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书坊丨《美华书馆：档案如是说》

首次完整呈现美华书馆88年兴衰史

近代中国西式中文印刷变局的形成史

《铸以代刻：十九世纪中文印刷变局》作者苏精教授印刷史研究新作

书籍详情

书 名：《美华书馆：档案如是说》

著 者：苏精

丛 书 名：新闻出版博物馆文库·研究

书 号：978-7-101-16480-0

出版时间：2024年4月

定 价：79.00元

开 本：32开

装 帧：纸面精装

字 数：270千

页 数：370

CIP分类：F426.84

主 题 词：印刷厂－工厂史－史料－上海

上架建议

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

印刷史

编辑推荐

01

首部系统、深入研究美华书馆历史的专著。

美华书馆将近四十年位居近代中国规模最大的印刷出版机构，也是重要的中文铅活字供应者，并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约十年间达到其出版上的巅峰时期。其历史地位之高与研究成果之少极不相称，苏精教授殚精竭虑爬梳史料，追根溯源考订真伪，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一现状。

02

海外一手英文史料呈现美华书馆88年变迁原貌。

苏精教授利 用在海外抄录的有关近代中国印刷出版的一手英文史料，梳理了美华书馆由盛而衰直至退出历史舞台的历史，推进美华书馆历史研究达到新高度。

03

小细节构建大历史，从人才、技术、管理、经营、迁址等多角度叙述，同时紧扣近代中国思想与知识生产的大背景。

从美华书馆数任主任的更替、中文铅活字技术的数次革新，到掌握技术的中国工匠王凤甲、鲍哲才的贡献，再到数次迁址，全方位展现美华书馆的历史细节。立足东亚印刷出版史的宏阔背景，讲述美华书馆与日本同业及中国本土印刷出版机构的竞争。

04

苏精教授深情披露利用传教会档案的经验与感受，嘉惠后学。

复旦大学教授邹振环称苏教授为“学术的‘苦工’”，高赞苏教授“把学术视为自己人生的全部”。在《我与档案》长文中，读者不仅能学习作者的治学方法，更能受其治学精神感染，深切体会其人格魅力。

内容简介

美华书馆曾长期执西式中文印刷出版业的牛耳，对近代中国思想与知识的传播有过重要贡献。

本书主要从海外一手英文档案入手，以人、事、物小切口研究美华书馆1844—1931年八十八年的兴衰史，涵盖美华书馆数任主任的更替、中文铅活字技术的数次革新、内部经营管理与迁址等。既首次详细叙述诸如美华事业奠基性人物柯理、姜别利的生平与个性，又将王凤甲、鲍哲才等中国工匠纳入研究视野；首次详细论证美华书馆各类活字的发明、构成以及来源，回应学界有关争论与质疑；首次将美华书馆搬迁至北京路、北四川路等的起因、经过与结果予以细致阐述，指出美华书馆由盛转衰的内外根源，纠正美华最终歇业的具体时间；首次介绍自身如何与美华书馆档案结缘，如何查找、利用档案以进行印刷史相关研究等。

作者简介

苏精，英国伦敦大学图书馆系哲学博士，台湾云林科技大学汉学资料整理研究所退休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以基督教传教士为主的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专著有《西医来华十记》（2020）、《铸以代刻：十九世纪中文印刷变局》(2018)、《林则徐看见的世界：〈澳门新闻纸〉的原文与译文》 (2017)、《铸以代刻：传教士与中文印刷变局》 (2014)、《基督教与新加坡华人1819—1846》(2010)、《上帝的人马：十九世纪在华传教士的作为》(2006 )、《中国，开门!——马礼逊及相关人物研究》(2005)、《马礼逊与中文印刷出版》(2000)、《清季同文馆及其师生》(1985)、《近代藏书三十家》(1983)等。

媒体评论

苏精教授这一论著中有许多以往鲜为人知的内容，有的虽曾公开却略而不详，很多论点足以纠正以往有关美华书馆研究中一些错误的说法。全书在利用英文档案史料方面，贡献卓著。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邹振环

苏精新作《美华书馆：档案如是说》，以与美华书馆相关的人物为主线，将这家中国近代印刷出版史上的重要机构由盛而衰的来龙去脉全盘托出。它既是一部高水准的学术著作，亦是一部可读性极强的历史著作，是一部完美书写美华书馆变迁史的作品，堪称《铸以代刻：十九世纪中文印刷变局》的姐妹篇。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高晞

目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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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序 历史的“美华”与“美华”的历史 邹振环

自 序

1 美华书馆第一位主任柯理

一、柯理与中文活字印刷

二、来华前的柯理

三、柯理在澳门

四、返美后的中国关系

结 语

2 姜别利这个人

绪 言

一、积极创新的精神

二、精明谋利的才能

三、鲁直待人处世的态度

四、传教士的评价

结 语

3 从档案谈姜别利活字的四个问题

绪 言

一、姜别利何时、何地及如何开始电镀活字？

二、姜别利制造几种中文活字？

三、六种中文活字是否都出自姜别利？

四、姜别利有无制作电镀铜版？

结 语

4 小刻工、大成就：王凤甲的故事

绪 言

一、中文印刷的时代变局

二、宁波的新活字计划

三、上海开工与完成

四、结局与结语

5 美华书馆二号（柏林）活字的起源与发展

绪 言

一、背景与起源

二、关注与订购

三、制造与延宕

四、使用与改造

结 语

6 卫三畏与日文活字

绪 言

一、卫三畏与日本关系的起源

二、卫三畏与日文活字

三、系出同“模”的美华书馆活字

结 语

7 从学生、工匠到牧师：鲍哲才的一生

绪 言

一、学生时期

二、印工时期

三、牧师时期

结 语

8 狄考文兄弟与美华书馆

绪 言

一、入主美华

二、迁馆北京路

三、技术的创新

四、人员的管理

五、美华生产的特征

结 语

9 范约翰主演的美华书馆乱局

绪 言

一、争吵与霸凌

二、自大与偏执

结 语

10 盛极而衰：美华书馆的后半生 1888—1931

绪 言

一、迈向鼎盛

二、由盛而衰

三、最后的十八年

结 语

11 美华书馆的研究文献

绪 言

一、美华书馆的档案

二、美华书馆的书刊

三、外国传教部相关书刊

结 语

附录：我与档案

一、档案因缘

二、档案如是说

尾 语

图片目录

档案缩写表

参考文献

精彩章节

小刻工、大成就：王凤甲的故事

绪 言

美华书馆从最初在澳门时雇用四至六名中国工匠，逐渐增加到1904年时雇用190人。在这些中国职工里，除很少数的买办、账房和校对等职员外，绝大多数是分在铸字、印刷、装订等各部门的工匠。这些工匠都没有留下自己在美华工作的记载，传教士在书信中也不常提及个别工匠的行事。难得一见的是美华书馆主任姜别利在几年间经常谈论一名刻工及其工作，即使每次所谈只是简短的片段，但拼凑起来已足以彰显这名刻工王凤甲（Wong Feng-dzia）的不凡成就。他从1861至1865年以将近四年时间，独自雕刻完成“上海活字”（即美华五号活字、Small Pica）的7 400个字范。这套小活字于十九世纪后期至二十世纪初在中国广泛流行，在国外也有人使用，因此，王凤甲在近代中文印刷史上有特别的一席之地。

一、中文印刷的时代变局

王凤甲的个人与家庭等背景都无从了解，唯一知道的是他进入美华书馆前就已是木刻印工。他所处的1850与1860年代，中国正在西方势力的压迫与影响之下，连中文印刷也难逃此种影响而展开巨变。来华的基督教传教士为便于自己印刷与传播书刊，积极推动以西式字模铸造的活字印刷中文，以取代木刻板印和手刻的活字。

到1860年时，已有四种西式中文活字问世：香港大活字与小活字、巴黎活字及柏林活字。两种香港活字由伦敦传教会拥有，在香港生产。巴黎活字由法国人李格昂（Marcellin Legrand）在巴黎铸造，柏林活字由普鲁士人贝尔豪斯（Augustus Beyerhaus）在柏林铸造。

这四种活字却各有问题。第一，有的字形太大，香港大活字的尺寸是Double Pica（24点），柏林活字为Double Small Pica（22点），巴黎活字为Two Line Brevier（16点），香港小活字则是Three Line Diamond（13.5点）。其中香港大活字与柏林活字虽然都是比照当时中文书字形大小而造，但传教士认为如此印成的书刊篇幅太多太厚，不便携带传播，成本也高，印刷中外双语对照时也很难搭配适当的外文活字，外文部分会留下许多空白，既不美观也浪费纸张成本。第二，香港大小活字各只有5 584个常用字，遇到其他的字只能以木刻活字应急填充，但木活字与铅活字杂凑并印，字形与吸墨效果不同，版面并不美观。第三，巴黎和柏林两种拼合活字，为了节省逐一打造数万个中文字范的时间、金钱和人力，分别打造部首活字和字根活字，两者互相搭配可以拼合成许多不同的中文字，无法搭配的才打造全字，结果拼合而成的字形怪异、生硬不自然，失去汉字的优美匀称，不容易吸引中国人阅读内容。

打造西式活字的正常工序，是先打造钢质字范，再从字范造出字模，最后从字模铸造活字。在这三道步骤中，最困难也最花时间的是第一步，在硬度很高的钢质字坯上雕刻字范。拼音文字由于字母数量有限，即使有大小写、正体、斜体之分，加上一些符号、数字等，一套活字数量通常只有约150个，所以经常有人打造拼音文字的新活字，大小尺寸各异、字体风格变化无穷。象形的中文则不同，不但笔画复杂，字数又多达数万个，十九世纪初中期要手工一一打造钢质字范实在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香港的两种全字各耗时二十多年，才完成不到6 000个常用字；巴黎和柏林两种拼合活字虽较快，也费了约六年和八年的工夫才完成。

尽管打造中文活字不容易，还是有人愿意尝试，那是1858年起来华接掌宁波华花圣经书房的姜别利，而王凤甲也因此承担雕刻一套全新活字字范的任务。

二、 宁波的新活字计划

华花圣经书房是属于美国长老会外国传教部的印刷所，1844年创立于澳门，以巴黎活字印刷，1845年迁至宁波并改名华花圣经书房。姜别利来华上任时又带来柏林活字的字模，到1859年7月时铸出整套的柏林活字应用，接着从1860年起以电镀方式复制香港活字，一旦完成将使华花圣经书房成为唯一拥有四种中文活字的印刷所。但姜别利并不满足，还构想打造一套新的中文活字。

姜别利打造新活字的构想，源自以低廉的成本印刷小开本的《圣经》以便于携带传播，因此他的目标是打造Brevier、8点大小、尺寸约0.28×0.28厘米的活字，也已经动手造出一些样品。后来应该是觉得尺寸过小，印成的书不便阅读，不合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于是决定放大为打造Small Pica、11点大小、尺寸约0.39×0.39厘米的活字，但仍小于已有的香港小活字（约0.48×0.48厘米）。

尺寸已经很小，若要在字坯上刻出比已有四种活字美观的字形，难度更高，势必要有写刻技巧高明的中国工匠，才能造出大量工整优美的中文字范，也才好进行接下来的字模和活字工序。姜别利发掘出的中国工匠就是王凤甲。1859年7月12日，姜别利写信告诉外国传教部的秘书：

我雇用一名最好的木刻工匠已有一段时间，我教他如何在金属的活字字坯上刻字，他也刻得非常好，而且刻出只有中国人才能领会到的汉字韵味。

从这封信可以知道，王凤甲到华花圣经书房工作以前已是技术高明的木刻工匠，进入华花圣经书房后，姜别利又教导他在金属字坯上刻字的技术，他也学得很出色。不过姜别利既然要他学金属刻字，可知当时姜别利还是要依照传统工法从钢质字范打造新活字。直到将近一年后的1860年6月25日，姜别利在写给秘书的一封信结束前附带一笔，表示自己已想好一种制造字模的新方法，成本很小，一旦成功将是一件大事。

一个半月后的1860年8月11日，姜别利再度写信给秘书，比较详细地提到王凤甲和新活字的计划：

我曾在前面一封信中提到雇用了一名木刻工匠，他刻木质字范与钢质字范一样地好；新活字每个字模的成本，包含木刻字、铜版、工资等在内，大约是8分钱，因此若慎选5 000个必要的中文字构成一套活字，成本将不会超过400银元，而且字形远胜于在外国所刻。

这封信显示姜别利已经决定要以新技术打造活字，王凤甲原有的中国木刻技巧正符合需要，姜别利有信心他刻的字形会优于巴黎和柏林两种活字；姜别利也估计了新活字包含5 000个常用字、每个字模的成本与总价等。姜别利发明的打造活字新法结合了中西技术，两个主要特点是以木质字范取代钢质字范，又以电镀取代人工打造字模，如此可以大为降低打造的技术难度、节省时间和成本。

两个月后，姜别利在1860年10月15日写给秘书的信中表示，自己上任后有两项重要的创新：一是中文活字架的设计，一是从黄杨木字坯刻字制造字模，后者成功后，将会创造中文活字印刷的新时代。姜别利对新活字很有信心，但是他向美国订购的工具和原料还没全部到齐，同时华花圣经书房即将在这年底搬迁到上海，因此新活字的制造要到上海以后才开始，这套活字后来被命名为“上海活字”。尽管如此，这套活字计划的确始于宁波，主要的工作人员王凤甲也来自宁波。

三、 上海开工与完成

1860年12月底，华花圣经书房从宁波迁到上海并改名为美华书馆，王凤甲并没有一起迁移，而是九个月后的1861年9月才前往位于上海虹口的美华书馆。姜别利于1861年10月4日报导王凤甲归队后的工作情况：

宁波那位刻字极好的刻工刚到上海来，已经在进行新 活字的工作。他刻的字又小又美观，真是无人可比；可是他一天只能刻成七个字，而我们每个月要付他12元的工资，这使得成本比我当初估计的要高，每个字模从原来的6至8分钱提高为至少10分钱。不过，即使这样，比起以往要打造钢质的字范，这只是一点小钱而已。

姜别利说王凤甲每天只能刻成七个字，原因应该是如下文所述他的身体健康不好，而刻小字又很费目力和精神。不过，王凤甲每月12元工资确是很高的待遇，十几年后（1875），同一布道站的两名中国人牧师鲍哲才与黄文兰每月工资分别才9元和10元而已。姜别利既然欣赏王凤甲的技艺，就没有计较他的产量和工资是否相当的问题，何况姜别利认为比起刻钢质字范，王凤甲的工资只是戋戋之数。姜别利在美华书馆1861年的年报中表示，这套新活字完成后，字形的优美将超越历来任何中文活字，他指的不仅是超越已有的四种西式活字，也超越所有逐字手刻的活字。

称赞王凤甲的人不止姜别利。当时长老会上海布道站最资深的传教士克陛存（Michael S. Culbertson）也写信告诉秘书：

刻工［即王凤甲］正在刻我们的两套新活字中最小的那一套，我刚看过一些以他所刻活字印出来的字样，确信那是所有中文活字中最好的产品，也将是最有用处的。

1861年9月开工后，新活字的工作进行顺利，一年后美华书馆的1862年年报简略报导，已经刻成将近2 000个字，但还没有电镀成字模。

1863年5月初，姜别利写信给秘书报告新活字的进度，附寄了一份以新活字印制的一百来字的样张给秘书，并说已经电镀了五六百个字模。当时在新活字以外，美华书馆也在电镀香港小活字，姜别利还得兼顾印刷部门的事务，各项工作彼此影响，难免拖累进度。姜别利决定加紧活字赶工，为此雇用一名上海外国人印工帮他照料印刷部门，他自己则专心于铸字，同时增加电镀字模和活字的工匠人数至八人。进度加快后，姜别利于1863年10月6日向秘书报告，新活字已经刻成2 900字，电镀成字模的也有2 000字，其中1 000字已经铸出活字。姜别利又提到王凤甲：

刻工的身体状况不好，进度缓慢，但是他慢工出细活，刻出的字好到连中国人都觉得不可思议；我认为全中国应当没有人可以和他相提并论，因为他的技术是我亲自训练的，中国人还没有这种技术。

在1864年5月21日的信中，姜别利谈到王凤甲每个月完成300字，已刻成将近5 000字。每个月300字，不计礼拜日，王凤甲平均每天完成超过十个字，比原来每天七个字增加近一半产量。这很可能是他在姜别利赶工的压力下，不顾自己的健康尽力而为的结果。至于已刻成将近5 000字，姜别利最初在宁波时估计的是新活字将包含5 000常用字，到1864年时修正增加至7 400字，其中6 000个常用字为全字（和香港小活字相同），1 400个为部首与字根的拼合活字，可以拼成约19 000个汉字，连同全字共可排印约25 000个汉字，因此“上海活字”也是一种拼合活字，但是拼成的字形比巴黎活字和柏林活字优美自然，而且可排印字数是最初在宁波估计数目的五倍，也多于已有的四种活字，用处大为增加。

姜别利在1864年5月21日的信中又说，这套新活字已由秘书命名为“上海活字”（Shanghai Font）。秘书之意显然是要这套活字与已有的巴黎、柏林及香港等活字相提并论，不过“上海活字”的名称流传并不久。到1868年时姜别利为便于中国人向美华书馆购买活字时称呼，将各种活字名称从大到小重新编成简单易懂的一至六号，“上海活字”也改称“五号活字”。

图4—1 王凤甲所刻上海活字（美华书馆五号字）样本

（Journal of North-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December 1864, p. 145.）

1865年7月20日，姜别利报告上海活字的字范已经全部刻完。从1861年9月开工，经过将近四年时间，王凤甲终于达成这桩不容易的任务。姜别利随即又交付他新的工作，将五百个最常用的汉字刻成更小的字范（Ruby、5.5点、尺寸约 0.194×0.194厘米），大小只有上海活字的四分之一，而他也不负期待完成使命，刻成美华书馆的六号活字。一个疑问是木刻字有时一人写、一人刻，有时一名刻工就包办两者，王凤甲是否又写又刻，包办写和刻两项工作？由于姜别利从头到尾只提王凤甲一人，没有提过另外有人写那些蝇头小字，上海活字应该就是王凤甲又写又刻、独自完成的杰作。

令人惊讶的是上海活字还未完工，姜别利已将其用于印刷图书和销售了。原来他急于证明上海活字的字小而美，印成书刊所占篇幅和成本都少，实在是价廉物美。所以他要王凤甲先刻《圣经》新约内的2 700多个不同的字，到1863年9月刻完后，再经电镀字模与铸造活字，1864年8、9月起用于印刷《新约》。姜别利屡次报导这部书的印刷情况，很有自信其美观将远远超过历来所有的中文《圣经》。后来这部书有机会被赠予北京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几位大臣。据美国驻北京使馆的代办卫三畏（Samuel W. Williams）表示，几位大臣对于书中的活字和印刷之美大为赞赏，说是见所未见，也承认即使最上乘的木刻印刷也望尘莫及。卫三畏先前来华担任印工二十余年，非常关注中文活字的进展，早在1863年见到进行中的上海活字时，就已称赞其字形美观，也预料这套活字将大有用处。事实上他编纂的中英双语字典《汉英韵府》（A Syllabic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于1874年由美华书馆出版，就是以上海活字印刷的。

至于上海活字的销售，姜别利于1865年6、7月间主动写信向法国皇家印刷所的所长推销，对方也愿意订购，全套活字于1868年交货，价款1 800元。此外，耶鲁学院教授惠特尼（William D.Whitney）于1865年中写信给姜别利，代表美国东方学会（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订购一部分上海活字。姜别利迟至1869年3月交货，价款358元。这只是上海活字完成前的两笔交易，等到完成后，订购的国内外客户就更多了。

四、 结局与结语

王凤甲完成雕刻上海活字的半年后，姜别利于1866年1月25日写信给秘书，报告王凤甲辞世的不幸消息。

收到您授权电镀铜版的信时，我们正在入殓已故的王凤甲遗体，他是上海活字的刻工。此人有些非常令人难以置信的事，他就现身在需要他承担任务的时刻，所有人都说从来没见过事情做得像他这么好的人，中国的确没有比他更好的工匠了。难得的是他在健康不好的情况下，还能完成上海活字的刻字工作。他在两个星期前的礼拜日［1月14日］受洗成为基督徒，死于上个礼拜日［1866年1月21日］的凌晨两点钟。

在1866年的美华书馆年报中，姜别利逐一感谢这年秘书等人及美华各部门员工的协助与效率。他特别提到王凤甲，表示上海活字得以完成，归功于王凤甲细致入微的技巧和丝毫不倦的耐心，直到过世为止。姜别利从黄杨木刻字电镀成活字的发明，是制造中文活字的革命性技术，他本人也认为这是自己来华的两大贡献之一。这项新技术首先就应用于上海活字的创制，而王凤甲正是实现上海活字的关键人物。姜别利确实应该感谢王凤甲。

王凤甲简直就是专为上海活字而生的，有如姜别利所说：在打造这套活字需要人手的时候，王凤甲就出现了；上海活字完成后，他竟然也随之过世。王凤甲除了有高明的手艺，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尽管他的健康状态一直不好，却能坚守岗位，中途还能因应需求提高产量，坚持到任务完成。虽然在姜别利的记载以外，难以觅得更多王凤甲的生平史料，但这些记载已经凸显了王凤甲鲜明的形象，即一位社会地位不高的寻常刻字工匠，凭着高明的技术和坚忍的毅力，创造了中国近代印刷史上一套令人赞不绝口，也广泛为人所用的活字字范。尽管没有多少人知道他，但他开创的上海活字或者说美华书馆五号活字，在数十年中印刷了许多中国人的精神食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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