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的暗战——看日本和美国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情报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一段永远也无法消除的痛苦回忆，它既是法西斯轴心国和反法西斯国际同盟之间的较量，同样也是两种价值理念的交互与碰撞。日本和美国在1941年末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正式兵戎相见，正面交锋。但是在看不见的情报战线上，实际上战争早已打响，双方互有攻防，明争暗斗。两国之间的恩怨最早可以追溯到1863年美国佩里舰队的黑船事件。日俄战争之后，双方都将对方放入了本国的国防计划之中，开始进行暗中的较量。情报战和外交战一样，是在和平状态下两国之间最为敏感的一条神经。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这条神经陡然紧张了起来，两国你来我往，各不相让，最终走上了战场。其具体的情形如何，且待在下慢慢道来。

情报战也是太平洋战争的一部分

太平洋战争前的日美情报攻防战

日本自从明治维新之后，开始了富国强兵的进程。通过对外交往的程度不断加深，日本对于现代战争的感知也不断深化。随着日本在日俄战争中击败了老牌的沙皇俄国，这让整个世界为之震惊，特别是日本海军的战绩更是引起了美国的注意。所以在美国后来的国防计划中特别制定了针对日本的“橙色计划”，根据日本学者实松让的《情报战》一书当中记载：

“这一系列作战计划中的每一计划，都是为应付与计划中包栝的那些国家所发生的特定的非常事态而制定的，这些国家的代号用不同的颜色表示——红色为英国，黑色为德国，绿色为墨西哥，橙色为日本。陆海军战地指挥官根据这个战争计划制定了作战计划。在某些情况下，早期的战争计划等于抽象的训练，与实际事变几乎没有关系。然而，在日本问题上，橙色计划却经常重新研究，反复进行修改，以便适应国际形势的变化。”

可以说从这一刻开始，美国就已经开始将日本视为潜在的竞争对手。无独有偶，日本在国内的军事发展计划中也将美国视为海军的假想敌。日本的陆军学习自德国，海军则学自英美，但是在战略上仍然奉行中国的孙子兵法。其中的一则是“胜兵先胜而后求战”，意思就是打胜仗的军队，总是先要得到胜利的有利条件，而后才开始寻找与敌人开战的机会，这就是情报战的精髓。日本在二战前派往美国大使馆的武官人员中许多就肩负着收集情报的职责，历代日本外交武官的任职和履历如下图：

日本海军驻美武官

从中我们不难发现很多的外交武官在最后都做到了将军，有的还成为了大将乃至首相。这都是日本重视情报的体现。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前，日本选派了海军大将野村吉三郎担任驻美大使，他的副手就是有着深厚特工背景的岩畔豪雄大佐。据《大东亚战争全史》记载：

“野村大使在动身前，特向东条陆相要求陆军给予协助，并希望派遣精通中国事变情况的陆军军官前去美国。东条陆相决定派遣当时担任陆军省军事科长要职的岩畔豪雄大佐。该大佐由陆军特派，其实际任务是协助野村大使，他于3月6日从日本动身”。

岩畔豪雄其人在历史上被称为“科学家特工”，曾经建立了日本陆军中野间谍学校。他不仅善于日常的跟踪和窃听，还擅长制造假币和毒品。在太平洋战争前，他是东条英机最坚定的追随者，参与制定了臭名昭著的“大东亚共荣圈”理论。但是由于在美期间深入觉察了美国的军事和经济情况，在回国之后就开始主张日美和平，因此被东条英机放逐。

东京审判中作为证人的岩畔豪雄

事实上，像岩畔豪雄这样的日本情报官员还有很多。日本和美国在二战中的恩怨实际上在华盛顿会议中商讨海军裁军问题时就已经开始了，双方在情报领域针对海军裁军进行了多个回合的攻防战。一战结束后，英美日等国开始了海上军备竞赛，多艘重型舰艇开始服役。而各国在建造舰船的时候大多都是在封闭的船厂之中进行，外人难以得窥究竟。这时候的舰船情报就显得尤为重要。各方的舰船情报也就成为了华盛顿裁军会议上，各国互相争夺的筹码和指责对方的武器。据史料记载：

“美国在情报战中颇占优势。会议前夕，他们把日本预定建造的全部军舰的重要项目都搞到了。因为日本是美国进行各种准备的主要目标。另一方面，由于美国对日英同盟怀有恐惧，英国也被列进了华盛顿大海军扩张主义者所开的潜在敌国的名单里。”

于是在华盛顿会议上，美国率先抛出了海军裁军和限制海军发展的提议。也许是因为美军感到在海军竞赛中渐趋吃力，也许是掌握了其他各国的最新情报。美国国务卿修斯很明确细致地提出了下列提议：

“ １．放弃一切建造主力舰（战列舰和巡洋舰）的计划，包括目前正在建造中的；
　２．废除一部分旧舰；
　３．今后限制海军力量，大体要根据目前各国现有海军力量决定。
首先，应该放弃的有：
日本：正在建造中的七艘，二十八万九千一百三十吨；旧舰十艘，十五万九千八百二十八吨。此外，撤销八艘主力舰的建造计划。
美国：建造中的十五艘，六十一万八干吨（为此，已支出三亿三千万美元）；旧舰十五艘，二十二万七千七百四十吨。
英国：建造中的四艘，十七万二干吨，旧舰十九艘，四十一万一千三百七十五吨。
其次，将来的最大限度吨位是：日本：三十万吨。美国：五十万吨。英国：五十万吨。”

华盛顿会议

这样精准的方案应当就是情报的功劳，而日本无疑是这次情报攻防战中的失败者。根据日本事后总结，美国应该是破译了日本方面的通讯密码，掌握了日本的最后底牌。事实上，日本在会议中曾经提出让美国退出关岛和菲律宾作为代价换取10:10:6方案的通过。这一点也被美国事先侦查得知，根源就在于日本政府向华盛顿会议全权代表加藤友三郎的绝密电文。电文中明确提及

“阁下关于限制军备问题，要避免同美、英，特别是同美国发生冲突的意见，政府亦有同感。因此，望阁下本着协商到底的态度，尽最大努力贯彻我方方针。”

在这份电文被美国破译之后，美国才采取了极为强硬的措施，最终迫使日本在条约上签字。

加藤友三郎

有鉴于此，日本也开始不断的提升自己的情报能力，报此一箭之仇。1932年，美国在夏威夷海域进行联合军演。日本派遣“襟裳号”特务舰前往观摩，据《情报战》记载：

“军令部情报部美国组的小川贯玺少佐以“随船军官”的名义搭乘该舰，通信情报专家深町让少佐被任命为通信长，另外还有许多有才干的通信情报人员 临时搭乘了该舰。
深町少佐的通信情报组也搜集了大量资料。回国后，深町在军令部第十课 （负责通信情报工作）把这些资料加以整理研究，成功地破译出美国舰队使用的密码（赫本机器密码），了解到演习的构成及部队的编制，演习的过程等。”

也正是基于此次情报的成功，日本才可以顺利拓展自己在东亚地区的侵略范围。也让他们第一次认识到，神秘的美国舰队虽然强大但也不是一块铁板，情报成为了日本洞察美国军事背景的重要窗口。在此之后，日美双方对于机密军事情报的争夺更加激烈，直到珍珠港事件爆发。伪装在外交活动之下的情报战浮出水面，成为了日本军方的一部分。

二战中的军舰

为何日美双方在海军情报战线的对抗如此激烈

首先，美国自身的海军发展有局限性，而日本对于力量的扩张却有着无尽的贪婪，这两者必然会产生冲突。美国的海军中以战列舰为例，必须要根据巴拿马运河的闸门大小来设计。目的是为了适应运河的水量变化和运输安全，而这就成为了美国海军发展的瓶颈。巴拿马运河是美国重要的运输线，也是连接太平洋和大西洋的最重要咽喉。如果美国的军舰不能够平安通过巴拿马运河，那就意味着美国的整体力量就会被分割成为两块，不能东西兼顾。这对于当时希望主导全球的美国而言，显然是不能接受的。所以，不能够在明处减弱各国的造舰计划，就只能在暗中以情报战的方式打击各国。而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就有“开拓万里波涛 布国威于四方”的志向，美国的夏威夷无疑是它前进路上的绊脚石。在二十世纪初期，日本还不能直接和美国翻脸，即使是华盛顿会议上的10:10:6方案，日本也只能接受。但日本决不会甘心，它很巧妙地将情报战掩盖在外交领域的温文尔雅之下，用不流血的方式寻找美军的情报和弱点。事实上日本国内对于这份裁军条约也只是碍于加藤友三郎的权威而敢怒不敢言。日本历史学家伊藤正德的《联合舰队的覆灭》一文中写到：

“加藤在未彻底消除对华盛顿5:5:3的海军比例的不满情绪之前就与世长辞了，日本海军失去了一位杰出的铁腕人物，于是，强硬派开始抬头了，他们主张修订三国海军比例，如不能兑现，则干脆废除这一条约。”

所以，正是在这种情绪主导下，以情报领域作为前沿阵地，日美之间的对抗正式拉开了序幕。后来的日本情报机关隐匿在军部的庇佑之下，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更是肆无忌惮，成为了日本战车上的重要零部件，同样这些人也在战后付出了应有的代价。

狭窄的巴拿马运河

其次，日本和美国在发展道路上互为假想敌，但在一战后和平主义的气氛之下，谁也不能再重启战端。自美国的伍德罗威尔逊总统之后，历任美国总统大多以和平主义者自居。很多人都奉行孤立主义，不再喜欢直接介入到国际争端之中。比如一战后的哈定总统就在竞选时提出：

“美国当前所需要的不是英雄行为，而是医治创伤；不是灵丹妙药，而是正常化；不是激动人心，而是心平气和；不是受国际事务的牵累，而是在国内取得成功。”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美国的军方如果希望继续保持对于世界军事力量的掌握，就必须将力量转入到地下，也就是情报战线之中。之前可以通过军事合作、军事干预就能够获得的资讯，如今只能够依靠情报的支持。而日本在一战之后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在最开始的阶段日本原打算以外交等手段堂而皇之地进入到国际事务的核心决策层。但是，美国和英国等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联盟很难接受日本的崛起，而日本在国联之中的影响力也无法进一步提升。日本的多任外相都曾经感叹过日本的尴尬地位，战争狂人东条英机也指出：“日本如同一个18岁的青年,穿的是10岁孩子的衣服,太小了,要扩大。”正是这样的思想直接引发了太平洋战争，促使日本大力发展军事情报。日本在珍珠港事件之前就是通过精准的情报很好地避开了美国的一切耳目，使得偷袭珍珠港这样的惊天豪赌能够实现。

美国哈定总统

日美情报战对于太平洋战争的影响

日本通过长期的情报研判，在战争初期有了很大的成果。日本情报方面的要员纷纷因此青云直上，但是失败也往往隐藏在胜利的喜悦之中。美国在战争中很快就调整了自身的节奏，特别是加强了情报领域的重视力度。在曾经破译过日本通讯密码的基础上，美国在太平洋战争中再一次成功破获了日本的军情密电。比如著名的中途岛之战“AF”代码事件。美国和反法西斯同盟一道在1942年4月成功预测了日本下一步的战略意图，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破译了AF地点。据《情报战》记载：

“ 日本方面虽然没有表示出特定的地点，但是有一个名称出现的次数逐渐增多了，有时作为目的地，有时作为需要特定装备的地点，这个地点在密码中总是使用‘AF’这一代号。对这一代号，罗彻福特的情报人员们绞尽了脑汁。其中，有一个人突然想起三月份日本水上飞机攻击珍珠港失败时的通信中也曾使用过‘AF’。
于是，大家一齐细心地查找侦收到的堆积如山的电文，终于找到了要找的东西。果然，日本海军使用过‘AF’这一代号。这架水上飞机，在位于中途岛和夏威夷中间的弗伦奇弗里格特礁，从潜艇得到了油料补充，在一封电文里提到通过‘AF’附近。 这就给罗彻福特解决了问题——‘AF’一定是中途岛方面的名称。从那以后，他便把中途岛作为日军进攻的目标而重视起来。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看得这样清楚。尤其是华盛顿有些人估计日军的实际攻击目标是阿拉斯加或者美国西海岸，金司令认为可能是夏威夷，而陆军方面则担心空袭旧金山。”

正是在这样的敌情研判基础上，美国才可以顺畅地调动自己的军队在中途岛海域组织作战。从而避免了错误的战略方向，没有将主要兵力用于守卫美国本土。这一战中美国成功摧毁了日本全部的航空母舰，日本的航空力量遭受了灭顶之灾。战场上的局面因此而扭转，可以说是这份关键的情报改变了战争走向。在此之后，日本处于极为被动的环境下，最终走向了败亡之路。

中途岛海战扭转战局

综上所述，日本和美国在二十世纪初期就开始互相视对方为潜在的竞争对手，也出台了相应的发展战略。为了避免正面对抗，一战结束后，日美两国在情报战线上进行了激烈的攻防战。由于一战后的和平氛围和美国本身的战略局限，美国开始重视在情报领域的投入，成功在华盛顿会议之前掌握了日本海军力量的核心资料以及日本的谈判底线。而日本也不甘心于华盛顿会议上的失利，随即展开了对于美国夏威夷等地的情报搜集和研判，最后为珍珠港事件的爆发提供了重要支持。而情报也成为太平洋战争中重要的军事手段，美国通过情报提前锁定了中途岛海战的胜局，扭转了战争局势。而日本最终只能在一片断壁残垣之上饮下了这杯自酿的苦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