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尘埃——孙中山，三个旧历新年

原创 克念

或许，《伦敦蒙难记》就像一星火种，正在黑夜中四散漂流。只要逢到一丁点适合的温度和燃料，就会酿成熊熊大火，从而改变中国，震动世界。

宫崎滔天是传统的武士，一度为日本外务省工作，负责调查中国的秘密反清社团的情况。在蒐集材料时，正好英文原版《伦敦蒙难记》发行到了日本，宫崎英语不错，一口气读完，非常震惊和感动。

在他眼中，中国人无非是清廷的奴隶，要么畏葸软弱，要么蛮横粗鲁，没想到还有如书中描述的孙逸仙这种奇男子，伟岸英武又胸有大志。

当即他将此书翻译成日文，以《清国革命首领孙逸仙幽囚录》的书名，于1897年在日本出版，这是第一部关于孙中山的日文传记。

此时东渡日本留学的中国青年越来越多，原本他们认为，孙只是个海盗山贼，洪杨之流亚，没想到竟然是个理想高远又心怀黎民的彬彬饱学之士。这些留东学子中很多都成为了孙的终身崇拜者。

1902年，宫崎滔天出版了自传《三十三年之梦》，被一个叫章士钊的湖南青年重新编译成中文，以《大革命家孙逸仙》的书名广为印发。章士钊在编译这篇文章的时候，误将孙的真名（孙文）和化名（中山樵）的姓氏连缀成文，于是“孙中山”之名流传于世。

1.

1896年，英国伦敦西区，波特兰大街49号。10月23日下午四点多，孙中山被绑架监禁十二天后，从后门走出清国驻英使馆，恢复了自由和安全。

在之前，清廷曾多次宣称，孙中山是个邪恶的暴徒。一些英国报纸也认同这个说法。有个“中国通”对此评论道：

“广州和湖南黑社会组织多如牛毛，此地活跃着中国式的虚无党人，当地称为‘哥老会’，即白莲教。”

他们认为，孙就是这种“白莲教徒”。

但是记者一见到走出使馆的孙中山本人，所有疑虑和刁难立即烟消云散。因为他们发现孙有着令人喜悦的容貌，乌黑发亮的双眸，裁剪得体的西服，优雅而略带羞涩的举止，还有一口漂亮的英语。

这一切都和“暴徒”、“邪教”、“恐怖分子”无关，分明是个受过系统英式教育的文明人。

因此，第二天，伦敦某些观察家就认为，孙中山完全应该造反，因为“那些出色的、受过教育的东方人，从文明地区回到蛮荒的故乡后，全都会那样做”。

这一点给了孙很大的启示，使他知道，要得到西方人对其事业的支持，就必须使用他们能够理解和接受的语言与姿态，尽量在价值观上保持认同而不能独树一帜。

因此，他早期的“民族主义”仅针对清政府，而没有外扩至列强。到辛亥革命成功后，甚至一度取消了这一意识形态目标。

由此，他也更明白了宣传的重要。此后的两个月间，他请康德黎用“Sun Yat-sen”的名义写了本英文小册子《伦敦蒙难记》，以彰显自己的机智勇敢和坚韧不屈。

康医生的文笔极好，流畅自然，饱含情绪，又不乏幽默，非常具有感染力和传播力。

事实上，当时孙的英语水平，还不能操纵如此长篇大论。但此书既署名为孙逸仙，旁人自然认为孙的洋务水平一流，必然也能在洋人名流中拥有一席之地。

不过，新闻自由的国度，受众的兴趣点非常容易转移。尽管当时英国人对于孙及其作品颇多好评，但没多久，这一切都烟消云散，孙依旧籍籍无名。

孙中山还需等待。不过也无妨，他才三十出头，有的是时间、精力和源源不断的机会。

2.

考察孙中山的一生行谊，自倡言革命以来，1903年可谓最平淡的年份。本年在清朝为光绪二十九年，岁在癸卯，对这位“逆贼”动向极为关注的中日两国，无论是北京的军机处，还是东京的外务省，都没有关于孙中山行踪的记录。可想而知，孙氏今年的反清大业落到了最低谷。

但旧历新年发生的两件小事，却对孙中山将来的政治定位和事业发展，有着十足的象征意味。

1月30日是大年初二，清国留日学生汇聚于东京会馆，借庆祝的形式大举演讲。广西学生马君武第一个跳到台上，突然猛烈地攻击满人统治，历数其“今昔之残暴，窃位之可恶，误国之可恨”，并指出应如何仇视对待。

在座五六百学生鼓掌，而三十余名满人大惊失色——这是他们生平第一次在公开场合听到官派留学生正面直接攻击朝廷。但是，面对已等同于谋反的言论，清国驻日留学生总监督汪大燮颇有点轻描淡写。

这位日后的老牌外交家说道，子曰“思不出其位”，诸君正在盛年，好好读书便是，没必要涉入政治。

而国内的反清分子，可是用“武器的批判”取代了“批判的武器”。就在同一天，也是大年初二，署理两广总督德寿大肆搜捕洪全福等人。

先是，以李纪堂、谢缵泰为首的前辅仁文社成员联合粤港会党，准备于除夕在广州起义，不料机密泄露，地下机关尽皆破坏，十余位同志死难。

这批起义者曾在近十年前同孙中山结盟，为兴中会骨干，但后来渐行渐远。他们的起义口号“大明顺天国”，显然颇有传统“反清复明”的会党意味，而同孙氏的“创立合众政府”理想稍有距离。

癸卯年正月初二，会党“复明”起义失败，而留学生却公开排满——这简直是个政治寓言，冥冥中似乎在指示孙中山，他的反清共和之路，或许应该转去新的方向。

3.

其实，在1902年，孙中山已经意识到会党的不可靠。

他认为自己之前组织的兴中会“皆为海隅下层之雄”，而“中国士大夫，尚无组织”，任何事业，只要读书人不赞成，必然失败，比如太平天国运动。只要“士大夫以为然，中国革命成矣”。

但此时孙氏的战略，还停留于“借势”，虽然这一方法他从未成功过。

孙中山是个超时代人物，他于十九世纪末揭橥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方略，如推翻清廷统治，建立共和政府，平均土地财权等等，无不惊世骇俗，令国人难以理解，更不会接受。

因此，他只能四处“结缘”，借运而生，伺机而动。比如，乘着清廷遭遇外国侵略，中日甲午战争时期发动乙未广州起义，八国联军侵华时发动庚子惠州起义。

他还四处寻找同盟，无论洪门会党还是康梁维新派，只要能够找到一丝一毫共同点，孙氏就倾心与其结成“统一战线”。他甚至愿意奉清两广总督李鸿章为总统，只要李愿意两广独立。

然而，事实证明，无论地下会党还是康梁党人，甚至最早加入香港兴中会的辅仁文社成员都不是他真正的同志，李鸿章及其幕僚当然更不是。孙文漂泊海外，支持其理想的华侨也是寥寥无几。

但有个机缘，一直被他自己所忽略。早在1896年他在伦敦被清廷驻英公使馆绑架，已令其事业获取了之前从未预见过的上升通道。

这次绑架有惊无险，获释后，孙氏也继续得以在伦敦游学演讲。在脱困时他得到一些英国人帮助，也曾许诺偿付其报酬。为了挣钱，他策划出版一部自己的英文历险记，也顺便宣传关于中国革命的设想、主张和行动。

事实上，这本名为《伦敦被难记》的小册子执笔者是其老师康德黎医生，因此文辞流畅，语句生动，还带着优雅的英式幽默，常常令读者忍俊不禁。

这本书当时在英国很畅销，也渐渐获得了早就“睁眼看世界”的日本人的注意。

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对于中国人是鄙视的，认为他们甘愿臣服于清廷的暴虐统治而不敢反抗，对世界大势又刻意回避，不愿主动融入全球化大潮，以致沦于日益严重的内忧外患乃愈加不能自拔。

现在竟然有一位叫“孙逸仙”的中国医生，受过良好的英式教育，敢于只手挑战对抗庞大的国家机器，其意志勇气魄力令人景仰。

1897年8月，也就是伦敦蒙难近一年后，孙中山由英国经加拿大，再次履迹横滨时，他在日本已经是个知名人物。

在犬养毅、头山满等政坛实力派的暗助下，他得到当局正式颁发的侨居证。孙氏还结交了对中国乃至东亚革命深感兴趣的浪人侠士，如宫崎滔天、平山周等，这些人将成为他结识中国留日学生的中介者。

4.

1900年秋，在上述日本友人的支持下，孙中山又策动了惠州起义。后来他认为，行动虽然失败，但有识之士“扼腕叹息，恨其事之不成”；经此一役，“有志之士多起救国之思，而革命风潮自此萌芽矣”。

次年初夏，吴禄贞、钮永建、程家柽、马君武等去横滨拜访孙中山，这是他有规模地接见留日学生的开始。再一年，日本友人宫崎滔天所著《三十三年之梦》开始在东京报纸上连载。

这本书虽说是宫崎本人的回忆录，但其中大篇幅地介绍了孙中山较为完整的革命事迹，使得留日学生对于孙氏的了解更为详细，进而引发了追随崇拜之心。

1903年对于孙中山来说，非常平淡，无论发展组织还是筹募款项，都没有突破。但揆诸全国革命形势，却已经显现风起云涌、四面开花之相。

正如刚才所说，在年初，虽然传统会党的反清起义失败，但留学生已经开始公然排满，清廷的大敌将渐渐从社会底层的洪门转为那些家世清白、目光远大的青年知识分子。

四五月间，上海东京的知识精英几乎同时以“拒俄”名义结成联盟，这是中产阶级反清分子组织化的开始。

四川激进青年邹容的小册子《革命军》也在本月的上海出版。这本书简单直白，其口号式的反清排满主张非常利于传播扩散，在后来形成了令人难以想象的影响力，堪称辛亥前夕的“革命圣经”。

几乎同时，在日本深受孙中山魅力感染和思想熏陶的吴禄贞已经回国，受湖广总督张之洞所托训练新军，他借此机会在武昌花园山设立秘密机关，此为湖北革命团体之开始，也隐然成为中南地区反清分子的中心。

春末的这场轰轰烈烈的革命浪潮，遭到了朝廷敏锐而强烈的反扑。

刚入夏，章太炎邹容被捕；“拒俄”团体遭解散；记者沈荩被杖毙于刑部大狱；章士钊主编的《苏报》《国民日日报》因主张排满，先后被上海租界当局查封。

但这股反动气焰倒是将革命者朝更极端激进的方向挤压。

原先，革命者成分复杂，有主张排满复汉者，有主张维新保皇者，有主张反帝爱国者，有主张尚武自强者，在朝廷的高压下，这些知识青年纷纷东渡日本，情绪愈加对立，逐渐向组织化、政治化的道路上迈进。

而他们尚需要一位思想偶像和意识形态领袖。

于是，他们发现了早有一位“共主”等着他们，那就是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

5.

大清光绪卅三年大年初一，对日本帝国来说是明治40年2月13日，韩国统监伊藤博文收到了一封信，清国庆亲王奕劻写来的亲笔信。

这事儿，还要从五天前说起。那天是腊月廿六日，清直隶总督袁世凯为了消除革命党在海外的活动，向清廷献上所谓“拔本塞源”四策。

其后三策卑之无甚高论，无非是取缔革命书刊；限制学生留日，并在留东学子中安插眼线；派员去南洋宣慰华侨，使之心向朝廷，而不至于成为革命党的财政来源。

袁世凯的第一策确实是一条毒计：要求朝廷向日本政府交涉，驱逐孙中山、查禁革命党。

他认为，“革命排满之说，以孙中山为罪魁”，因此“应责成驻日使臣随时查访逆情，向日政府按（国际）公法理论”。

袁世凯的奏章写道，“凡华人在彼国购办军械，有谋为不轨实绩者，固然须切实查拿惩办”，退一步来说，“即倡言排满革命，煽惑人心，妨我治安者，亦应一律严禁”。这样做，才能“使逆酋无托足之区”。

袁世凯在这个时间点上提出此四策，尤其是第一策驱逐孙中山，也是革命形势发展的结果。他看到了表里两种现象。

就在袁氏上奏的两个月前，湘赣边爆发了大规模反清暴动，史称“萍浏醴起义”。虽然这次起义被清廷以狮子搏兔的气势及时扑灭，但已经使得长江中下游所有封疆大吏如临大敌。从四川总督到湖广总督，从安徽巡抚到江西巡抚，都以严查革命党为第一要务。

清廷还密令两江总督端方、两广总督周馥派遣密探去新加坡，以确定革命党的最新动向。

这是“表”。

另有一种流言一直在外交界流传，说孙中山及其革命党为何财政充裕、训练充分，幕后有日本的官方支持。更有甚者，说密探已经查实，孙中山曾亲口对人说，中国革命的总目标是灭满兴汉，如日本援助中国革命，待成功之日，新政府必定将满蒙割让给日本。

这是“里”。

因此，袁世凯上书朝廷，要求“拔本塞源”，以绝后患。

慈禧太后览奏长叹，深觉有理。后三策好办，慈禧当即命农工商部侍郎杨士琦去南洋“考察商务，奖励华侨”；年初五，早稻田大学应驻日公使杨枢的要求，开除了疑似革命党留学生三十九人。

至于第一策，面上功夫也好做，让外务部同日本政府直接交涉就行了。

但日本会听从清国的安排吗？

6.

事实上，这里还有个逻辑难题：若日本真有通过孙中山来攫取满蒙的战略，必然不愿驱逐孙中山；若日本并没有此计划，那么，驱逐孙中山也无法无据，于理无凭。

慈禧太后毕竟老道。她让庆亲王奕劻以私人名义写封亲笔信给老朋友伊藤博文，一吐苦衷。从中可以看得出日本政府的反应。

就这样，大年初一，伊藤收到了这封信。

但是身为当时大清最有权势的方面大员，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对敌斗争的经验并不丰富。他的情报至少有两个问题。

首先说“表”。萍浏醴起义固然声势汹汹，其主要领导也是同盟会员。这位年仅二十三岁的留学生刘道一在起义后二十五天即被捕遇害，是留日学生中因反清革命被杀害的第一人，也是同盟会创立后为革命流血牺牲的第一个烈士。

在腊月廿一日东京党人为刘道一召开的追悼会上，孙中山作为革命领袖还送去情真意切的挽诗：

半壁东南三楚雄，

刘郎死去霸图空；

尚余遗孽艰难甚，

谁与斯人慷慨同；

塞上秋风悲战马，

神州落日泣哀鸿；

几时痛饮黄龙酒，

横揽江流一奠公。

所有迹象都表示，这次起义由同盟会精心组织、精密策划，并派员领导，全力以赴。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此次起义的合纵连横，全然由刘道一个人在发动，而其主力，都是萍浏醴矿工中的哥老会和各码头的帮派分子。刘道一固然是同盟会员，但这次起义其实同孙文及其革命党没有任何组织关系和政治关系。

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潜伏在新军中的革命党并不清楚这场起义的来历，因此也参与了对义军的清剿杀戮。

再说“里”。日本政府固然有攫取满蒙的意愿，但此时的国力和地缘现状绝不可能使之有能力能够拟订切实可行的计划。

当然，日本有许多右翼国家主义社团确实有这一构想，也将这一构想一厢情愿当作未来的日本国策。这些后来的“北进派”的代表就是黑龙会的精神领袖内田良平。

内田良平为了将来日本帝国在满蒙的利益，对孙中山的支持非常诚恳。但黑龙会毕竟不是政府，财力有限，能做的也不过在宣传组织上提供某些帮助。至于谋划起义并提供军械，那是力有不逮了。

但对上述事实，清廷和袁世凯因为情报工作的落后，并不了解。他们根据观察和流言，得出了好多似是而非的结论，比如新军非常可靠，并未受革命党策动，因此后来同盟会在黄兴的领导下加大对留日军校生的渗透，清廷一直懵然不知。

清廷和袁世凯还坚持认为，日本政府是孙中山的输血者，只要切断血源，革命党必然无能为力。他们丝毫体会不到三民主义等思想和《革命军》等刊物在留学生心中改天换地的号召力。

袁世凯这份奏章，看似聪明干练，但在本质上，却一步步将清廷送上了断头台。这一点，无论慈禧太后还是他自己，都始料未及。

7.

这个1907年的旧历大年初一，伊藤博文接到了奕劻的来信，沉吟良久，决定找内田良平商量。内田基于自己的战略和团体利益，当然不愿政府同孙中山撕破脸，因此建议让孙中山自动离境。

日本政府同意了这一建议。由外务省政务局长山座圆次郎出面，答应孙中山，他的离境只是暂时行为，三年后即能回来。山座还代表政府赠送七千日元给孙作为程仪。孙中山收下了其中六千元，将其余一千元宴请六十位同盟会高级干部，以作告别。

神户富商铃木久五郎经内田良平授意，也“借款”万元给孙中山，后者拿出两千元给章太炎作机关日常费用。

此举招致很多原光复会、华兴会成员不满，认为孙身为同盟会总理，仅仅拿出这点钱来维持总部开销而听其自生自灭，不负责任，也不近人情。

他们当然无法理解孙中山即将离开“舒适状态”而流离江湖时的那种紧张和惶惑。

所幸，离开日本后，他于南洋得到了更加广大厚实的支持，尤其是组织上有胡汉民，宣传上有汪兆铭，财政上有张静江，没几天就开辟了一片全新天地。

1907年的旧历正月二十，孙中山启程离开横滨。仅两个半月后，他就发动了潮州黄冈起义。

再之后的一年间，孙中山又发动了惠州七女湖之役（1907年6月）、钦廉防城之役（1907年9月）、镇南关之役（1907年12月）、钦廉上思之役（1908年3月）和河口之役（1908年4月）等五次起义。

这些反清起义虽然都没有成功，但更深刻深入地使得孙中山成为留学生、尤其是留日军校生心目中的偶像人物。同时也有力地反驳了君宪派对其“远距离革命家”的嘲讽。

而袁世凯这条驱逐计策不啻于是放虎归山，蛟龙入海。就在孙中山离开日本后仅五年，清朝，已经不存在了。

8.

1910年2月12日，按旧历来说是清宣统二年正月初三。这一天，广州新军起义而败，这就是孙中山自称“十次失败”的第九次。

先是，1909年十月份，胡汉民和汪兆铭在香港组建同盟会南方支部，由前者任支部长，后者任书记。香港原有的同盟会分会专任本港事务，而其之前所负责的华南西南各省的党务和革命事宜，转交南方支部统一办理。

南方支部成立后，黄兴来港汇合，准备军事行动。之前在广州新军颇有影响的赵声也来到香港。黄、胡、汪、赵决定于旧历年底发动起义。

后汪兆铭飘然北上，一心于京城刺杀摄政王。而黄、胡、赵还是不断加强同倪映典的联系，确定在明年（即1910年）旧历元宵节发动起义。

倪映典是广州新军中的下级军官，据胡汉民回忆，他“既长于煽动，又精力绝殊。其运动新军，乃进步至速”。

胡汉民对倪非常欣赏，认为他的才干“不亚于伯先（赵声字伯先），而刻苦耐劳，则且过之”。胡的判断很准确。到起事前夕的1909年冬天，广州新军中“士兵加入同盟会者三千余人”。

然而也是命途多舛。原本定于元宵节发动，没想到除夕夜几个士兵同广州城的巡警冲突，竟被捕去几个。次日大年初一，被捕士兵的几百个弟兄冲进警署救人拆房，同巡警正式交火。

广州新军一共一协（旅）三标（团），闹事的是二三标士兵。但没参与的第一标士兵也受到了满人旗兵的弹压，遂怒不可遏。

而且当时两广总督袁树勋和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发现新军不稳，已经命令将各标所有士兵枪支收卸，子弹收缴。

如此，元宵节起兵已不可能，倪映典只能仓促于年初三率第一标士兵二千名发动起义。

这是青天白日红地“三色旗”第一次飘扬在广州地区。但义军终究没有进城，倪映典就被李准手下的管带所诱杀，部队溃散，一时间就牺牲了一百多人。第二三标又被大批清军监视，不敢轻举妄动。

9.

但这次起义的失败，似乎并没有令远在美国的孙中山非常愤懑。他照样自信十足。十天后，在给赵公璧的一封信中，我们看到了孙对此事的检讨：

“此次之事不成，不过差五千元之款，致会党军不能如期至省。”

其实不然。原本番禺、顺德的“会党军”即民军响应起义日期是元宵节，后因军警冲突，突然提前到年初六；没想到通知还没发下去，倪映典又临时提前到年初三。

如此无组织、无计划、无指挥中心，任何起义都会失败，任何“会党军”都无法呼应驰援。这同钱多钱少没有关系。

赵公璧是没多久前才加入革命党的新同志，负责同盟会纽约分会的财务工作。或许孙中山如此说法，也是要让他注意筹款工作的重要性吧？然后，孙中山向赵介绍了自己的计划：

“所幸（广州新军）二三标尚能保存无恙，仍可留作后图。弟（孙中山自称）今拟久留美国，到各埠联络同志成大团体，以筹巨款。”

这些说的都是“判断”，而不是“理由”——孙中山为什么突然会如此看好美国，非常留下“到各埠联络同志成大团体”呢？

须知，他革命根据地向来是日本、南洋和滇越边境，美国及其华侨从未向其表示明确的善意，孙凭什么要将工作重心转向此地？

就在写这封信的五天之后，即旧历正月十八日，孙中山亲手将旧金山“少年学社”改组成“中华革命党”，对外称“同盟会旧金山分会”，并作为同盟会北美总支部。就在会场上，孙中山将入会十六字誓词改了，变成十八字：

“废灭鞑虏清朝，创立中华民国，实行三民主义”。

种种迹象表明，孙中山的革命战略发生了重大转向。

十天后，孙中山在洛杉矶长堤的会议，将此秘密揭晓——原来，他确实正在一力推行一项全新的战略：“红龙计划”（The Red Dragon Scheme）。

这项战略的提出者是容闳，他是孙中山的同乡，中国留美学生的鼻祖，第一个毕业于耶鲁大学的中国留学生。此时他已经八十一岁，还一如既往地关心反清大业。

10.

根据他的建议，孙中山同军事家荷马李、银行家布思在长堤密会。经四天紧张地协商，三人将“红龙计划”细化，史称“长堤计划”：

一、在战略方面，改变原来中国革命党的斗争策略，暂时中止中国长江流域和华南地区一切不成熟的、尚在筹备中的小型武装起义；

输送在美国受过训练的军官若干人归国以充实武装力量，待革命党人于财力与人力等方面作好充分准备后，再发动具有全局影响力的大规模反清武装起义；

商量筹组临时政府，招纳各种有权威的贤能人才进人内阁。

二、在领导机构方面，决定成立以孙中山为总经理的“辛迪加”，作为美国人在中国协助孙中山进行革命的临时机关：

孙中山作为中国革命力量的最高统帅，委任荷马李为中国革命武装力量总指挥，有权统领由孙中山所掌握的革命武装力量；

委任布思为“辛迪加”的军需处长，授予他为新建立的革命组织贷款和购买一切陆海军军需品的权力。

三、在军队训练方面，作为“军事指挥官”的荷马李请美国军事家帮助，以华侨青年为主体，训练一批军官，把在美国接受过军事训练的军官派回国，增强起义指挥能力；

同时训练一支武装部队，作为中国革命的主力军，以充实国内的革命武装力量。

四、在国外筹款方面，作为中国革命党在国外借款的全权代表布思，“全权处理接洽贷款、收款与支付事宜”。

同时，在贷款手续上，宜由孙中山草签一份由中国各省革命党代表联名签署的借款文件，作为布思正式贷款的凭证。

五、在财经方面，决定以优惠利息和在华商业权益等为条件吸引美国财团贷款，总额368.5万美元，作为筹备起义之费用；

具体用于整顿革命团体、购置武器、练兵基地建设、成立军事总部及代办处、策反清廷海陆军、外援军事人员的装备与给养、开展外交活动和贮备战役基金等工作。

这么一个充满想象力的魔幻计划，很难理解孙中山会一本正经地去推行。此后两年，他几乎所有精力都集中于此。按照红龙计划，他有意识地忽视了国内所有风起云涌的自发性或有组织起义，一心一意等待着美国贷款的到来。

若不是胡汉民、黄兴继续在香港操持同盟会华南支部的工作，黄花岗起义就不会发生；若不是谭人凤、陈其美敏锐地发现共进会声势愈张，于是设立中部同盟会响应之，武昌起义就不会支撑下来。

但问题在于，提出“红龙计划”的容闳和孙中山，都是富有经验、智慧和知识的大政治家，为何对这天方夜谭竟会趋之若鹜呢？这将是我们面临的下一个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