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总理黄循财年轻时明明是叫Huang Xuncai嘛，为什么现在要改名？

　　前两天，有眼尖的读者发现，新加坡新科总理黄循财，初中年代的英文姓名是Huang Xuncai，与中国大陆拼法一样，那么，为什么现在英文姓名是Lawrence Wong Shyun Tsai？

　　引起了一些读者的好奇和揣测。

　　有个读者留言说，“为了显得更独立，更与众不同嘛”。

　　当然不是。

　　（黄循财从小是英校生，华语很差；获推举为总理之后，突击学习，效果还可以）

　　没错，不同时代的新加坡华人，英文姓名的拼法是不一样的。

　　我举个例子。本月25日，新加坡天府会有个电影招待会和座谈会，参与座谈的四个人，姓名的英文拼法就不一样。

　　新加坡教育部兼财政部高级政务次长黄伟中，英文姓名是Shawn Huang Wei Zhong，是洋名加上汉语拼音。

　　著名导演梁志强，是Jack Neo Chee Keong，是洋名加上方言拼音。

　　许振义，是Koh Chin Yee，方言拼音。

　　彭世新，是Jack Peng Shixin，也是洋名加上汉语拼音。

　　我们来看看另一个例子——黄伟中工作的财政部和教育部。

　　财政部第二部长徐芳达，Chee Hong Tat，是方言拼音。

　　教育部长陈振声，Chan Chun Sing，也是方言拼音。

　　教育部政务部长颜晓芳，Gan Siow Huang，还是方言拼音。

　　到了黄伟中，就用汉语拼音了。

　　同是华人，为什么英文姓名拼法有这些差异？

　　这就得从新加坡华人社会和华语的演变说起。

　　
刚好前几天汪老师学园让我办了个讲座，正是这个课题。

　　且听我细细道来。

　　唐山与番邦

　　这个讲座题目是：从“唐山”到南洋——新加坡华社、华语面面观。

　　有朋友问我，同样是地名，为何唐山要打引号，南洋不必。

　　是这样的，出席这场讲座的观众绝大多数是来自中国的新移民，对大家来说，看到“唐山”二字，第一时间想起的是河北省唐山市。

　　但是，我这个讲题中的“唐山”，却是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海外华人对中国的代称。例如李小龙1971年出演的功夫电影《唐山大兄》，还有费翔《月琴》的“唱一段唐山谣”，这里“唐山”都是指中国。

　　这类的例子还很多。例如，在新马一带经常见到的财神爷牌位，上联是“五方五土龙神”，下联是“唐番地主财神”。

　　意思就是，在海外的这些华人，不但希望有“唐土”（也就是东土大唐）财神的庇护，也希望有“番邦”（也就是南洋、东南亚）财神的保佑，中外通吃，大杀四方。

　　十九、二十世纪，闽南人下南洋的时候，经常吟唱《落番歌》。歌名为“落番”，说一千，道一万，皆是被迫离乡背井，从有高度优越感的“唐山”，到充满着贬义的“番邦”落脚。

　　十九世纪，福建移民在新加坡设立恒山亭，广府人和客家人设立海唇福德祠。这两座庙宇大门挂着的楹联，上联说的是“异域”，下联说的是与之对应的“中华”“唐山”。

　　仍然是“唐” “番”之别。

　　2023年，新加坡厦门公会创作会歌《心安所在是阮兜》（闽南语，意即“心安所在是吾家），歌词有“阮的祖先为着生活，离开唐山南洋靠岸”两句，也是使用了“唐山”这个词。

　　所以，为了避免大家误以为我讲座题目指的是河北省唐山市，所以，必须把“唐山”二字加上引号。

　　历史上的第一次躺赢

　　提起新加坡的历史，不少人马上会想到1819年英国人开埠。

　　十六世纪，欧洲文艺复兴带来天文、地理等发展，之后带来工业革命。十九世纪，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海事大国崛起，派出舰队四处建立殖民地。

　　当时，为了与荷兰在东印度群岛（今印度尼西亚）经营的港口竞争，英国东印度公司派莱佛士到马来亚一带，寻找合适的地点，设立自由港。

　　1819年2月6日，莱佛士与苏丹、天猛公签署开埠协议，把新加坡辟为自由港。

　　五年后，1824年8月2日，英国人给苏丹、天猛公送去白花花的银元，他们就把新加坡割让了。自此，新加坡成了“海峡殖民地”的一部分。

　　又过了六年，1832年12月，海峡殖民地把首府迁至新加坡。由于政治中心转移，许多马六甲富商选择南下，跟着海峡殖民地总督，润到了新加坡。殖民地的经济中心从马六甲转移到新加坡。

　　这可是件大事，直接影响了新加坡的命运。

　　这是新加坡历史上的第一次躺赢。

　　峇峇富商南下新加坡

　　在这个时代，润来新加坡的这一批华人，都是峇峇娘惹。他们许多人在南洋已经历了几代人，因此也称为“老客”。

　　虽然在饮食、建筑和礼俗上，老客一定程度仍维持着华人传统，但是语言上大多数已经入乡随俗，使用受闽南语影响很深的峇峇马来语，或者是英语。

　　以福建峇峇为例，最有名的，一个是薛佛记，一个是陈笃生。

　　薛佛记1793年出生于马六甲。新加坡开埠之后，薛佛记南下经商，并开辟“恒山亭”义山，以办理旅居新加坡乡侨的后事。

　　早年华人落番，百年之后无法回归唐土，只能在地安葬。处理后事成了最重要的移民事务之一，因此，义山逐渐演变成了最早的社团组织。

　　在新加坡，华人移民在直落亚逸（Telok Ayer）港湾登陆，之后在附近落脚，生活、工作。在那一带附近自然就形成了坟山，包括福建人的恒山亭、广府人、客家人的青山亭和绿野亭，以及潮汕人的泰山亭。这些坟山后来成为新加坡最繁华的地带，例如泰山亭的位置，就是今天的义安城。

　　陈笃生，祖籍福建漳州海澄县。1798年生于马六甲。家族早年以种植业为生。陈笃生20岁迁居新加坡，初以贩蔬菜、水果、鸡鸭为业，后来经营土产和建筑材料贸易，大获成功，成为巨富。

　　（2023年，作者向副总理黄循财介绍天福宫。图源：黄循财脸书）

　　1840年，陈笃生带头在直落亚逸街兴建天福宫，是新加坡福建会馆的前身；1844年，他捐资兴建贫民医院，后改为陈笃生医院。

　　在直落亚逸附近的，除了福建人的天福宫之外，也设立了潮汕人的粤海清庙，崇祀海神妈祖，以及广府和客家人的海唇福德祠，崇祀大伯公。

　　大批“新客”走线南洋

　　新加坡1819年开埠之后，尽管清朝仍实施海禁，但东南沿海民不聊生，于是开始有人冒险“走线”，偷偷出洋。

　　到了1860年之后，清英签署《北京条约》，开放华工合法出洋，于是，下南洋的人就更多了。

　　相对于峇峇娘惹这些早已融入当地的“老客”，这批移民初来乍到，所以，称为“新客”。

　　有些新客说出来，那是大名鼎鼎。比如陈嘉庚、李光前、黄祖耀。是的，黄祖耀是在福建省金门县出生，之后才辗转来到新加坡的。

　　在那个年代，新客都是使用自己的方言，很少懂得讲官话的。到了南洋之后，自然而然形成了一个个以汉语方言为划分的社群。

　　这就出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由于人们按方言而非按中国的行政地域划分社群，于是，便出现了“潮州独立于广东”“福州独立于福建”等有趣的现象。

　　在新马，讲闽南语的漳州、泉州人氏，统称为“福建人”；讲福州、莆田（兴化）、福清等方言的，各自称“福州人”“兴化人”“福清人”。无论是按照殖民地政府的分类，或者是自发的分类，都不把自己视为“福建人”，因为“福建人”等同于“讲闽南语的人”。

　　同属于广东，但是，讲粤语的称为“广府人”，讲潮汕方言的称为“潮州人”。实际上，新加坡早年有少数一些来自广西的移民，但由于他们讲粤语，所以也归为“广府人”。

　　在福建永定和广东大埔、梅县、丰顺等地，都讲客家话，这些人在新马称为“客家人”，既不归福建，也不归广东，自成一家。

　　我们比较1881年和2010年的人口统计，还会看到两个现象。

　　第一个现象是，峇峇娘惹在1881年占华人社群的11%，比海南人、客家人还多。但是，到了2010年，峇峇娘惹的比例已经小到可以忽略不计。

　　原因很简单，此时的峇峇娘惹已经充分融入华人社群。

　　新加坡华人更加多元化了

　　第二个现象是，在1881年的时候，来自福建、广东、海南以外的，比如上海、浙江的宁波、温州等很少，只有0.3%，所以无法单独归类，只能归到“其他”。

　　但是，到了2010年，这个“其他”竟然猛涨到6%，比土生土长的“福州人”“兴化人”“福清人”还要多得多。

　　为何忽然出现这么多“其他”？原因很简单，就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的中国移民潮，来自东南西北、五湖四海。

　　30年前，我们在新加坡请客吃中餐，不是粤菜就是潮州菜，再不然就是福建菜、客家菜、海南菜。

　　现在呢？好像除了没见到西藏菜和青海菜，其他什么地方的菜没有？

　　实际上，“其他”占6%，这还只是2010年的数据。14年后的今天，如果说“其他”的比例已提高的双位数，我一点儿也不感到惊奇。

　　一粒西瓜

　　当时，社会上的通行用语，既不是官话/普通话/华语，也不是英语。

　　而是俗称“福建话”的闽南语。

　　正因为闽南语是通行用语，所以，在新加坡到处可以见到闽南语的影子，尤其是人名、地名、俚语。

　　很多人都在笑，新加坡人的普通话很糟糕，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把“一个西瓜”说成“一粒西瓜”。

　　此话有理，但忽略了一点。那就是，“一粒西瓜”这类表述是受了闽南语的影响。在新加坡，上年纪的人，大概都说“一粒西瓜”。但是，中年以下的，就慢慢改过来了，开始按汉语量词的标准用法，也说“一个西瓜”了。

　　大家来猜猜这些是什么

　　说到这里，我给大家举一些例子，看看当年盛行一时、很有新加坡特色的华语词汇。

　　1. “大狗”，意思是警长

　　2. “暗牌”，意思是便衣警探

　　3. “吃风”，意思是兜风、旅游

　　4. “吃蛇”，意思是偷懒

　　5. “公司”，意思是分享

　　6. “好彩”，意思是幸运

　　7. “山龟”，意思是土包子

　　8. “水草”，意思是吸管

　　9. “头家”，意思是老板

　　10. “补水”，意思是加班；“水”就是钱，加班有加班费，因此是“补水”

　　11. “做工”，意思是工作、上班；当然，既然有“做工”，就有“放工”

　　闽南语不但影响新加坡华语，甚至也影响“新加坡英语”。“新加坡英语”当中许多独特词汇，其实都来自闽南语。比如：

　　1.kaypoh，意思是“多管闲事”，源自三姑六婆的牙婆。《金瓶梅》里的王婆的职业就是牙婆

　　2. bojio，意思是“没约”，例句：昨晚喝酒你怎么bojio

　　3. jialat，意思是“吃力”“糟糕”

　　4. chiong，字面意思是“冲”，引申义为“玩个痛快”，例句：今晚上哪里chiong？

　　5. bochap，意思是“不管不问”“不理会”

　　6. cheem或chim，意思是“深奥”

　　7. catch no ball，意思是“不得要领”“不懂”，源自“掠无球”，就像守门员抓不到球

　　8. kiasu，意思是怕输

　　9. kiasi，意思是怕死

　　10. kiabor，意思是怕老婆

　　从Huang Xuncai到Lawrence Wong

　　铺垫了这么多，现在可以说说为何黄循财的中学校刊把他的姓名印成汉语拼音Huang Xuncai了。

　　得从1979年“讲华语运动”说起。

　　当时李光耀认为，每个人学习能力是有限的，孩子在学校要学英文，如果在家里、在社会上用方言，那么就不可能有余力学好华语。

　　于是，他启动了“讲华语运行”，停止在公共场所使用方言，比如电视、电台。

　　不仅如此，政府还规定，学生必须在英文名字后面加上汉语拼音。

　　在80年代之前，新马本地华人都是用自己的方言音来拼写英文姓名。比如我的姓名“许振义”，按闽南语拼音，就写为“Koh Chin Yee”。

　　到了80年代，政府就规定，我不能再用“Koh Chin Yee”，而必须用“Koh Chin Yee (Xu Zhenyi)”。

　　再过两年，政府又进一步规定，在没有法律效力的出版物上，直接用汉语拼音姓名“Xu Zhenyi”，不用“Koh Chin Yee”。但是，有法律效力的文件上的姓名，例如准考证、身份证、驾驶证，还是必须与出生证一致。

　　看到这里，大家应该就明白了，黄循财的英文名一直就是“Wong Shyun Tsai”，是海南方言发音。到了80年代他念初中时，按政策规定，校刊上就只用汉语拼音“Huang Xuncai”。到了后来，既然政府取消强制要求汉语拼音，那么就继续使用Wong Shyun Tsai。至于洋名Lawrence，我猜是他长大转信教之后加上去的。由于Lawrence Wong Shyun Tsai太长，所以平时就用Lawrence Wong。

　　又过了几年，政府又进一步，规定只能用汉语拼音，不能用方言拼音。所以，大家就发现，比黄循财年轻10岁左右的黄伟中，他使用的便是纯汉语拼音姓名Huang Weizhong。

　　国务资政李显龙的孩子，跟黄伟中是同个年代的，英文名也都是纯汉语拼音，比如Li Hongyi。

　　比黄伟中年龄大的那几位——徐芳达、陈振声、颜晓芳，就没受到强制政策的影响，所以用的都是方言拼音姓名。

　　然而，人们对人名、地名寄托了很深的情感。许多人无法接受自己姓“Lee”，而孩子只能用汉语拼音“Li”。政府没有办法，只好让步，允许保留方言拼音的姓，但名字必须用汉语拼音。因此，有一段时期，新加坡孩子是采用“方言姓+汉语拼音名”这样的取名方式。

　　但是，民间对此还是不满意。经过几年反映和争取，政府最终做出彻底让步，彻底放开，不再规定人们取名必须用汉语拼音。所以，到了现在，就“百花齐放”了，既可以采用全方言拼音，也可以“方言姓+汉语拼音名”，也可以姓名都是纯汉语拼音。

　　“移二代”怎么取名？

　　说到这里，就有人问了，那么，中国新移民的第二代，取名是怎么取的？

　　首先，还是得回到“方言/籍贯”这个义项。

　　前文说了，殖民地政府把华人分为福建（闽南）、福州、兴化、福清、粤语、潮州（潮汕）、客家、海南、其他。新加坡独立之后，沿用了这个方式。我是独立之后出生的，在我的出生证上，父亲的“方言籍贯Dialect Group”是“Hokkien”（福建/闽南）。

　　新加坡政府很传统，规定孩子的籍贯和姓氏只能随父亲，因此，我的籍贯也是“Hokkien”。

　　来自中国的新移民情况就不一样了。

　　不论原乡是哪里，到了新加坡之后，“方言/籍贯”一律归为“Mandarin”。即便是来自闽南地区、潮汕地区、粤语、客家、海南方言地区的，也是“Mandarin”，而不是“Hokkien” “Teochew” “Cantonese” “Hakka” “Hainan”。

　　与本地人一样，新移民在新加坡生下的第二代，籍贯随父亲。如果父亲是新移民，那么，孩子的籍贯就一样是“Mandarin”。

　　解决了“方言/籍贯”问题，那么就谈到取名了。“移二代”取名，当然是按中国的习惯，全用汉语拼音，例如彭世新。

　　另一方面，即便是本地人的新生儿，越来越多人，自主选用“方言姓+汉语拼音名”的取名方法。原因也很简单，因为本地年轻父母懂得方言的人越来越少，要使用方言音给孩子取名，实在强人所难。

　　从“甘省长”变成“颜省长”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由于各方言对某字的发音不一样，就出现了“一字多音”“一音多字”的情况。

　　例如，“黄”在闽南语写作“Ng”，在粤语写作“Wong”，一字多音。

　　例如，“Ng”在闽南语是“黄”，在粤语是“吴”，一音多字。

　　而且，早年拼写不规范，新生儿注册姓名时，一般都是由父亲口述，注册站人员书写，于是就出现了同个方言同个念法，但是不同书写形式，例如闽南“许”，大部分写为“Koh”，但也有写为“Khor”的，例如前交通部长许文远 Khor Boon Wan，也有写为“Kho”的。

　　由于有些方言音的拼写法与汉语拼音一样，就出现一些笑话。二十年前，我在香格里拉酒店接待某省一位甘姓（Gan）副省长和代表团。酒店销售总监在大门迎接的时候，很热情地说“颜省长，欢迎来到香格里拉”。甘省长听了莫名其妙，不过我一听就明白了，一般上新加坡姓“Gan”的，很多是颜姓闽南人，例如副总理颜金勇Gan Kim Yong；销售总监看到客人名单上写着副省长姓Gan，不假思索以为他姓颜，其实大谬不然。

　　新加坡这些奇怪的地名

　　其实，不仅人名，在那个时期，连地名都被强制改为汉语拼音，比如义顺，本来是潮州话拼音“Nee Soon”，改为“Yishun”。

　　新加坡有很多地名，都是以方言来拼成汉字。比如Bukit Timah，如果用普通话来音译，应该是“布吉提马”。之所以音译为“武吉知马”，因为是用了闽南语。

　　这类例子很多，比如Jurong（念为Joo-rong），音译为“裕廊”而不是“祝荣”；“Tanglin”音译为“东陵”而不是“唐岭”。这类例子不胜枚举。

　　深深的时代烙印

　　不仅新加坡，其实，中国汉语当中有许多标准翻译名词，其实也都是用闽南语或粤语等南方方言音译，而非普通话。

　　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欧洲国家Sweden，如果按普通话音译，应该是“隋登”，但是，它却叫“瑞典”。原因很简单，如果我们用闽南语一念，就完全对头了。

　　还有个例子是美国前总统Obama，音译为“奥巴马”。为何不叫“欧巴马”？同样的，用闽南语念就顺了。

　　大家也许觉得很奇怪，这些标准音译名词干嘛都不用官话或普通话音译，而使用南方方言呢？

　　我想，应该是跟时代有关系。

　　最早接触这些外国地名、人名的，应该都是从福建、广东出去的中国人。那个年代官话并不普及，这些人做起音译来，虽然并非有意为之，但难免受自己方言的影响。所以，就出现了“瑞士”、“奥巴马”，合情合理。

　　不管本土羊或外来羊

　　能领好头就是好的领头羊

　　同样的，新加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受到中国很深远的影响。

　　最早下南洋的华人，形成了“老客”峇峇娘惹。到了二十世纪，大批“新客”南下，与老客碰撞出火花。我举个例子。

　　1929年，“新客”陈嘉庚从“峇峇”薛中华手中接过管理权，对福建会馆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包括引进会员制、规定董事和会长任期、引进民主过程等等。对此，福建会馆文献记载“新加坡闽人最高社团由马六甲侨生集团领导的时代，转为由中国南来移民集团主导的时代”。

　　有远见的社群关注的是领头羊是否给力，绝不会纠结于领头羊是本土羊还是外来羊。

　　那个年代的本地人和新客交融在一起，他们的后代就是我们这一代的新加坡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本地人。

　　到了今天，二十一世纪，随着新一波中国新移民的到来，对本地社会肯定也形成影响，就像当年的新客对新加坡的影响一样。

　　在华语的使用上，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和流行文化在新加坡的普及，本地人使用规范华语的也越来越多。同样的，新移民使用本地华语俚语的也不少。这就是融合。

　　正因为有了当年老客与新客的相互包容和融合，才有了今天繁荣昌盛的新加坡华社。我坚信，现下的我们也应该学习老祖宗的远见和气量，取长补短，兼容并蓄。

　　只要能做到取长补短、兼容并蓄，下一代的新加坡华社和华人，必定是我们这一代本地人和新移民的“优秀出品”。

　　后记：本文在汪老师学园5月14日讲座的基础上，有所增减

　　ABC丨编辑

　　AK丨编审

　　新加坡眼丨来源

　　汪老师学园、新加坡眼丨图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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