弦歌不辍，新声之中迎解放 | 上海解放75周年特别报道

艺术家们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艺坛新声，庆祝着上海的解放。事实上，了解内幕的人都知道，这样的局面来之不易，离不开中共地下党组织多年来的精心策划与周密组织。

记者 | 王悦阳

1949年5月28日，上海解放次日，街头巷尾的报童手上多了一份报纸，那是《解放日报》创刊号。就在第四版副刊的左下角，几则京剧舞台的演出广告颇为吸人眼球——共舞台由菊坛名家唐韵笙和曹艺斌挂双头牌，主演三国故事《逍遥津》；而在不远的中国大戏院，由旦角名家李玉茹与京昆名家俞振飞挂双头牌主演的全本《大英节烈》也如火如荼；最为著名的天蟾舞台，则由新秀纪玉良、李万春、李仲林并挂头牌主演《十八罗汉收大鹏》……在战争的硝烟刚刚消去的上海解放后的第一天，大大小小的剧场内弦歌不辍，名家名剧，好戏连台。一方面，众多艺术大家的精彩演出给喜欢看戏的上海市民带来艺术的享受，另一方面，艺术家们也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艺坛新声，庆祝着上海的解放。事实上，了解内幕的人都知道，这样的局面来之不易，离不开中共地下党组织多年来的精心策划与周密组织。

留在上海，迎接解放

“爷爷被誉为战斗的表演艺术家。他的一生经历过多次重大的社会变革，却能够始终坚持进步，不向黑暗势力低头，努力与时代的脉搏一起跳动，积极参与现实战斗，用京剧舞台艺术形象激励观众、鼓舞观众，把京剧当作战斗的武器，明确认识到只有把剧中的意志来鼓动观客，那才是戏的真价值。”在《新民周刊》记者眼前侃侃而谈的，正是周信芳的孙女周依霖，恬淡的气质，白皙的肌肤，立体的五官，眉眼间既有其父周少麟的神韵，一颦一笑之间，更有其祖父周信芳与祖母裘丽琳的神采。少年生活在上海，在祖父母身边长大，从小耳濡目染的都是京剧艺术，周依霖永远记得祖父最常说的那句话：“做一个中国人，最重要的就是爱国。”长大以后，游历世界，最终周依霖还是选择回到了故乡上海，与丈夫、著名画家林学之一起，创办了“麒艺术中心”，为弘扬周信芳先生的艺术成就与人格魅力，尽一份家人的责任。

正如周依霖所说的那样，周信芳的一生，始终与时代发展的脉搏息息相关，站在时代的潮头，勇于探索创新。早在1913年，年仅19岁的周信芳就演出时装新戏《宋教仁被害》，用京剧的形式抨击袁世凯的反动行径。五四运动时，演出《学拳打金刚》，把矛头指向卖国贼。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演出《洪承畴》抨击伪满汉奸。改编《明末遗恨》《博浪锥》，借以揭露国民党当局的醉生梦死和专制独裁。周信芳演出《卧薪尝胆》时，报纸刊登的广告标题为：“唤醒国民，有益社会，激昂伟大，杰作佳剧”。演出《明末遗恨》“杀宫”一场时，剧中崇祯皇帝以悲凉深沉的语调对其子女说：“世上什么最苦，亡国最苦！世上什么最惨，亡国最惨！”“要知道亡了国的人，就没有自由了！”一字一句，催人泪下，全场观众无不为之扼腕动容，受到了深深的感染。

周扬、周信芳、梅兰芳（从左至右）在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观礼。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周信芳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上海成立文化界救亡协会后，周信芳在一次座谈会上发表了意见。他认为，京剧界的爱国艺人要同整个文化界的同志联合在一起，积极投身于民族抗日救亡运动。会上，周信芳还与欧阳予倩倡议，成立文化界救亡协会歌(平)剧部。会议一致同意了这一倡议。几天以后，成立大会在卡尔登戏院举行，参加者有数百人。与会者高唱《义勇军进行曲》，群情激昂，大家一致推选周信芳为歌剧部主任，随即开展了繁忙的救亡宣传活动。在这段岁月里，周信芳不仅亲身奔赴近郊战场的前沿阵地，向抗日战士进行慰问宣传，去后方伤兵医院慰问负伤战士。还积极创作演出了《徽钦二帝》，表现亡国之痛，鼓舞民众奋起抗争。随后又陆续演出了《香妃》《董小宛》《亡蜀恨》等具有民族意识的剧目，将自己的演剧艺术融入了时代的滚滚洪流之中。

也就在此时，周信芳与田汉、欧阳予倩等结为挚友，与左翼人士和共产党地下组织多有往来。1946年9月20日，周信芳在黄金大戏院后台，正在化妆准备演出，京剧界的中共地下党员吕君樵突然来访，他将一张请柬郑重地交给周信芳，周信芳接过来一看，只见请柬的落款写着“周恩来”三字。周信芳非常激动，但并不感到意外，因为在此之前周恩来曾派张颖同志来看望过他，并转达了周恩来的问候。第二天，周信芳按照吕君樵的嘱咐，为安全起见，不坐汽车，步行到思南路107号周公馆，这里是中共代表团上海办事处的所在地。周信芳刚走进门，周恩来就迎了上来，紧紧地握住他的手，说：“你看对面就是国民党特务，今天你要是坐车，目标就大了。你看，复兴路口就有特务的车，跟踪起来很容易。”这一天，周恩来在这里召开各界人士座谈会，在会上作了形势报告，揭露了蒋介石的内战阴谋，鼓励与会者在艰苦的环境中坚持斗争。为了争取胜利的明天，一定要留在上海，坚持和平民主，坚持进步文化工作。会后,周恩来还特地把周信芳等几人留下，在一楼会客室请他们吃饭。席间,周恩来与周信芳作了更为深入的交谈。周恩来的话深深打动了周信芳。抗战胜利后，周信芳目睹国民党治国无方，民主无望，曾一度对前途悲观，打算出走香港。听了周恩来的报告后，打消了这一想法，决心留在上海，继续从事进步文化工作。

1948年年底，中共上海地下市委文委考虑到解放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打算建立一个党的外围组织——剧影协会。经过反复研究，决定由熊佛西、陈白尘、黄佐临、刘厚生、吕复、吴琛等六人组成核心小组，具体领导影剧界迎接上海解放的工作。剧影协会的主要工作，包括广泛联系戏剧工作者，宣传解放战争的胜利形势和党的政策，做戏剧界上层人士的工作，印刷和散发宣传品，对戏剧电影各相关单位、团体进行调查了解，开展护厂护校运动，组织迎接解放的演出等。

随着淮海战役的胜利，解放军渡江南下已势在必行。面对形势的变化，不少知名京剧演员都遇到了去还是留的问题。这一时期曾有不少人来向周信芳游说，向他宣传“共产党来了没有出路”的论调，并许以优厚的待遇加以诱惑，但是这一切都没能使周信芳动心。当然，革命力量也在争取周信芳。当时，中共上海地下市委文委通过联络人吴小佩向剧影协会核心小组传达指示，要他们派人去同在京剧界享有赫赫声望的艺术大师梅兰芳、周信芳两位先生正面接触，坦率谈心，做好工作。剧影协会六人核心小组经过商量，决定由戏剧教育家、当时担任上海市立实验戏剧学校校长的熊佛西担当此任。

周信芳与妻子裘丽琳看孙女跳舞。

据周依霖介绍，当熊佛西与夏衍一行来到周信芳家拜访时，周信芳亲自把他们迎到楼上的书斋。熊佛西开始以“谈戏”为名，但周信芳一下子就猜出了他们的来意。他郑重地说：“作为一名京剧演员，观众在哪里，我就在哪里。请放心，我决不跟国民党走,坚决留在上海迎接解放！”当熊佛西说起他们还要去拜访梅兰芳，周信芳马上打电话联系梅宅，并陪同他们一起拜会了梅兰芳，同样得到了肯定的回答。熊佛西后来向核心小组报告说：两位大师都请他郑重地向党组织转达：“请党放心”，决不离开上海，愿为新中国服务。

上海解放那一天，周信芳的老友姜椿芳从北京回来，随解放大军进城，第二天就去看望了周信芳，两人格外激动。姜椿芳还通知周信芳和梅兰芳一起去参加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周信芳高兴地答应了，并说：“兰芳那儿，你不用去了，我去告诉他。”说话间喜形于色，不能自已。随后周信芳就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广播，表示他对上海解放的喜悦之情。梅兰芳则率剧团在上海南京大戏院连演三天，热情慰问解放上海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周信芳一同参演《打渔杀家》《大名府》。

1948年，郭沫若（左二）、田汉（右二）与许广平（左三）、周信芳（右一）、冯乃超（右三）、于伶（左一）等人在鲁迅墓前。

1949年9月，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平隆重举行，周信芳作为特邀代表赴京筹备并在大会上发言。10月1日，三十万群众齐集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开国大典”。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的周信芳被请上天安门城楼观礼。这意味着千百年来被视作“贱业”的戏剧演员，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尊重与中国戏剧史上演员所获得的最高社会地位，站在城楼上的周信芳感受到了人民当家作主和艺人翻身的自豪感。正如周依霖所说的那样：“爷爷一直被视为文艺界进步力量的代表。”

保护国粹，服务于民

事实上，1948年中共地下党组织文委成立剧影协会，不仅要做戏剧界上层人物的工作，更要联系广大的戏剧工作者，其宗旨就是对京剧这一“国粹”加以保护，以便在上海解放后，人民群众依然能够获得京剧艺术带来的美的享受。除了对梅兰芳、周信芳艺术大师等做工作外，相关的政策和行动也纷纷出台。在1949年5月28日《解放日报》创刊号上刊登京剧演出广告前，5月25日，随着解放军第三野战军进入上海市区，华东军区政治部宣传部所属的华东平剧团也随军入城。26日，剧影协会组织人民宣传队在电台进行庆祝上海解放广播，并陆续到街头和工厂演出；由京剧界组织的人民宣传队为庆祝解放特别创排了五个节目，到申新五厂、国棉一厂等处演出。其中有一个节目是《升官图》，由江南名丑刘斌昆主演。这说明，经过剧影协会的工作，一些著名京剧演员已被吸收和动员到迎接解放的队伍中来。

1949年，周信芳在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上发言。

5月28日那天主演《大英杰烈》的著名旦角演员李玉茹毕业于北平中国戏曲学校，在校期间已经是学校出名的“四块玉”之一（其他三块玉分别是侯玉兰、白玉薇和李玉芝），多年来曾为马连良、周信芳等名家“挎刀”，在上海京剧界甚有名声，并定居下来。在上海解放前夕，也有人劝她去台湾，幸好她当时的挚友、剧作家曹禺特地来到李玉茹愚园路寓所看望她，告诉她不要听信外边的谣言。李玉茹听了曹禺的话，坚定地留了下来，并坚持演出。后来她在回忆中把自己当时决定不走的情况说得很直白：“不断有人来催我去香港或者台湾，甚至有一个朋友寄来了飞机票，并且安排了人来为我收拾行李。我没有走，一是那么多底包（戏班里的底层演员）指望着我跟他们一起唱戏挣饭吃，二是我的妈妈和女儿都在北京，当时通讯中断，我怎么可能扔下她们自己离开……”就这样，李玉茹每天走过堆着沙袋、筑着工事的马路到中国大戏院演出，在京剧舞台上迎来了上海的解放。

据马长林先生撰文回忆，当时借口演出，邀约名家赴台的情况不少。1949年，李万春兄弟等人组成的永春社在天蟾大舞台举办了一场大合作，不仅角儿多、阵容齐，而且戏码过硬，先后演出《翠屏山》《铁笼山》《三岔口》等戏。这时，台湾方面忽然来人邀请永春社去演出，开出的价格还不低。面对诱惑，去还是不去？李万春和他的兄弟李桐春经过一番商量，最终达成一致：台湾看京剧的观众或许不少，但从上海去台湾路那么远，以当时的局势，去的人多了，万一“崴”在那儿可怎么办？再则大伙儿都拉家带口，很多人的家眷都在北京。家里妻儿老小，依靠何人？这些都是实际问题。最终商量的结果是李万春、李庆春带一部分人留了下来。

上海解放了，不仅京剧演员得到尊重，京剧演出照样盛行，而且受众面更广了。5月28日，就在上海解放后的第一天，遵照周恩来的指示，上海市文教接管委员会副主任、文艺处处长夏衍与军管会文教接管委员会委员、文艺处副处长于伶，对梅兰芳、周信芳等一一登门拜访。31日，上海市市长陈毅在夏衍陪同下看望梅兰芳。一个星期后，6月5日上海文化界举行上海解放后第一次盛大座谈会，梅兰芳、周信芳等出席。

1950年，上海解放一周年，在筹备庆祝会时，有不少解放军子弟兵说：“看梅兰芳是祖辈就有的心愿，但那时没有条件看。”文化局领导将解放军战士们的这一心愿告诉了梅兰芳。梅兰芳当即表示：“我应该唱一出，给为解放上海而努力的战斗同胞们听听。”但是，26日当天晚上，梅兰芳在中国大戏院有戏，戏票在两个月以前就卖完了。当时有人提出是否放在5月26日白天演，但是解放军战士们都住在江湾，徒步到市区，时间上也不合适。最终，梅兰芳先生表示：“我可以在中国大戏院唱完，下了台不必卸妆，坐了车子到大礼堂接着再唱。”就这样，5月26日晚上，梅兰芳在中国大戏院演完《霸王别姬》后，戴着满头的珠翠，同全身披挂戏装的“霸王”一起，从戏院后门出来，坐进汽车，前往江湾。这一场景，第二天成为庆祝上海解放一周年的特别新闻被传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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