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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大革命颠覆了传统的“旧制度”,将曾为“特权等级”占有的遗产收归新生的民族国家所有,通过所有权的转移创造了全新的“国家遗产观”。但在复杂激烈的政治斗争中,以“汪达尔主义”为代表的破坏思潮大行其道,新生的“国家遗产观”的社会基础并不牢固。
至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浪漫主义运动的兴起为“国家遗产观”的落地生根提供了思想上的基础。以诺迪埃,雨果等人为代表的法国知识分子在遗产的财产属性之外抽象出其情感属性,将其视为法兰西民族历史记忆的载体。
等级社会下的遗产观
法国大革命爆发以前,遗产体系是特权等级内部实现身份认同的重要手段之一。法国大革命以前的法国社会被称为“旧制度”,其在政治上最鲜明的特点之一就是等级制的社会结构:第一等级是教士,第二等级是贵族,第三等级包括资产阶级、城市平民、农民等除前两个等级以外的全部法国人。
教士和贵族属于特权等级,虽然在人数上只占当时法国人口总数的2%左右,但却占有绝大多数社会财富、垄断政府职务:第三等级人数众多,约占当时法国人口总数的98%,但在经济上受到诸多限制,在政治上也处于无权的地位。
等级制社会的阶层固化程度很高,除第三等级中少数富有的资产阶级可通过购买头衔的方式成为贵族外,基本不存在等级间的流动,因此不同等级对社会财富的占有也固定下来。尤其是特权等级,其占有的国家财产还渐变为个人,家族或社会团体的私产,在时代的传承中最终成为“等级的遗产”。
政治地位和对社会财富占有上的差异,在特权等级与第三等级之间划出了一道泾渭分明的界限,将法国社会分成两个相互对立的群体。特权等级在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方面均居于主导地位,因此在遗产问题上也有了更多的话语权。
等级社会造就了“等级的遗产”,相应的也衍生出了一种等级的遗产观——遗产即私产,遗产问题不具有公共属性,只局限于私属领域。在路易十五统治期间的一部国王法令汇编中,涉及到遗产(patrimoine)一词的法令均与贵族家族的财产问题有关,包括继承、转赠、纠纷等等。
在其中一条有关遗产继承问题的法令里提到,涉事家族的财产和权利取得于查理四世时期,按照王国的传统保存至今,通过父系、母系或其他直系亲属进行传承。
“旧制度”末期,特权等级与第三等级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后者对前者在政治、经济方面的特殊地位的不满与日俱增。但值得玩味的是,作为第三等级中最富涵养和学识的成员,法国的启蒙思想家们在遗产问题上的认识与特权等级并没有过大的差别。
在欧洲的传统中,民族是一个自然性的概念,其区分标准是人种的不同而非人们的主观愿望。"在法兰西学院1694年编撰的第一版辞典中,将民族定义为生活在同一个国家、适用同一种法律、使用同一种语言的居民。
这一时期对民族的定义更多地是强调既成事实和现状,并不关注民族情感和认同。在法国大革命以前,法国社会的身份认同侧重于家族和等级而非民族。特权等级和第三等级二元对立,不能构成一个团结统一的共同体。因此也就不会发展出带有公共属性的“民族遗产观”。
法国大革命:“国家遗产”的诞生与困境
以1789年7月14日巴黎民众攻占巴士底狱为标志,影响法国历史的大革命爆发了。法国大革命是“旧制度”下各种社会矛盾激化、等级间尖锐对立的产物,其爆发深刻地改变了法国的政治、经济及思想面貌。
作为“旧制度”下特权等级的重要表征系统,其世代相本的遗产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革命浪潮的冲击。一方面,法国大革命造就了全新的“国家遗产”观念,使新生的法兰西民族国家在名义上取代特权等级,成为“旧制度”下其占有遗产的主人。
但另一方面,受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仍有部分激进革命者将这些“国家遗产”视为特权等级的象征,掀起了被称为“汪达尔主义”的破坏浪潮。在新旧两种观念的交锋中,法国的“国家遗产”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在“旧制度”下,法国大多数普通民众在精神上处于一种蒙昧的状态,这集中体现在对特权等级的迷信与盲从。“达官贵人们的赞许、君主们的笑纳与农民和市民们的愚昧盲从,是那时法国社会的'三位一体’。”
随着启蒙运动的兴起,印剧术的发展以及识字率的提高,这种蒙昧的状态渐渐被打破,以国于为代表的特权等级开始了去神圣化的过程,传统等级社会中的权威不再得到第三等级的认可与敬畏。
1793年1月21日,路易十六在巴黎遭到处决,曾经至高无上的君主被供上了革命的祭台,这一事件进一步摧毁了日渐式微的传统权威。以法国大革命为起点,“民族”开始取代君主,成为国家的象征,现代意义上的法兰西民族国家也是从这一时期起开始形成。
在破旧立新的过程中,民族被神圣化,成为一种革命崇拜,被赋予丰富的情感内涵。以第三等级为主体构建起来的民族成为了一种全新的共同体,并在与外国干涉势力的斗争中不断强化自身认同。
新生的法兰西民族为法国“国家遗产”的诞生开辟了道路,正是在颠覆等级制社会、建立以民族认同为基础的现代国家的过程中,在“旧制度”下为特权等级所占有的遗产性质实现了从私有属性向公共属性的转向。
但任何思想观念上的转变都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受到历史传统、政治现实等多种因素的制约与影响,法国社会遗产观念的转变自然也不例外。法国大革命促成了“国家遗产”观念的诞生,但并未能使其深入人心,法国社会特别是中下层民众仍对那些曾作为特权等级象征的遗产心怀愤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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