的电影镜头一样。我考验一本小说好不好，就会看它耐不耐读。比如我认为好的小说，我可以读几十遍，但是我认为平庸的小说，读一遍就够了。

三明治：《在北方》出版后，您说过没有写长篇的计划，为了不把写作变成“苦差事”，现在还是这样想吗？怎么样保持住写作会带来的热情和快乐的感觉？

张惠雯：很不好意思地说，我现在还是没有写长篇的想法和计划。我想，还是继续等待吧。因为写长篇是一个很漫长的工作，如果我并没有写长篇的欲望，却为了写一个长篇而去写，就会把写作变成任务和苦差事。

我好像也没有想过怎样去保持写作的热情和快乐这件事。我觉得这就像你真爱一个人，那种热情和快乐会一直都在，只是可能随着时间，表现方式不一样了，但是它不会消失。每当我终于放下了日常的杂务，可以开始写点儿东西的时候，我都会由衷地感到快乐，就像一种“回归”，回归到我真正属于的地方。而每当我开始写一篇新的小说的时候，它总是给我一种全新的快乐，一种“初见”的快乐。

三明治：您职业写作二十年了，对写作如何持续有什么经验吗？因为长久写作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注意力被生活中其他事情分散了，或者经济的原因写不下去了，等等。

张惠雯：我有孩子了之后，写作中断了三年。我觉得首先要明白，你遇到的可能是暂时性的问题，不是什么天要塌下来的大事。你要明白，人不可能什么都拥有，在人生不同的阶段，你可能要把侧重点放在不同的地方，这是很正常的。所以我觉得不需要太焦虑。如果你现在没有精力去写作，或者你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那你就先去做更重要的事情。

因为如果你真的爱写作，当你有时间、有条件的时候，你还是会回来的。真正的写作欲望，抵挡得了暂时性的中断。所以还是要真的爱它，以及相信自己，给自己更长的时间。而如果你并不是那么喜欢写作，你也没有必要因为它，非常消耗自己的精力和时间，你就去做别的事情，这是比较洒脱的做法。

总之，写作中断过后还是可以回归的，而且可以是以更好的状态回归。我觉得我三年没写，再回来，写得比以前更好了，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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