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扎特与纳粹》：蒙难的莫扎特终会展现“真”的力量

莫扎特的音乐柔美、轻盈、温顺，他的歌剧充满着世俗的欢欣与真情，透着一股俏皮与幽默，很难想象，他能与蛮横、暴戾、躁动的纳粹相联起来。

而实际上，在希特勒统治的德国治下，恰恰把莫扎特树立成精神的偶像大肆宣扬，这给人一种奇怪的不可调和之感。

透视这种不可理喻现象，成为英国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教授艾瑞克·莱维在《莫扎特与纳粹》一书所期待解决的一项任务。这本书在更多的意义上，是通过莫扎特这一个个案现象，来透视纳粹是如何牵强附会地动用德国的精神文化传承来服务于自己的现实政治，而莫扎特这一早已逝去的音乐大师，被迫无奈地被纳粹扭曲成他们需要的一种用来图说概念化教条的化身，但同时，莫扎特身上不可调和的凝聚着自由与人性的精神，又能够冲破纳粹的框架与教条，顽强地释放着应有的光彩与光泽。

纳粹想把莫扎特强行地包装成服务于邪恶意志的一种偶像，但莫扎特所具有的丰富的文化内质本身，却又反过来制约了纳粹的包装，凸现出纳粹这种急功近利的动机背后的尴尬与失衡，最终从某种意义上讲，纳粹对莫扎特的利用陷入了一种无以复加的失败，越是对莫扎特因素的使用，越彰显出自身的反人类性质。纳粹不得不看到这样的一种结果，本来意图对文化遗产的利用，但反过来这份文化遗产又瓦解了纳粹的思想与意志。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艺术也是一种力量，它会散发出一种本性的率真的力量，任何人为的强加的意志，都难以抵挡艺术中对于人性本身的支持与发扬。艺术会用自己的抵抗，祛除掉任何违拗艺术追光的意志的强加，而执着地放射出属于合乎人性本质的真诚、善良与温馨的光。

德国诗人歌德曾经将他的自传命名为“诗与真”，他的用意，显然是用“真”来传达一种文化与诗歌的力量，而无独有偶，在音乐界，自称为“德国人”的莫扎特也用他的创作生涯表达了另一种旋律形式的“真”，这种“真”不管被什么样的政治动机与意识形态扭曲或掩埋，但都难以掩饰这种“真”最终都会来一次终极爆发，以摧枯拉朽的气势，击破任何对它的遮掩与利用。

中国人早就意识到这种精神力量的反弹作用，称之为“儒以文乱法”，就是说从事文化创造活动的人，会以它的创作的力量，搞混现有的秩序。然而，这种打破束缚人的秩序的力量，正是文艺的价值与意义所在。

1933年纳粹上台，开始为它的意识形态寻找历史渊源，这样，德国历史上的各式各样的大师便首当其选地成为纳粹的青睐标的。然而，在音乐大师系列中，莫扎特恰恰是一个最不具备被纳粹的意识形态收编的音乐家，《莫扎特与纳粹》一书作者指出，瓦格纳“被宣扬为其世界观最为接近地预言了纳粹世界观的作曲家”，“贝多芬是伟大作曲家中最重要的‘原型纳粹’（P18），相较之下，莫扎特恰恰因为他的思想的开放性等等原因，最不易受纳粹收编。而这其中，莫扎特的经历中，还有几个巨大的障碍。一个是莫扎特与共济会来往密切，二是莫扎特的几部歌剧的作者都是犹太人。纳粹欲树立莫扎特这一精神招牌，就必须修改莫扎特身上影响他能成为精神偶像的不和谐音符。

于是，在纳粹的意识形态的影响下，御用的文人持续地开始清扫莫扎特身上的不符合标准的所谓杂质。我们首先看到的是，纳粹宣传机构强化莫扎特的德意志身份，从他的书信中寻章摘句，把他打扮成一个德国爱国者与民族英雄，这是文字中可以捕捉的部分，变本加厉地发展下去，纳粹突出地将莫扎特的音乐语言也与德国的传承拉扯上关系，强调莫扎特的音乐“在本质上是有组织的，也就基本上可以理解为是德国性的。”（P31）。

如此一来，从思想与艺术两个维度，莫扎特的原有定位被焕然一新，成为纳粹所宣扬的德意志民族精神的代表。

至于莫扎特与共济会的联系，纳粹的宣传机构也自有妙法，将这一无法更改的事实，转化为是莫扎特一直抗拒共济会的利用，巧妙地洗清了莫扎特身上的所谓“污点”。关于共济会，这一名字我们今天并不陌生。流行读物《货币战争》就将共济会描述成为操纵世界金融与政治体系的一个幕后黑手，何新也在他的书中经常性强调“共济会阴谋论”，比如好莱坞的背景就是由共济会所掌握的，而令人大跌眼镜的是，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也对共济会大加攻击，“称其为犹太人的密谋机构”（P33）。共济会背上恶名，有历史的渊源，这背后自然有更为复杂的社会背景，而我们的一些学者显然沿用了某一种背景声的传承，把世界纳入一种巨大的阴谋论的框架体系，其结果会让我们有一种心理上的抵触。

纳粹机构排除了莫扎特与共济会的关系，最终的目标，也是让莫扎特与犹太人撇清关系，因为纳粹接下来，还有一盘阴毒、残忍、暴戾的招数，那就是要清除犹太人。纳粹屠杀犹太人的暴行人所众知，而纳粹德国在大力吹捧莫扎特的时候，也遮遮掩掩地淡化莫扎特与犹太剧作家的合作。而纳粹在这里面临的最为尴尬的现实状况是，莫扎特的三部最伟大的歌剧《费加罗的婚礼》《唐·乔万尼》《女人心》的剧本作者都是犹太人达·蓬特。在这里，纳粹采取的办法，是贬低达·蓬特的原作，而抬高莫扎特的存在，强调是莫扎特的音乐存在拯救了原作的平庸。其实我们知道，一剧之本与它的艺术表现形式应该是须臾不能分离的，但纳粹为了自圆其说，隐藏它们的卑鄙用心，硬是将剧本与音乐割裂开来，以吻合他们意识形态中的反犹动机。其实这种行为恰恰反映了纳粹采取了一种可笑的自欺欺人的“鸵鸟政策”，无视现实情境下的真实存在，当这种意识形态作用于国家决策的时候，必然会出现日后滋生出的征服全球的狂妄心态。可以说，纳粹对莫扎特的扭曲反映了其自身的疯狂，而这正是其最终覆灭的前兆。

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边是希特勒与纳粹大力抬升莫扎特的精神地位，将其作为实现其疯狂梦想的偶像支持，另一边却是反法西斯的正义力量，也从莫扎特的音乐创作中汲取精神力量，而毫无疑问，这个情境下的莫扎特才是真正的莫扎特。如著名的科学家爱因斯坦终生对莫扎特有着强烈认同。《莫扎特与纳粹》一书作者分析道：“也许莫扎特作品的结构和美学是一剂和悲惨现世大相径庭的解药，能抚慰背井离乡的创伤。同样重要的是莫扎特作为启蒙主义和人道主义代表人物的人格和文化观。”（P90）。

这就是真正的莫扎特战胜了歪曲的莫扎特。真的力量，永远是摧毁虚假与扭曲的一种强烈冲击。正如作者所说：“莫扎特的伟大和人性是能够超越纳粹主义的恐怖的。”（P272）。

《莫扎特与纳粹》这本书也可以作为我们了解纳粹意识形态经营的一个很好的切入点文本。在书中，我们看到服务于纳粹的御用文人，为迎合纳粹的动机，不惜丧失立场，卖身求荣，炮制谎言，虚构事实，但我们可以看到，纳粹对莫扎特的捧扬，也使得莫扎特的研究有了某种奇怪的深入，如莫扎特的作品整理也在纳粹德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并且因为这种整理所具备的自身价值而在战后“重新出现了”。也许历史的优与劣、成与败、衰与荣就是如此复杂而奇怪地纠缠在一起，才促成了社会以一种合力的形式向前推进。从今天我们的事后眼光来看《莫扎特与纳粹》这本书，我们可以通过音乐这一独特的观照物，来看清纳粹本身的思想动机，同样可以看到纳粹在用战争的巨轮碾压欧亚大陆的同时，也曾经用音乐企图去粘连入侵国民众的精神信仰，但是莫扎特不可能成为压服别人的诱饵与理由。在纳粹这种必然失败的路径上，我们可以看到“二战”中的各个国家，在对莫扎特的冷热态度中，表现出了微妙的内心诉求。这样，我们便能通过莫扎特这一个看似微弱而单薄的石蕊试纸，重现了“二战”中各个和纳粹德国进行着联络与抗衡的各种军事角力及精神交锋背后的诸种原形。这是我们在其它历史书中看不到的一种用音乐显影出来的痕迹与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