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人为什么那么爱修水坝？

治水筑坝：建设新亚洲

文 | 苏尼尔·阿姆瑞斯

来源 | 《奔腾不息》第七章《河水的拦截与堵截》

二战结束后，新的国家从帝国的废墟残骸中被建立起来。亚洲的政权更迭速度惊人、充满戏剧性和暴力，以至于当时鲜有人去想这些变革会给环境带来什么后果。而如今回首过去，可以看出这些变革带来的后果意义深远。这些在20世纪中叶发生的分裂割据、国界变更对亚洲水域产生的影响，也是20世纪后半叶历史中至关重要却被忽视的一部分。我们甚至还从未思考过它们会给相当一部分人的生活带来哪些积极或消极的影响。

相比于其他工程，修筑水坝最能展现亚洲新领导人对其驯服自然的能力的信心。印度刚独立之时，仅有不足300座水坝；而到1980年已有4000多座。修筑水坝是现代印度最大的公共投资类别，政府在这方面的支出远超对医疗保健或教育的支出。水坝被赋予一种期待：将印度其从变幻莫测的季风中解放出来，并最终让印度从殖民时代频繁来袭的严酷的饥荒“阴云”中解脱。这样的状况并非印度独有，全球各地都热衷于修筑水坝。中国建造大坝的规模令印度的大型水坝相形见绌。据估计，1949年之后，中国修建了2.2万座水坝，几乎占全世界所有大型水坝数量的一半。而在湄公河沿岸，大坝成为继在奠边府打败法国后，越南政府战略的一部分。

▌印度戈达瓦里河上的船只

▌恒河

到20世纪60年代，这些同时期修建的工程却引发了争论。修筑水坝是试图通过蓄水和引水来满足国家发展的需求，从而让河流能与政治边界保持一致。但由于上游和下游的工程众多，出现竞争局面，水坝使跨越国界的物质上的依存关系变得切实可见。印度独立之时，印度人几乎都不知道他们国家的多数河流都发源于中国。只有双方对河流开发的野心膨胀时，河流的跨境流动才会产生某些问题。

在后殖民时代，大坝承载着重大的象征意义，那就是发展的梦想。相较于其他技术，修建大坝更能说明人类对自然的征服。纵观全球修筑水坝的历史，印度扮演着关键的角色。印度的遭遇体现了第三世界所面临的挑战，也体现了新生国家所展现出的雄心壮志。由于印度的季风变幻莫测，印度统治者也为水劳心劳神，前来帮助印度探索、修建大坝的大批外国专家也深有同感。与中国不同的是，印度在冷战时期受益于美苏两个阵营的援助，印度的发展计划已成为美苏之间竞争的擂台。印度的水利工程师得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建议，又把他们的专业技能与联合国和其他国际机构共享。印度沉迷于修筑大坝，这不仅影响着政治，还影响了文化。印度电影激发了亚洲和非洲观众的想象力。后殖民时期一些最具代表性的印度电影均以印度为水而战作为故事背景，这些电影情节也引起了印度以外地区的观众的共鸣。

▌1963年10月，尼赫鲁在巴克拉水电站落成典礼上对广大群众讲话

用混凝土浇筑的“庞然大物”征服了水，也带来了巨大的变动。其中一些变动从一开始就显而易见——人们被赶出家园，村庄和森林被新修的水库淹没。随着时间的流逝，其他的变动也变得愈发明显。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几乎没有人能明白大坝将如何从根本上改变亚洲的水生态。正是自那个时代起，亚洲各个国家和民族开始朝着他们今天所面临的与水有关的危机迎头而上。

亚洲各国领导人和工程师对中国的发展十分好奇，他们既惊叹于中国的成就，心中也充满怀疑，而这种好奇心和疑虑是远非委员会的一份报告所能满足的。印度是最好的例子。印度政府是1949年最早一批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之一。尼赫鲁政府的首任驻华大使、历史学家潘尼迦，对中国革命和毛泽东有着深刻的印象。1950年10月西藏解放，印度大为震惊。印度国会内部其他人对尼赫鲁施加压力，要求他采取更强硬的路线，但事实上印度无力插手干预，这种现实认知最终占据上风。20世纪50年代，因应尼赫鲁在冷战时期不与任何集团结盟的外交政策，两国关系升温。印度人中最渴望了解中国发展的主要是水利工程师。1954年5月，印度中央水利和电力委员会主席坎瓦尔·塞因和拉奥开始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旨在考查中国的水利工程，特别是防洪工程。塞因和拉奥是第一批亲眼目睹中国水文实验的外国人。他们非常支持中国政府，因此他们能有机会获取更多信息。

塞因和拉奥于1954年5月4日抵达中国，并在中国待了两个月。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待在水上，沿长江的许多行程是乘船进行的。塞因和拉奥两人都支持印度自主掌控自己的水资源；他们对中国的水利工程规模惊叹不已。这趟中国之旅始于印度灌溉委员会穿越印度寻找水源的半个世纪后。这两趟旅程属于印度对水源的追求的一部分：19世纪末印度爆发的饥荒开启了一场迫切而持久的寻找水源之旅，以求减少对季风依赖的努力。塞因和拉奥都曾接受过殖民统治下印度的水利工程培训。但他们此时代表的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他们不是从欧洲，而是要从中国寻找灵感。两次旅途之间也有些不同之处：灌溉委员会和一群随行仆人乘坐一趟特别包租的火车旅行，而塞因和拉奥兑换外汇的额度有着严格限制，随行的只有两名翻译和两名官员。中国的谦逊和低调让他们印象深刻，他们也被中国没有像印度那样森严的社会等级制度，更没有种姓制度的社会环境而深深打动了。另一件让塞因和拉奥不解的是，几代人以来，印度知识分子一直认为印度和中国之间最根本的纽带是佛教。在一个新的时代，印度和中国需要一种新的语言，一种新的互动基础——两位水利工程师自然而然地从两国共同的水利问题中看到了这个基础。

塞因和拉奥为中国水利工程师的素质所打动，对中国坚定重视技术教育的做法感到高兴。他们称赞中国人随机应变的能力，在进口短缺的情况下，用本地材料建造巨大的水坝。在中国旅行期间，塞因和拉奥的思绪情不自禁地转向对比中国与印度的差异。两个国家面临的挑战明显不同。其中最明显的差异就是印度和中国有不同的气候——又一次，季风使印度变得与众不同。他们写道：“中国和印度不同，印度被喜马拉雅山脉阻挡，而中国通向中亚的路径是开放的。”这意味着，在夏天，“中国不会像印度一样成为海洋空气循环的唯一目标”。中国的降水量“不及印度之多，也不像印度那般集中”，而且其降雨量“在内陆地区分布更加均匀”。相比之下，中国的河流比印度的更具威胁性，更容易决堤。印度急需解决的问题是灌溉，中国则是防洪。两国都着眼于工业化的未来，水力发电的前景吸引了两国的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