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作家手握政权

《芝加哥七君子审判》剧照

1918年11月至1919年4月，对德国而言，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历史转折时期；而对众多德国作家而言，这是一个“奇迹”频现、美梦成真的时期。在文坛上占有一席之地的作家们，怀着各自的梦想纷纷投入革命。他们中既有读者耳熟能详的著名诗人里尔克、作家托马斯·曼一家，也有库尔特・艾斯纳、恩斯特·托勒尔、古斯塔夫·兰道尔、奥斯卡·玛丽亚·格拉夫等。当这群文人作家手握政权之时，会施行怎样的统治？出现怎样的国家？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德军节节败退，致使全国经济萧条，政治动荡。1918年11月，在作家库尔特・艾斯纳的领导下，巴伐利亚州实现和平革命，推翻了皇室，建立起人民共和国。这位文学家开始以自己崇尚和平、推行美育的方式实施统治。但是这一局面并未维持太长时间，1919年2月，艾斯纳遇害，巴伐利亚再次面临新的选择与挑战。1919年4年，在共产党缺席的情况下，恩斯特·托勒尔组织建立起一个苏维埃共和国，但这一政权也未能逃脱短命的结局。

Volker Weidermann

Pushkin Press, 2019

《梦想家们：当作家手握政权，德国1918》（Dreamers：When The Writers Took Power， Germany 1918）描绘的是一一幅短暂的“乌托邦”图景：众多作家因理念不同而有所碰撞，也为自己怀抱的梦想而全力奋斗。既充溢着梦想成真时的巨大喜悦，也描绘了梦醒时分的失落无助。

今天与大家分享的是这本书的书摘。

虽然编辑总是盼望“重版出来”，但经常也有“初版出不来”的时候。我们将在这个栏目里推送一些“初版出不来”书稿的书摘。

毫无疑问，那就是个童话——只不过在短短几周里昙花一现，成了现实。然而现在一切已经落幕。如果说还想继续掌权，那无异于痴人说梦：一月份的选举结果足以让人认清现实。百分之二的支持率，就像个玩笑，一个残酷的、糟糕透顶的玩笑。从那时起，新闻界便变本加厉地将仇恨宣泄在他身上，对他冷嘲热讽、嗤之以鼻。虽为人民之王，可惜没有一个人会来支持他；虽已坐拥王位，却不过是一介跳梁小丑；这个空想家、自命不凡的上位者，他不是巴伐利亚人，他就是个犹太人。

库尔特·艾斯纳(Kurt Eisner) 已经放弃了。他和宿敌——社会民主党（Social Democrats）的领袖埃哈德·奥尔（Erhard Auer） 的谈判一直持续到深夜。其实，这远称不上是“谈判”，因为他已经没什么可以用来讨价还价的筹码了。奥尔让他去做驻布拉格的大使；他可能也提过驻澳大利亚领事秘书的职位。属于他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机会降临时，他曾竭尽所能，将君主制的巴伐利亚王国变成了一个人民的共和国，一片团结奉献的乐土。

库尔特·艾斯纳

就像是一场梦，11月7日夜里，回过神来时，他发现自己已经坐上了总理的宝座。机会降临时，你必须足够机灵，才有可能抓住它。1918年11月7日，机会来了。

那个晴朗的午后，特蕾西娅草坪（the Theresienwiese）西面的坡地上聚集起了成千上万的人，他们中有士兵、有水兵、有工会会员，也有工人。气氛十分紧张。内政部部长冯·布雷特赖希（von Brettreich）早已在城里贴满了告示，警告人们要遵守秩序。就在前一天，社会民主党的埃哈德·奥尔还信誓旦旦地给他打保票：革命不会爆发。用奥尔的话说，库尔特·艾斯纳这个连日来一直试图掀起革命的独立社会民主党议会候选人，将会被“逼到墙角，无路可退”。奥尔说大局尽在自己的掌握之中。

但他并非真的掌控了一切。那天下午一片混乱：聚集的人越来越多；士兵不断从军营里赶过来，大多数都撕下了自己的徽章。男人们——也有少数女人——三五成群地站着，一会儿围着这个演讲者，一会儿又围住另一个。奥尔在巴伐利亚女神雕像前醒目的宽台阶上给自己占了个好位子。但是当人们意识到他开出的尽是些空头支票，只是为了暂时安抚他们时，他们立马往坡脚的方向走去，找寻其他演讲者。

巴伐利亚女神雕像

当时，库尔特·艾斯纳正站在坡脚。他几近嘶吼，高举双臂在空中挥舞着。一大群人簇拥在他周围。人群中的艾斯纳一头灰色的长发，戴夹鼻眼镜，胡须杂乱，戴了一顶宽边礼帽。在那些希望革命的人中，他颇具声望：1月时他组织军火工人发起了一场罢工运动，因此被判入狱服刑6个月。

他的演讲风格算不上是非常能鼓动人心的那种；他的音质沙哑，声调高亢，很难让别人听清他在讲些什么。但人们知道，今天，他们要找的就是这个人。他不打算就这么打发人们回家。他能感受到那一天蕴含着某种能量，为迎接最终决定性时刻到来的那种愤怒，那种决心。早上人们看到国王在英国花园里悠然漫步。好吧，他还打算继续这样闲逛多久？他还想再掌权多久？

那时，一个穿深色外套的年轻人也站在艾斯纳身旁，如痴如醉地听他发表演讲。这个激进的和平主义者是一个性格粗野的面包师的儿子，家住在施塔恩贝格湖畔的贝格镇（the town of Berg on Lake Starnberg）上，现在在慕尼黑的一家饼干厂工作；最近几周他又成功地接了个新差事——黑市商人；他曾为《慕尼黑最新消息》（Münchner Neueste Nachrichten）写过诗和文学批评。他就是奥斯卡·玛丽亚·格拉夫（Oskar Maria Graf）。在场的还有他的朋友，艺术家乔治·施林普夫（Georg Schrimpf）。施林普夫为格拉夫的第一部诗集《革命者们》（The Revolutionaries）绘制了封面。其中收录了一首名为《格言》（“Adage”）的短诗：

有时我们必须得去杀人；

谦逊只会玷污我们所有人，

经年累月，我们疲乏不堪。

单调乏味的苦工压弯了我们的腰杆，击溃了我们的意志

命运的佣兵咬紧牙关

不加思考地投入汹涌的洪流中

他将得到净化

再唤起一个伤痕累累的、不眠不休的忏悔者，

知悉了他最终的任务……

施林普夫为格拉夫画的肖像

近两年来，这对好友经常去参加在路德维希郊区的金锚酒肆召开的革命前周一例会，库尔特·艾斯纳是常驻例会的演讲者。尽管只能从旁远远地看着他发表演讲，但他们就是在那里认识了艾斯纳。“我的天哪，全慕尼黑的人都在这儿，”格拉夫说，“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希望他们这次不要再什么都不干就直接回家了。”一个蓄着须、穿着军装的大高个听到后朝他笑着说：“不，不，不，我们今天不会回家的……今天会去其他地方……现在随时都可能出发。”

就在这时，他们周围的人群开始高呼：“和平！”“世界革命万岁！”“艾斯纳万岁！”这边的口号声刚落下，还不到一分钟，从稍远处的山上，巴伐利亚雕像下正在做安抚演讲的奥尔那里就传来了欢呼声。艾斯纳的密友费利克斯·费兴巴赫（Felix Fechenbach），这位面色苍白、胡须稀疏的25岁作家对着人群喊道：“同志们！要说的我们的领袖库尔特·艾斯纳已经说完了！不废话了！如果你支持革命，就跟我们来！跟着我！出发！”

巴伐利亚 女神雕像远景

分散各处的人群迅速汇聚起来，冲上山坡，朝西边进发。行经商店街时，商户纷纷拉下百叶窗关了店，队伍继续朝军营方向前进。格拉夫和乔治[朋友们都管他叫朔尔施（Schorsch）]，走在队伍的最前头，离艾斯纳就只有五步远。事后，格拉夫将这样描述这个突然成了他们领袖的男人：“他面色苍白，表情凝重，一言不发。看起来，情势突转似乎也令他大吃一惊。他时不时地看看前方，半是担心，半是烦扰。他挽着身体强壮的农民领袖甘多费尔（Gandorfer）一同前行；甘多费尔虽然是个盲人，但此时目标明确、步伐坚定。艾斯纳行动起来则更加自如；他脚步沉重而稳健，走路的模样就和你想象中的巴伐利亚农民的一样。在他们俩周围的是这支忠诚追随者队伍中的先锋们。”

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他们的队伍。警察已经后撤，沿街的住户纷纷打开窗户向外张望，他们不敢出声，但又想打探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第一批武装人员已经加入，众人精神抖擞，仿佛是要去参加一场节日的狂欢。有人报告说水兵们已经控制了王宫（the Residence），队伍里一片欢腾，众人情绪高涨。

到底要去哪儿？他们那面色苍白却神情坚毅的领袖似乎早已胸有成竹，带领他们朝城外走去。队伍涌进了一条幽暗的小巷。停！前方突然传来哭声。这是哪儿？一所学校？

他们到了古尔戴恩学校（Guldein School），近年来，这里被征用为军营。刚刚第一枪已经打响，人们惶恐不安。有人冲进了学校，但绝大多数人打起了退堂鼓。不多时，有人推开了教学楼顶层的一扇窗户，伸出一面红旗，边挥舞边高喊：“这些人是为了革命而来！他们都到了！那就前进！前进！前进！”

《芝加哥七君子审判》剧照

以此刻为界。从那以后，事态开始自行推进。越来越多的士兵加入队伍，他们将肩章从肩上扯下，在军装上别上红色的布片，一个新的共同体逐渐形成了。孩子们站在外围，欢呼雀跃地跟着队伍行进。途中，他们遇到了一个从其他方向走来的士兵，他是个军需官，还戴着他的肩章。他们就把他的肩章扯了下来，把他从一个人这里推搡到另一个人那里。一个身材魁梧的男人还打算对他动手。这个军需官哭了起来，强壮的奥斯卡·玛丽亚·格拉夫赶了过来：“让他走！好啦，这不是他的错！”格拉夫花了些时间来劝服那个身材魁梧的男人，后来他嘟囔着承认格拉夫是对的，但仍然嚷嚷着：“记住，太过心慈手软可是要吃苦头的！”

到达一个军营后，他们又继续向另一个前进。同样的场景一再上演。几个人走进军营，而艾斯纳和其他人则在外等候；不多时，一扇窗户打开了，一面红旗伸了出来。欢呼声响彻街巷；人们等着进去的那几个人出来，期待着他们从军营里带来更多的同志，然后再一起继续前进。

没过多会儿，队伍开始兵分两路。有人听说达绍尔街（Dachauer straße）的马克西米利安二世军营（Maximilian II Barracks）准备给他们制造点麻烦。那里正在交火。这消息刺激了奥斯卡·玛丽亚·格拉夫周围的这群人，他们迅速赶往那里。军营门口的哨兵看到革命者后，丢下自己的枪，落荒而逃。革命者走进军营时，操场上有一小队士兵，一名军官正在对他们进行考察，而他刚好背对着大门。那名军官甚至没机会在被猛击头部之前转身，重击之下，他的头盔直往下扣，盖住了耳朵。与此同时，士兵们丢下了武器，奔向革命者。“结束啦！革命吧！前进！”他们高喊着。

尽管人们已经精疲力竭，但随着事件的突破性进展，突然之间他们体内又充满了新的能量。这场血腥的征战已经持续了四年多。他们希望的，不仅仅是让战火燃烧殆尽，让它在这个黄昏画上句点。黑暗之中，必须——必须要孕育出新生的光明。

一位来自阿尔卑斯地区的牧民像在跳击鞋舞（schuhplatteln） 一样喊起了号子；队伍外围的一名士兵开始发表即兴演讲，呼吁建立军人委员会。人群朝着军事监狱的方向涌去。士兵们用短柄斧和枪托猛击紧锁的大门，直到它识趣地自行敞开。后来，格拉夫回忆道：“我现在还能回想起当时牢房的门被打开，囚犯们重获自由的情景。一名囚犯看到我们，先是满脸疑惑，两眼瞪得浑圆——他不由自主地往后退缩了几步，然后突然伤心地抽泣起来。之后，力竭的他朝一个小个子男人的胸前倒去，顺势紧靠在那个男人身上。那名囚犯一个劲地哭喊着：‘谢谢！谢谢！上帝保佑你们，上帝保佑你们！’”

牢房的门渐次被打开。阶下囚们夺门而出，加入了队伍，最终，他们朝市中心进发。到伊萨尔门广场（Isartorplatz） 时，格拉夫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进了一家发廊，他的朋友南德尔（Nanndl）正在那里上着班。格拉夫对着她喊道：“革命吧！革命吧！胜利属于我们！”她微笑起来，放下手中的烫发钳，但这时格拉夫已经离开了发廊。

队伍分散开来；有些人停了下来，站在路边发表演讲，但是慕尼黑老城的街道太过狭窄，无法容纳那么多人。现在何去何从？共和国又将在何处宣告成立？

格拉夫和朔尔施离开大部队，他们穿过伊萨尔河（Isar），到了教士啤酒屋（Franziskaner beer hall）。据传艾斯纳待会会来这里发表演讲。他们点了香肠和啤酒，准备好听艾斯纳的革命演讲。但此时的啤酒屋仍在一片欢宴的气氛中。有人喊道：“嘿，沃利，来盘猪肘子！”没人在谈论政治、议会、国王或战争。人们关心的只有啤酒、香肠和烟草。这里没人感受到革命的热情吗？巴伐利亚人真是舒心惬意！

酒足饭饱后，这两个革命者离开了啤酒屋，返回老城，街上仍旧热闹非凡。人们听到了各种传言。夜幕降临，散步的人在王宫外围游荡。国王还在王宫里吗？他们有机会见他最后一面吗？他们能见证维特尔斯巴赫（Wittelsbach）家族离开这座他们统治了900年之久的城市宫殿吗？奥斯卡·玛丽亚·格拉夫因这座城市将迎来新的空气和新的可能而欣喜，最重要的是，这场漫长的战争也即将画上句点。

与此同时，大部队来到了位于中央火车站和施塔胡斯广场（Stachus Square）之间的马特哈泽布罗啤酒屋（Mathäserbräu beer hall）。当时已经是夜里九点了，和其他啤酒屋一样，那里也在贩售香肠、啤酒、猪肘子，但那里的人们不再耽于宴乐，空气中只剩下辛勤工作的声响、热切专注的目光、惊讶与坚决的情绪。仿照苏联模式，他们通过投票，选出了工人委员会、军人委员会和农民委员会，来做自治机关。

盲人农民领袖路德维格·甘多费尔一直在艾斯纳的身旁。艾斯纳坚持新政权中一定要囊括农民阶级。慕尼黑的粮食供给形势非常严峻。如果农民不站在他们这一边，人们就得挨饿，这样过不了几天革命就将以失败告终。

啤酒馆外，卡车来来往往，车上满载着枪支和弹药。军人和工人赶到后，革命委员会的成员给他们配上武器，并将其编成小分队，授命他们去攻占慕尼黑城里的公共建筑。

内阁、中央车站、陆军司令部......一个接一个都被革命者接管。戴着红色臂章的男人在这座城市里阔步前行。他们要让整个慕尼黑都变成红色的海洋，他们要让慕尼黑变成一个红色的、崭新的、和平的、自由的城市。

本文作者 福尔克尔·魏德曼（Volker Weidermann，1969— ），德国作家、文学评论家，出生于达姆施塔特，曾在海德堡和柏林攻读政治学和德语语言文学，自2001年起任《法兰克福汇报·周日版》文学编辑，2003年担任该报副刊部主任。2006年出版《光年，1945年至今的德国文学史》，2009年因《焚书之书》而获“图霍尔斯基-文学传媒奖”。另著有《奥斯滕1936：友谊之夏》《决斗：君特·格拉斯和马赛尔·赖希-拉尼茨基的故事》等。

本文译者 李姗，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硕士。

编辑｜艾珊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