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校园体育出新规！课后体育服务仍存5大痛点

义务教育课后体育服务“边缘化”现状待破局。

文|林苑

近日，北京市教委、北京教科院发布《北京市义务教育学校课后服务工作指南（试行）》。

《指南》提出严禁增加学生课业负担，不得利用课后服务时间组织学生刷题备考、讲授新课或集体补课；强调利用课后服务时间开展体育锻炼，确保学生每天在校运动不少于一小时，倡导在此基础上适当增加锻炼时间。

同时提出，学校可根据课程设置或者活动安排需求，按照“双向选择”适当引入一定数量的校外人员。

此前在2021年7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明确界定了“有效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提升学校课后服务水平，满足学生多样化需求”等内容。随后，29个省份制定了中小学课后服务指导意见以及具体实施办法。

“双减”落地三年来，学校课后体育服务落实情况如何？此次北京教育部门新政有哪些新提法？本文试着解读。

01

北京：课后服务打破单科供给，

探索集团或学区共享课后服务资源

北京市教委表示，义务教育学校课后服务的目标是减轻家庭教育实际负担，促进学生在校内学足学好，完成大部分作业，适当培养兴趣发展特长，解决家长不能及时接孩子的现实困难；丰富教育供给，促进学生核心素养发展，为学生提供多样化的学习内容和活动方式，一定程度满足个性化学习活动需求；彰显学校育人特色，带动学校管理变革，促进学校治理体系建设和治理能力提升，形成育人新生态。

基于此，《指南》明确，要在课后服务中进行德智体美劳等方面的素质拓展。素质拓展可包括体育锻炼、科技活动、文化艺术、劳动实践、阅读朗诵、德育心理、综合实践等方面。鼓励采用主题式、项目式、体验式、互动式、情景式等实施方式。

《指南》还对学校开展课后服务出具了更为灵活的解决方案。具备一定条件的学校，可采取每周指定日期自选内容，其他时间统一安排的方式开展课后服务。学校可采取混编走班、同学科教师集中安排、平行班课后内容滚动轮换、线上线下结合、校内外师资分工配合等组织形式，为增加学生公平参与机会和提高师资使用效率等创造条件。

按照《指南》规定，各区各校不得向家长和学生收取课后服务期间发生的任何费用，所需经费由市区财政按职责共同负担。

2021年新增教师绩效工资额度用于参与课后服务教师的激励，按照“多劳多得，优绩优酬”原则，切实向承担课后服务的教师倾斜。

如同北京市教委副主任王攀所说，“高质量的课后服务不仅要学足学好，还要善于打破单科供给，推动构建新型师师、师生、生生、校内校外关系和家校社协同育人共同体，这也体现了课后服务新质生产力的要求。”

《指南》倡导学校积极开发利用各类教室、体育运动场馆、图书馆、校园场地等教育教学空间资源，确保应开尽开、能开尽开，鼓励结合学校空间特点，统筹各年级、各学科课后服务的时空安排。

《指南》还鼓励根据学校校外资源分布情况，因地制宜建设“环学校教育圈”，就近就便统筹利用学校周边教育资源。探索集团或学区共享课后服务资源，实现教育资源畅通流动。

02

义务教育阶段

课后体育服务5大痛点待解

近年来，体育教育领域的政策制定和落地实施一直是业界关注的焦点之一。

“双减”这三年，学生减负成效显著，但在现实中，课后体育服务仍存在形式主义、功利主义等问题，与课后体育服务的初衷背道而驰。具体表现如下：

1.课后体育服务课程占比小、开展频次较低。一些地方走访发现，开展课后体育服务的学校占比较小。同时多地调查显示，许多学校每周仅进行一次课后体育服务指导。

2.课后体育服务主要以班级为单位进行组织，未考虑到学生发展的差异性和特殊性。既没有满足部分学生“零起点入门”的需求，又没有满足部分学生提高拓展的需求，限制了学生参与体育活动的积极性。

3.部分学校课后体育服务内容组织随意化。一些学校的课后体育服务采取“放羊”模式，或仅靠兴趣社团维系，未能满足学生的需求及达到课后服务的要求。

4.在部分地区仅有两成左右的学校在校外聘请专业人士，课后体育服务教育资源较为匮乏。

5.在数字化资源日益丰富的今天，数字化手段未能参与提升课后体育服务质量的过程当中。

由此可见，在课后体育服务方面，体育教育界仍然存在着诸多挑战和问题。要想真正实现课后体育服务的目标，仍需各界长期努力，不断优化机制，加强人才培训，提供丰富多样的体育资源，以确保每一位学生都能够享受到优质的课后体育服务。

03

小学生通过大学水平英语考试

仅21%家长希望孩子课后运动

此前教育在线调查数据显示，尽管大部分学生和家长都接受参与课后延时体育服务，但实际开展效果并不乐观。

在课后服务的规划布局中，高达41%的家长倾向于安排教师进行学生作业的辅导，而相比之下，仅有21%的家长期望孩子能参与体育锻炼。这一数据反映出，许多学校和家长的主要关注点仍然聚焦在语数外等科目的教育上。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2021年3月，教育部考试中心宣布不再承办剑桥英语五级考试，这一举措在一段时间内使得该考试的热度有所降温。然而，自2023年起，剑桥英语考试再次成为热门之选，不少小学生已经成功通过了相当于国内高中至大学水平的三级FCE考试。

此外，一些地方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在学校的考核评价中，仍然过度依赖分数和升学率，这种导向无疑对课后体育服务的推广与实施产生了制约。鉴于课后体育服务目前尚处于试行阶段，学校相关的保障机制尚不完善，多数学校仍处在摸索前行的过程中。在班容量和安全隐患等现实因素的制约下，部分学校在执行过程中可能更多地倾向于迎合国家政策，而非真正贯彻落实“双减”政策的核心理念。

另一方面，近年来，尽管学生体质下降趋势基本得到遏制，但青少年学生体质健康状况仍不容乐观，特别是在肥胖率、近视率、脊柱侧弯、心理健康等方面依然存在较为严峻的问题。

国家疾控局发布的《学生常见病多病共防技术指南》显示，目前学生群体中常见且患病率较高的疾病或健康问题主要包括近视、超重肥胖、脊柱弯曲异常、传染病、龋齿以及心理健康问题等，这些问题对学生的个体健康和社会适应能力均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国家疾控局的监测数据进一步揭示，2022年我国儿童青少年的总体近视率高达51.9%。其中，小学阶段近视率为36.7%，初中阶段飙升至71.4%，而高中阶段更是高达81.2%。这一数据凸显了我国儿童青少年近视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

另据估计，我国中小学生脊柱侧弯发生率为1%-3%，侧弯人数已经超过500万，并以每年30万左右的速度递增。脊柱弯曲异常的患病率在初中和高中阶段呈现出更为迅速的增长趋势。此外，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同样不容忽视，亟待社会给予更多的关注与重视。

体育总局体科所多份研究已证实，课后体育服务有助于改善学生的身体形态、降低超重肥胖率，提升学生身体素质。

北京体育大学教授刘国纯近日在Chinafit演讲时表示，预计2020年－2030年，12种常见非传染性疾病归因于身体活动不足将产生4517.01万病例，导致医疗卫生和医疗保健总成本36694.53亿元。

在宏观经济收益层面，2020年－2050年中国解决身体活动不足带来的累积最小经济收益41473.48亿元，最大收益为150124.07亿元。

在体育大生意看来，从青少年阶段着手，针对学生的身体活动进行干预，特别是通过增加课后体育服务的比例来强化其影响，这一策略不仅能够显著提升学生的健康水平，而且在长远来看，亦能为社会经济带来显著且可观的经济收益。

结语：在以“坐学”为主导的义务教育框架内，如何让学生“动起来”是一个值得长期深入探讨的课题。对此，有业内专家呼吁，鉴于学校体育教师人力资源有限、学生基数庞大的现实情况，应当进一步完善“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为此，学校应积极主动地引进公益性体育俱乐部、校外非学科类培训机构等专业组织，邀请其参与课后体育服务，为中小学生提供高质量的课后体育支持与指导，从而确保课后体育服务的质量。

展望未来，有理由相信，通过各方共同努力，学校课后体育服务有望更好满足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个性化需求，促进学生身心健康的全面发展。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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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纯，曹春梅，马新东，张献博，王正珍.运动转诊服务纳入医疗卫生优先事项的卫生经济学分析[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24,第50卷(1): 112-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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