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萍等：平台基础设施化的原因、特征与表现

作者：孙萍（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王从健、梁慧博（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来源：《青年记者》2024年第5期

‍近些年，关于“数字基础设施”的探讨持续不断，其中一个重要的观点是，数字平台正在成为当下的一种新型基础设施[1]，它凭借快速的技术触达和高效的组织模式，将社会资源和分配规则进行了重新组装和配置，日益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与传统的交通、水利、医疗、电网等公共社会服务性基础设施有所不同，数字化的基础设施一方面变得越来越隐蔽和不可见，另一方面也越来越深入地嵌入社会关系和权力结构的运转之中。[2]既往的研究已经从诸多细分领域展示了数字平台的基础设施化过程，但是对于平台基础设施化总体、综合性的分析与概括仍旧欠缺。作为一个异质性权力系统，平台为何会不断地进行自我基础设施化？这一过程呈现出哪些特征，取得了哪些结果？本文在综合以往重要的实证研究的基础之上，结合中国乃至全球范围内类别多样的数字平台，重点讨论平台基础设施化实现的推力与拉力、特征与表现。

从硬件基础上来说，平台基础设施化的实现得益于诸多传统基础设施所提供的基础，以及过去半个世纪以来互联网发展所沿袭的技术基因。互联网的本质是“连接”，互联网的演进也是“连接”的演进[3]，数字技术的联通属性将传统基础设施聚到平台之上，由此数字化接管了传统基础设施网络，并将其以二进制的逻辑重新组合成为数字化的基础设施网络，这为平台的基础设施化奠定了基础。例如，滴滴出行的版图扩展既得益于传统道路基础设施和电子地图基础设施的发展，也得益于在其运行过程中不断收集、汇聚的各类信息。在此过程中，平台接管了传统基础设施网络，并将互联网的数字基底逻辑进行了重新组合和整编，使其成为连接各方的、平台化的基础设施网络。其中，数字技术发挥了连接、纳入、排除等作用，将传统基础设施网络进行了资源、人力和关系的重组，使得处于不同层级的技术体从旧有结构中抽离出来，重新组合成了一套以平台为中介的运行网络体系。

虽然技术在研发和建设过程中受社会条件的制约，但其一旦成型，作为这些条件的物质性表征就会发挥影响力，使用者和社会必须来反向适应它。[4]在平台生态系统发展过程中，数字技术的开源性要求一方面使得更多开发者基于统一标准进行开发成为可能，另一方面技术所有者也在积极推广自己的技术标准，企图在数字空间中占有更广阔的领地。当前，新生平台或多或少地需同既有平台生态系统“适配”，当大型平台的技术标准成为主流，在其上发展出来的数字技术簇则可能将新的技术标准排挤出核心技术圈，并通过一系列已然基础设施化的技术端口垄断和形塑技术走向。

自2008年以来，金融资本涌入互联网产业，为平台的前期基础设施化提供了强劲动力。以外卖平台为例，风投资本的注入使市场业务得以快速扩展，为平台在业务合作、流量增强和消费黏性的培育上奠定基础。[5]在风投资本的支持下，多方外卖平台开启“烧钱大战”，投入海量资金来争夺用户、骑手和商家资源，为快速实现基础设施化进行铺垫。资本链接也在推进建构平台生态系统，先发和基础平台利用自身经济资本和数据资本链接到多层级的平台使之成为复杂的平台树（Platform Tree）[6]，并通过兼并与合作实现自身的基础设施化。例如，腾讯在实现线上社交普遍化的同时，也利用自身的用户优势和资本优势拓展经营边界，如利用自营游戏的强大用户基数和营收能力，在连接能力、IP积累和云技术孵化等维度将腾讯塑造为数字文化生产的基础设施。[7]

在中国的语境下，政府积极正面的话语支撑和政策扶持，也为平台实现基础设施化提供了有利的内部环境。从“互联网+”到“电商扶贫”，从“数字中国”到“新质生产力”，国家在战略政策层面肯定了平台基础设施化的合法性。北京、上海、江苏、四川等多地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都将发展数字经济、推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作为重要工作方向。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采取了政策扶持、税收补助、贷款支持等多重手段服务平台的基础设施化。除此之外，我国政府还致力于服务中国平台出海、推动全球互联网发展与治理的多边合作。

在平台时代，用户一方面成为平台的劳动者，另一方面被数据化成为新的生产资料，故而用户的选择和使用成就了平台数字资本的规模，也规定了平台基础设施化的程度。用户在使用平台过程中，其日常生活行为被平台接入、记录和中介，平台以用户为转译点实现对社会世界的数据化重构，从而实现传统基础设施的数字化目标。在平台运行系统中，用户的身体及其行为产生的数据成为平台运行的燃料，驱使着这套庞大的系统前行。在这个过程中，“网络化身体”所具有的双重特征——信息性与物质性，赋予身体以主动性[8]，主动性使用户的参与行为转化成平台基础设施化不竭的动力。平台的算法机制则通过消化用户生成的数据和算法工程师设置的运行规则，在另一个维度上将平台逻辑转译到现实空间中，由此平台取消了此前社会生活的一切中介，算法俨然成为支配人与各种资源分配的主宰。可以说，算法既是平台系统内部运行的基础设施，也成为平台基础设施化过程中强劲的发动机，将人类社会的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逻辑重新排列。这一过程中，用户无法了解算法黑箱的运行方式，只能想象算法的规则来调整自己的活动，实现与算法的互动。这一“算法想象”的过程内化了平台对于社会生活的影响[9]，以平台算法的逻辑中介了个体行为的实践逻辑。由此，无数用户算法想象塑造了平台基础设施化的算法实践。

如果说传统基础设施、风投资本与政府政策、用户的黏性使用和数据化是平台得以实现基础设施的“推力”，那么针对平台扩张的诸多隐患进行的规制以及不断变动的地缘政治则成为“拖慢”或“再引导”平台基础设施化的重要力量。在此过程中，各级政府机构与大型跨国、跨地域的平台公司是参与主体，针对数字平台公司，尤其是大型商业体前期扩张所带来的诸多隐患，如市场垄断、算法失灵、隐私侵犯等进行规范化治理。在此过程中，平台需要对过往肆意扩张、兼并的数字基础设施进行检视、整理，甚至暂停、删减，并接受政府规制，逐渐走向规范化运作。

数据收取和使用的权力边界和再平衡规范已成为数字时代公共政策的新方向。[10]2021年7月21日，网信办为防范国家数据安全风险，维护国家安全，保障公共利益，宣布对滴滴平台进行网络安全审查，停止其新用户注册。[11]这意味着国家秩序对于平台基础设施化的形塑不再只停留在内容治理和行业竞争上，而是走向平台基础设施化的数据层，以期实现从内而外规范平台基础设施的目的。同时，近些年跌宕起伏的国际秩序和民族国家间的矛盾冲突加剧，加深了平台全球化运作的风险和不确定，平台进行全球基础设施的建设与改造进程受到政治格局、信息主权、文化惯习等多方面的制约与形塑。[12]例如，民族国家、国际组织、平台巨头等形色各异的行动者，正围绕着海底电缆，周而复始地争夺国际传播的物质控制权[13]，这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平台基础设施在社会现实层面与政治经济权力的相互博弈。

商业化的运作使平台需要充分发挥其“关联性”，最大范围地吸引供需双方的使用者来进行交易，形成聚合效应，增强平台的影响力和辐射力。也是因此，处于发展期的平台往往以开放的技术和组织形态存在，并欢迎各方加入。

平台分层模块化的组织架构是理解平台开放性的重要前提，也是追踪平台基础设施化过程的重要切入点。在网络与算力的支持下，“数据API接口”允许各种应用程序、系统和服务之间进行数据交互、共享，增强了企业平台的可延展性，这促成了基于大型平台的“开放生态”，各种第三方平台“寄居”、交互于此，促使这一商业生态繁荣发展。在现实空间中，数字平台不断实现着区域“下沉”和人员“下探”。由于平台自身的逐利性，基础设施的开放总是以符合占市场主导地位的战略目的为前提[14]，为了制衡竞争者，平台间的彼此“割据”“封锁”十分常见。具有类似业务线的平台往往为了争夺用户数据、积累规模效应而“大打出手”，通过价格战、技术围困、彼此断连、封闭API等方式互相制衡，并按照内部的规则运作，禁止其他核心互联网平台的业务渗透。不仅如此，平台的基础设施封闭战略常常与国家战略协同发力，依托国家政策或政治手段实现市场拓展。例如百度、微信、微博等大型互联网平台的发展离不开国家的“黄金工程”规定。而西方的社交媒体平台则在美国网络安全与基础设施安全局（CISA）的监管压力下封杀大量右翼账号，从而树立拜登政府在网民心中的良好形象。[15]

可见性常常意味着可被看见或可被感知。对平台而言，它的基础设施化与传统基础设施有显著不同，即它一反往日重物质、重资产的笨重和规模化“可见”，转而藉由数字化的技术体系变得更加隐蔽、流动，追求轻资产运营的“可见”。这样的可见性主要通过移动端的见面交互来实现。平台的不可见性在理解平台的过程中更为关键。除了前文所提及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基底”，参与和支撑平台日常运转的各种人力“后勤力量”也常常处于不可见的位置，隐匿的身体成为平台基础设施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平台扩张过程中，一些数字化的软性基础设施常常处于更隐蔽的位置，如IP网关、技术协议、数据流通等，而软性基础设施往往蕴含着更强的商业性或政治意识形态。例如数据中心等越来越多地在ICT发展落后的国家和地区搭建，而后者往往因为其偏远、边缘的政治经济地位而不被看见。[16]数据化与商品化往往成为平台隐匿自我基础设施化的手段。例如，美国医疗体验交流应用程序PLM以“数据慈善”为由，收集大量私人数据，其在获得医疗专业权力的同时也实现了利益最大化。[17]除此之外，平台还会通过“公共服务外包”的形式，将雇主责任和社会责任层层转移给下属的托管企业，从而进一步遮蔽自身的核心基础设施平台身份，隐藏自身的垄断性质。

对于平台这种生成并连接多层“根基础设施”的生态系统而言，基础设施化进程既有广泛连接带来的韧性，也因连接的不确定带来了脆弱性的一面。很多情况下，平台基础设施的韧性多以跳脱时空束缚的数字化的连接为主；而其脆弱性，则更多地表现在对于传统基建的依赖与嵌入。平台化的基础设施建设依赖数字化的交流体系，而交流体系的搭建往往带有流动性和不确定性，如资金、劳动力和使用者的高流动性。为了稳定这一交流体系，平台需要谋求稳定的资金支持和技术系统的正常运转，以确保数据稳定流通，实时满足用户的一站式与个性化消费需求。平台在基础设施化的过程中，既面临立足的传统基础设施失灵的问题，也存在着数字技术连接的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但依旧有着持续推进基础设施化的韧性。当下，依托平台形成的“情感结构”力量大大支撑了平台的基础设施韧性，基于平台社群所形成的个人经验、信息交流、社群认同等力量联合，成为民众参与社会治理、呼吁公共价值的重要渠道。然而，在全球处于动荡割裂的语境下，平台的基础设施化在不断深化的同时，也不断被打破、拖延、阻碍，使其建设处于脆弱的生态之中。自然灾害的冲击往往是根本性的，这会使通信线路失灵、平台瘫痪。除自然因素外，战争、犯罪等社会因素也深刻影响着全球范围内数字平台的铺陈和运作。例如，西非地区的民族和宗教极端力量反对女性使用互联网，对女性的移动设备进行抢夺，并发起网络暴力，这从使用端切断了当地妇女与互联网平台的关系。

平台的基础设施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具有很强的情境化色彩，相较于传统基础设施的专业性和稳定性，平台作为基础设施是基于数字技术的流动性和虚拟性而实现的对于社会生活中一般服务的中介，这就使得平台基础设施化始终处于进行时。从这一层面讲，平台的基础设施化过程具有行动的生成性，它正在重塑当下的社会行为和社会结构。[18]

哈罗德·英尼斯是最早坚持认为“基础设施应该在媒介理论中居于核心位置”的人。[19]然而，当媒介理论“遭遇”平台之时，集数据化、网络化于一体的“平台”系统使基础设施的概念进一步泛化。这种泛化为我们理解当下的媒介与社会发展提供了诸多新的分析视角，当然也招致了“基础设施”这一关键词的过度使用。在未来的研究中，需要避免简单地想象平台基础设施化的进程和影响，忽略描摹平台与社会互动更为生动的细节和情境。文章在既往研究的基础上，希望将“平台基础设施化”实施过程的细节更为全面地展示给读者，以期后来的研究者可以更加仔细地处理平台的“基础设施化”这一概念。

【本文为中国社科院重大经济社会调查项目“中国网络民意和舆情指数调查”（编号：2024ZDDC006）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本文引用格式参考：

孙萍，王从健，梁慧博.平台基础设施化的原因、特征与表现[J].青年记者，2024(05):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