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谈 | 唯物史观：方志学的重要基石

方志丛谈

在1924年6月由商务印书馆创办的《东方杂志》第12卷第18期上，以梁启超发表《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方志学》一文为标志，“民国时期方志学的发展，将中国近代方志学的发展推向了空前的高潮，达到历史性的高度，使中国近代方志学走向完善与成熟，并开始在社会学科意义上奠定了中国方志学的地位”。如果论及民国方志学创立及百年发展留给当今的经验、规律与启示，从不同角度可作不同的归纳提炼，其中最重要的应首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探索引领。

原文 ：《唯物史观：方志学的重要基石》

作者 |浙江省地方志办公室原主任、研究员 潘捷军

图片 |网络

首先，唯物史观之所以对方志编研具有如此重要的主导引领作用，这是其本质特征决定的。从人类社会发展史宏观视域看，指导社会发展的一般有三种规律。一是对社会发展各阶段都起作用的普遍（一般）规律，二是对某一类型社会（如阶级社会）起作用的特殊规律，三是仅对某一时期起作用的个别规律。而包含了特殊和个别规律的唯物史观，则是指导人类社会发展所有阶段的普遍和一般规律。由于“志属于史”历来是学界的基本共识，方志编研同样要遵循上述规律。特别如贯通古今的区域性通志，一般上限起于历史发端，所记载一地发展往往长达数千年，其跨度宽，容量大，历史漫长，关系复杂，如果没有正确的指导思想统揽全局，就很难科学准确定位。因此，上述唯物史观的本质特征，决定了它必然是指导地方志书编研以至整个事业发展的根本规律。

其次，唯物史观的探索引领客观上贯穿了其时方志学史的发展进程。20世纪初，涌入国门的各种思潮呈泥沙俱下之势，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与进化史观等思潮比较中仍一枝独秀。如在1920年发表的《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一文中，李大钊就明确指出：“社会进展的根本原因究竟何在？人类思想上和人类生活上大变动的理由究竟为何？唯物史观解答了这个问题。”1929年，身为李大钊学生并深受其影响的傅振伦，在《北平晨报》发表的《编辑北平志蠡测》一文中，在论及“居今修志，应加改革”时，已首次提出应注意用“马克思唯物史观”指导修志的问题，并被学界视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方志学的先行者”“最早在方志编纂和方志研究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学者”。包括李泰棻也有“近半世纪以来，世界史家咸重唯物……方志既为地方之史，则于时代潮流，岂独能外？”等真知灼见，可见其时唯物史观对一代方志学人的重要影响。当然，这一进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呈现出由弱到强、循序渐进的持续性特征，但这一主线和主旋律始终贯穿于发展过程。正如前述“新史学”虽对方志学有创设首功，但不是决定因素，其后也不可能引导事业走向通途，关键仍在于其后史学转型中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关键作用和引领意义。“总之，走出封建主义，走向马克思主义，就是中国近代史学的基本线索和方向。”

最后，从方志编纂具体实践看，唯物史观所涉及的基本范畴实际上已覆盖了其主要内容，从而也印证了两者结合的客观必然性。具体从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规范的志书五大类别看，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所涉及的自然、经济部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和“阶级、阶级分析与阶级斗争”所涉及的政治、文化部类，以及“民族和民族关系”及“领袖、政党、阶级、群众间关系”所涉及的社会部类，等等，都可见唯物史观与方志各大部类间的必然联系。事实上，不仅是现当代新志编纂，就是历史旧志编纂同样也离不开这些关系范畴，只不过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记述内容、指导思想和编纂原则，进而也会影响志书本身的价值。这更说明，唯物史观关乎方志编研基本范畴，更关乎事业发展方向大局。

回望民国方志学的艰辛探索，更显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这一进程中的重要地位和价值。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这一真理伟力，贯穿了整个中国方志学事业的百年进程。典型的便是改革开放后首轮修志初的1981年，业界在前人基础上，正式提出了“建设马克思主义方志学”的构想并进行了一系列创新探索。而今，“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指导修志工作”，已成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方志学的重要基石，也是方志事业现实与未来发展的根本遵循。更重要的是，上述唯物史观对其时包括百年以来方志学发展进程指导引领的历史实践，还充分证明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即“第二个结合”）的真理伟力与实践活力，因而也是民国包括百年中国方志学史留给我们的最重要的历史经验、发展规律和现实启示。

[全文将刊发于《上海地方志》（季刊）2024年第2期]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901期第5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