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令员和政委两首长，作战时意见相左怎么办？罗帅的做法堪称表率

1948年10月2日，北平地下党获悉的有关敌人调动情报，辗转到达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手中，其实这份情报并不算很详细，大概意思是傅作义在老蒋的压力下，已经同意向山海关外派出援兵，第一批海运葫芦岛的包括新五军及独立第95师。

而究竟后续还会有多少部队出动，尚未有准确消息，这就是导致林彪战役决心发生动摇的“华北敌人增兵四个师”的出处。

此时已经是10月2日的黄昏时分，东北野战军司令部的专列刚刚停靠在郑家屯车站，晚饭后参谋长刘亚楼请求开车继续前进，被林彪所阻。

在辽沈战役最初的战略构想中，东北野战军主力只需要“包打锦州”和阻击沈阳之敌的增援，因为考虑到敌人内部的矛盾、傅作义的狡猾程度、以及我华北军区两个兵团的牵制，我方判断华北之敌大举增援锦州的可能性很小。

东野也正是在这样的构想下完成了兵力展开，能够向葫芦岛方向派出的阻击力量有限（关于东野的详细兵力部署，之前有专文介绍）。

现在华北敌人大举增援，而且情报只说是“首批四个师”，后面到底有多少个军多少个师前来，还是未知数。

所以一向用兵谨慎的林彪确实有些犹豫了，最有名的一句话是：准备的一桌菜，上来了两桌客，怎么办？

于是司令员陷入长考，这一考就是几个小时，一直考到晚上10点，林彪终于有了大军回撤打长春的念头，因为在他看来目前的不利因素压倒了有利因素。

在这样的心态下，他喊来刘亚楼口述了一封给西柏坡的急电，提出了继续打锦州和挥师打长春的两个方案，请军委定夺，但是字里行间，明显倾向于回打长春，最后一段电报原文是：

以上两个行动方案，我们正在考虑中，并请军委同时考虑与指示。

去电署名为林罗刘，但是只有参谋长刘亚楼在场，而且当时也没有发表反对意见，既然署名林罗刘，参谋必须要在第一时间把电文交送政委罗容桓阅，罗政委当时也没有表态，所以这封电报作为“特急电”就这样发出去了。

发完电报后，野司的专列并未原地等候回电，而是升火出发，继续开往辽西前线。

从组织程序上说，自从1942年取消所有军政问题的“政委最终决定权”以后，军事主官在作战行动上是享有全权的。

而且林彪的职务是东北局第一书记、东北军区和东北野战军司令员、东北野战军前委书记，是毫无争议的“一把手”，所以一旦他在作战层面上定最后的决心，东北的其他军政领导，确实无权进行干涉和改变。

罗荣桓也是如此，作为东野政委，他在大政方针上一贯比较尊重林彪，在作战的具体问题上也基本不干预，而且是尽量地配合工作。

但是这封急电发出后，罗荣桓考虑再三，还是觉得不妥，因为辽沈战役事关解放东北、加快解放战争进程的大决战，攻锦的全盘计划已报请军委批准，甚至东北野战军的南线攻势也已打响，此时改变战役决心，那不是闹着玩的。

一方面，是回师打长春违背了军委和主席的战略意图，另一方面，大军展开之后再组织回撤，既容易出现混乱也影响士气，所以罗荣桓不能再保持沉默了，于是喊来刘亚楼，两个人先统一意见后，再联袂去找林彪。

其实林彪也比较矛盾，还在自己的车厢里反复思考，而政委和参谋长的到来和劝说，最终使他思路清晰起来。

林彪表示前封电报确实不合适，想叫参谋追回来，但是电文已经发出，于是罗荣桓建议：“不要等军委回电，我们重新起草一个电报，说明仍然要打锦州”。

林彪同意，于是三个人共同拟定了一封新的电报稿，当列车在10月3日凌晨到达彰武县西北30公里的冯家窝棚时，停车发报，电报全部发完已经是上午9时。

所以你看，在重大的问题上，尤其是涉及到军委命令和全国战局的问题上，即便司令员下定了战役决心，如果政委和参谋长（其实主要是政委，参谋长是作战部署具体执行者）与司令员的意见有严重分歧，政委还是能够影响司令员决定的。

比如在这次郑家屯的电报事件中，林彪明显是最后妥协了，这也是我军双首长制度的优势所在。

不过要注意三点，其一是郑家屯事件属于特例，因为它涉及的不单是东北野战军内部怎么实施作战的问题，而是经过军委批准后的辽沈战役作战计划、事关全国大战略的战役决心。

在如此大的问题上，即便林彪一意孤行，军委也是不会批准的，所以主席接阅第一封特急电后，雷霆大怒，连续于10月3日的15时和17时发出两封电报，当然是批评林彪的。

直到接阅林罗刘的第二封特急电，主席才高兴地回电：“你们决心攻锦，甚好甚慰”。

也就是说，如果不是涉及全国战局和军委指示的大型战役，林彪仍然是有最后决定权的，政委基本不会干预，参谋长也只管按命令部署执行，轻易不会发生三个人意见严重相左的情况。

如果政委或者参谋长越过司令员直接向军委提出不同意见，也是有违组织原则的，印象中华野参谋长陈士榘这么做过，结果肯定不愉快。

其二是在几大野战军中，尽管是由司令员全权处理军事和作战问题，但是政委确实有“监军”的意思，如果不设专职政委，说明军委的高度信任，比如西北野战军的彭老总和华东野战军的陈老总，那都是司令员政委一肩挑，不可能出现司令员、政委意见不同的局面吧？但是东北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那是有专职政委的。

其三是指挥权集中的问题，兵法上说：“军旅之事以一而成，以二三而败”，这句话在电视剧《少帅》、《人间正道是沧桑》等多有引用，意思是不能令出多门，作战核心班子如果各吹各的调，非乱不可。

所以古语有云：谋议可咨于众人，可决断必须归于一将！因此，在军委确定战略方针以后，各野战军司令员（包括代司令员，关键是前委书记）对作战事宜，是拥有全权的。

也就是说，只要没有违背上级总的指导方针，各野战军、各兵团、各纵队的司令员都是军事上的决断者，政委和参谋长轻易不会去干预，哪怕有不同意见也得遵令执行。

但是如果司令员在作战中没有认真贯彻上级的方针，政委是有责任也有权力进行劝说的，如果实在无法达成一致，通常的做法是各自电告上级，请求上级裁决和指示。

如果军情紧急请示不及，那就得先按照“前委书记”的指示来执行，林彪就是东野前委书记，而中野的前委书记是邓政委。

这就是“前委书记”的重要性，所以人民解放军在重大战役的联合作战中，都成立了总前委，比如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部队联合发起平津战役时，平津前线指挥部的前委书记仍然是林彪。

再比如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联合遂行淮海战役时，总前委书记则仍然是邓政委，刘司令员、陈司令员和粟代司令员，只是总前委的委员。

罗荣桓政委不是东野前委书记，但却是井冈山下来的曾经参加秋收起义的干部，深得信任，主席曾用十句话概括罗荣桓的品格：无私利，不专断，抓大事，敢用人，提得起，看得破，算得到，做得完，撇得开，放得下。

他逝世后，主席在《七律·吊罗荣桓同志》中，有这样非常著名的诗句：

“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