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酷的历史真相：蔗糖与全球化

贞观二十二年（648）秋，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批“遣糖使”从长安出发了。他们的目的地，是玄奘大师当年取经时到访过的天竺国。

事情还得从数月前，前融州黄水县令王玄策献俘长安说起。

话说王玄策此前受命出使天竺，在二次出使访问时，恰逢当地内乱。使团一行被天竺国“篡位者”阿罗那顺袭击，人员、财物毁于一旦，仅王玄策一人侥幸逃脱。王玄策随后从吐蕃国搬来救兵，凭借个人胆识扭转乾坤，击败阿罗那顺。在跟随王玄策返回大唐的天竺俘虏中，除了阿罗那顺和天竺和尚那迩娑婆寐，还有一群善于制作“石蜜”的匠人。当这群印度手工艺者见到唐太宗时，立马献上随身携带的“石蜜”，以博取东土大唐皇帝的好感。

石蜜，其实就是印度人用甘蔗榨汁熬制而成的方糖。

尽管史书中没有唐太宗吃糖的记录，但另一则史料则从侧面反映了他对这种滋味的念念不忘：“遣使至摩揭陀国（天竺），取熬糖法，即诏扬州上诸蔗，榨渖如其剂，色味愈于西域远甚。”

甘蔗这种植物，原本就盛产于中国南方。唐太宗对甜蜜滋味及功用的迷恋，促使他派出了一批学习熬糖法的“遣糖使”，从而在不经意间推动了中国制糖业的发展。

事实上，中国人对于糖和甘蔗的记忆，远早于唐太宗时代。

据著名甘蔗学家周可涌先生记述，中国人最早种植甘蔗的历史当始于春秋初期。当时，楚国不服王化，一度兼并了虎方、荆楚、扬越等原始部落，发展壮大，成为南方霸主。而甘蔗，最早就是这些部民们用于补充身体能量的主要来源之一。随着楚国统一南方，这些地区也成为楚国主要的甘蔗种植基地。每年生产出来的甘蔗，则由楚国官方收购，或为山珍，或为贡品，流入楚国王宫，进而输入中原，建立起当时人对甜味的早期印象。

尽管古人很早就有生食甘蔗的需求，但一开始并未把制作蔗糖当作甘蔗业的发展方向。

直到楚国王室大量使用甘蔗作为宫廷果蔬，甘蔗的种植面积才不断扩大，产量也持续增多。大量的甘蔗被生产出来后，榨汁便逐渐取代了生啃，古人将初榨甘蔗汁称为“柘浆”。楚人屈原在《楚辞·招魂》中写道：“胹鳖炮羔,有柘浆些。”意思是，楚国人在宴会上喜欢用刚出炉的烤羊羔肉或清炖甲鱼，搭配新鲜初榨的甘蔗汁食用。

甘蔗汁。图源：摄图网

的确，柘浆浓缩了甘蔗的甜味，比单纯生啃的风味更醇厚。但，新鲜的柘浆经过长时间的放置也很容易变酸发臭。因此，古人会将多余的柘浆加热，直至沸腾，取高温杀菌之法，延长柘浆的存放时间。甘蔗汁在沸煮的过程中，伴随水分的蒸发，逐渐变成粘稠的超饱和液体，这就成了最早的蔗糖。

当然，萌芽时代的蔗糖，还称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蔗糖。因此，那个时候粘稠、半固体的沸腾柘浆，最终也没有被贵族们真正利用起来，成为新鲜的调味品。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了汉代。

东汉时期，人们终于研发出了首款成型蔗糖。

东汉学者杨孚在《南裔异物志》中写道：“甘蔗，远近皆有。交趾所产特醇好，本末无薄厚，其味至均。围数寸，长丈余，颇似竹。斩而食之，既甘。榨取汁如饴饧，名之曰糖，益復珍也。又煎而曝之，既凝，如冰，破如博棋，食之，入口消释，时人谓之‘石蜜’者也。”

可见，至迟在东汉时期，中国已经有了“石蜜”。唐太宗遣使至印度学习熬糖法，本质上是想在原有制糖工艺的基础上进行技术改进。

尽管“石蜜”已经出现，但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人们依然迷恋甘蔗的原始风味。

东晋丹青国手顾恺之吃甘蔗便很有一套。别人品尝甘蔗，都会从糖分淤积最多的根部下嘴。他偏不，而是从蔗尾开始吃，一直到啃完蔗根才过瘾。

对于顾恺之这种吃法，许多人曾提出质疑，大司马桓温便曾用一根甘蔗调侃过他。

那一次，桓温和顾恺之到江陵（今湖北荆州）公干。江陵盛产甘蔗，宴席间有甘蔗上案，请二人品尝。桓温毫不客气，当众就将蔗尾递给顾恺之，打算让其出丑。顾恺之想也没想，接过来就开吃，边啃边夸当地的甘蔗味道甘甜。

桓温见状，大笑起来。结果顾恺之不依不饶，说世人皆不懂品甘蔗，自古甘蔗没有两头甜，倒啖蔗，才能渐入佳境，恰如人生。而且每一次吃甘蔗，遇甜吃甜，遇淡吃淡，岂非人生的另一番滋味？

东晋一代丹青国手顾恺之。图源：网络

无独有偶，南北朝时代，梁朝也出现过两位吃甘蔗高手：宜丰侯萧循和义城侯庾信。

萧循曾遭遇地方叛乱，但在敌军大兵压境即将破城之际，他却命手下呈贡甘蔗，当着全军将士的面生啃，毫无惧色。吃完后，萧循大开城门，亲冒矢石，将来犯之敌通通剿灭，留下一段“临阵啃甘蔗”的千古佳话。

而庾信临阵啃蔗则有点戏谑，因为他对阵的敌人是“宇宙大将军”侯景。侯景的大军围攻建康城，庾信正是奉命守卫城池正门的大将。见到侯景大军整装到达城下，庾信登时被吓破了胆。为了缓解自己的紧张情绪，他一面要求手下死守城门，一面对外宣称自己口干舌燥，要啃两根甘蔗解解渴。

或许是此前有宜丰侯临阵啃甘蔗退敌的神话，庾信的部下以为他也是临危不乱的战神。不料，当甘蔗刚送到庾信手上时，侯景大军的一支暗箭正射中建康城门，庾信吓得抖落手中的甘蔗，撒丫子就跑，由此成为千古笑柄。

季羡林先生在《中华蔗糖史》中指出，几乎所有的人（包括一些动物）都喜欢吃甜东西。

两汉时期，因政治统一、文化积累，手工业得到了长足发展。原先块头较大的“石蜜”，在技术层面上得到精加工。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公元4世纪的广州地区终于制造出更为精细的新产品——砂糖。

甘蔗制的砂糖。图源：摄图网

砂糖的出现，无疑令中国制糖工业史向前迈进了一大步。然而，原始阶段的砂糖还是掺杂了许多类似“石蜜”的缺点：口感偏酸，外形发黄，容易受潮、发霉变质。

自秦汉至明清的两千多年间，广州一直承担着中国最重要的港口贸易任务，也是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每年经此访问中土、展开商贸活动的胡商不计其数，砂糖借此经来华商人之手，流向世界。

巧合的是，中国砂糖流通世界的第一站——印度，也是世界著名的产蔗大国。当地人早在公元前4世纪就利用液体蒸发的原理，生产出口感独特的“粗糖”。

据说，佛祖释伽牟尼本人就是印度神话里甘蔗国王的后裔。他当年为了开释众生，曾定下六年不吃饭的“小目标”，但在偶得一杯甘蔗汁后，为其沁润所启发，停止了绝食。后来，这一题材被广泛吸收入佛教的教义中，印度人在感念释伽牟尼传道布施的同时，一如中土那位发明了“甘蔗哲学”的顾恺之那般，对甘蔗充满了敬意。

随着印度佛教的广泛传播，甘蔗以及它的衍生物“粗糖”“砂糖”，逐渐在当地形成了一条神圣的医学产业链。

印度的佛教寺院兼具治病救人的功能。与佛教联系紧密的甘蔗，便是那个时代粗通医理的僧人们治病的良方。在4世纪印度外科医书《妙闻集》中，作者提出了这样一种见解：“甘蔗有甜味、助消化，稠浓的、清凉的，具有止痛、增加体力、制造精液和利尿的功能。所以减轻痛苦，需要使用砂糖、guda、糖蜜和其他蔗糖产品，以治疗各种疾病。”印度人的偏方，后来被收录于“婆罗门药方”中，经隋唐时代的佛教交流传入中国，屡被隋唐时代的医学文献所记载。

印度人最早生产出来的粗糖大概跟今天的红糖差不多。图源：摄图网

尽管史学家们至今也无法证明“婆罗门药方”对我国中医的影响，但合理推测，唐太宗遣使求“糖”大概有这方面的考虑。毕竟，作为历史上疯狂祈求长生的帝王，唐太宗更在意的应该是印度“石蜜”的药用功效。

贞观二十三年（649）五月，印度和尚那迩娑婆寐的“神丹”炼成，唐太宗忙不迭地吞了一颗下肚。不久，即因“温补过头”而驾崩。

唐太宗死时，“遣糖使”还没回来，印度的熬糖之法尚未传入中土。人们也无从得知，印度“石蜜”为何会比中土研发的“砂糖”更加可口？直到唐太宗去世的十年后，唐高宗显庆四年（659），一部名为《新修本草》的帝国药典才最终揭开了印度人制作蔗糖的神秘面纱。

原来，印度人在制作石蜜时，“用牛乳、米粉和煎，乃得成块”。就是说，印度人用熬糖法研制出来的石蜜，其实更类似于如今风靡一时的“大白兔奶糖”，这也无怪乎唐太宗生前爱上了这独特滋味。

唐太宗也喜欢吃糖。图源：网络

自从印度的熬糖法被《新修本草》收编后，唐朝各地的制糖作坊就进入了学以致用的阶段。王玄策一行归唐不过数十载，武周时期，天下已在这种熬糖法的基础上生产出了各具地方特色的“砂糖”。为此，另一本医书《食疗本草》不惜笔墨写道，石蜜“波斯者良……蜀川者为次，今东吴亦有，并不如波斯。此皆是煎甘蔗汁及牛乳汁，煎则细臼耳”。

由于利用印度熬糖法生产出来的砂糖，质量比以往各朝的成品都要好，因此，包括南宋大诗人陆游在内的一批文人士大夫坚持认为“砂糖中国本无之”，“唐以前书凡言及糖者皆糟耳”。

不过，与胡椒、花椒等物一样，带有丝绸之路传播色彩的新砂糖，在中原卖得并不便宜。据唐朝人《资暇集》记载，唐初乳饧（糖）“时新开是肆，每斤六十文”。要知道，唐朝贞观年间，一斗米大概才5文钱。一斤新砂糖卖60文，最少可以换1石米（1石=10斗）。

即便到了技术更加成熟的唐玄宗时代，这种砂糖的价格依然居高不下。吐鲁番出土文书《天宝二年交河郡市估案》中记载：“砂糖壹两，上直钱拾贰文，次拾文，下玖文。”当时的西州交河郡，位置大概在今天的新疆吐鲁番地区，那里的自然环境本不适宜种甘蔗，卖的贵也情有可原。然，天宝年间米价每斗十三文钱，同品质蔗糖就算在中原打个五折出售，一斤砂糖也足以换60—90斤大米（1斗约合12.5斤）。

高昂的糖价并未中止古人对甜蜜的追求。

随着古代制糖技术的进步，到了12世纪的宋朝，在繁华的东京（今开封）街头，用松子、核桃仁做成的松仁粽子糖，以及被塑成花鸟鱼虫模样的糖面成为了夜市“新贵”。嗜糖者们在感叹这些糖食制作精巧的同时，也对各式各样的糖塑面流露出渴求的姿态，以至于一些不良商家干脆用竹篾和芦苇为原料，塑造成动物模样，再涂以糖衣欺骗消费者。

蔗糖变得流行起来，人们也逐渐发现，经过西来的技术改进后，它居然对食物具有防腐功能。如果用糖腌制水果，还能掩盖过酸或过熟的果体，产生别有风味的饮食体验。在一些注重养生饮食的文人笔下，比如林洪的《山家清供》，有相当部分的糖食成了林大师极为推崇的“此间清意味”。

与此同时，江浙、湖南、川蜀、两广等南方地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注重甘蔗种植与杂交技术的推进。眼看甘蔗及蔗糖产业的发展推进了市井经济繁荣，宋朝官府也开始着手征收“糖税”。

宋元时期的糖品质量进一步提高，继石蜜、砂糖之后，一种更接近于细砂糖状态的蔗糖——糖霜问世了。

在成书于南宋的《糖霜谱》中，作者王灼称：“糖霜，一名糖冰，福唐、四明、番禺、广汉、遂宁有之，独遂宁为冠。四郡所产甚微而碎，色浅味薄，才比遂宁之最下者。”这足见当时闽、粤、蜀制糖业的兴盛。

《糖霜谱》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甘蔗制糖专著。图源：网络

元朝初年，意大利人马可波罗首次来华，在福州看到大量细腻净白的糖霜。他高兴地将这种新发现记下来，并称在福州的港口中“停泊着大批船只，满载着商品，特别是糖……许多商船从印度驶达这个港口，印度商人带着各色品种的珍珠宝石，运来这里出售，获得巨大的利润。”

其实，无论是王灼还是马可波罗，他们笔下记载的“糖霜”仍与我们今天吃到的白砂糖有着较大的形态差异。直到一种名叫黄泥法的白糖提纯技术被偶然发现，真正雪白的白砂糖才得以惊艳问世。

但在马可波罗的游记中，我们已经看到了蔗糖贸易背后的巨大商机。伴随明清时期蔗糖提纯技术的发展，以及大航海时代的来临，中国蔗糖与茶叶、丝绸等物资一起，势必掀起新一轮全球性贸易的浪潮。

虽然早在亚历山大大帝东征时就从印度带回了蔗糖，但欧洲的嗜甜者们吃到蔗糖却还需要再等上一千年。

公元11世纪末，欧洲十字军第一次东征。英国骑士在攻占圣城耶路撒冷时，才在当地看到了当年亚历山大品尝过的印度“粗糖”。随着十字军骑士西返，这种来自东方的糖开始在欧洲广泛销售。在早期的营销推广中，蔗糖被当地商家宣称是上帝拯救十字军的圣物——这一关联性宣传很快占据欧洲人的心智，从此，“高糖”食品在欧洲饮食结构中占据了极高的地位。

路易十四嗜糖成瘾，40岁不到就成了“无齿”国王。图源：网络

然而，无论是教皇居住的梵蒂冈，还是古典与浪漫的代表英、法等国，从地理环境的层面上讲都无法培育出适合榨糖的甘蔗。17世纪荷兰人成为“海上马车夫”之后，他们便急不可耐地在印尼的雅加达地区建立起带有雇佣兵及殖民性质的东印度公司，蔗糖贸易便是该公司的业务重点。

在蔗糖贸易过程中，荷兰人发现，南亚及东南亚地区的蔗糖远不如明朝中国生产的糖霜来得纯粹。

经过明朝政府的扶持与推广，单是广东一省生产出来的白糖就分“糖粒”“糖瓜”“糖响”等十几种。在这些纯粹的单品糖里，广东人还将其二度加工，做成了“葱糖”“香糖”“牛皮糖”等各类甜品杂食。

于是，为了获取更多的糖品资源，1624年荷兰人侵占了台湾，并将台湾打造成当时欧洲最大的海外糖业基地。数据显示，在荷兰侵占台湾的38年间，台湾年产糖总量约在200万斤上下，除其中三分之一被运往日本销售外，绝大部分“台糖”被转销波斯湾，成为欧洲人对中东贸易中获利最大的一宗。17世纪30年代，闽粤台三省每年生产并出口到欧洲的蔗糖达1000万—1500万磅，同时期葡萄牙人在巴西建立的蔗糖生产基地，每年给欧洲供给4500万磅蔗糖。往后的两百多年中，中国的蔗糖产量随着世界市场的需求而不断增加，直到19世纪末，糖在中国的出口商品中仅次于茶叶和丝绸，位列第三。

另一方面，随着明清时期海禁政策的实施，蔗糖业发达的广州一度成为官方唯一认可的对外贸易港口。当众多海外商品流经广州进入中国时，蔗糖扮演着重要的对冲货物角色，为外贸相对平衡提供了重要助力。即便后来清朝因两次鸦片战争导致国门洞开、外资入侵，中国的蔗糖出口也依旧在世界贸易中占据重要地位。甲午战争前，中国与古巴、印度、爪哇（今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并称为世界五大蔗糖生产国。

印尼的一片甘蔗种植林。图源：摄图网

这一切的辉煌，伴随着甜菜作为糖料作物的栽培而宣告结束。

19世纪初，德国人在世界上建起了第一座甜菜制糖加工厂。随后，法国、沙皇俄国也将这种适宜低温生存的蔬菜引入自己的国家，并相继以甜菜代替甘蔗，发展出各具特色的甜菜制糖工业。

此时，中国的甘蔗制糖业却日渐式微。更致命的是，随着欧洲工业革命的推进，西方不仅在东方拥有规模较大的制糖基地，更是大量引入机器，使得靠纯手工榨糖的传统蔗糖产业在竞争中遭到了严重冲击。如此一来，向来以蔗糖出口称霸世界的中国，也就被迫沦为了“糖”的奴隶。

在这个残酷的转型过程中，中国传统蔗糖产业的生存空间被无限挤压、蚕食，依托小农经济过日子的普通百姓也陷入了空前的生存危机。

为了更好地活下去，许多百姓只能抛妻弃子出门做工谋生。

然而，正如19世纪中叶一位英国糖业经纪人乔治·皮特在日记中所描述的那样：“糖在还没有完全成为一种生活必需品时，这个国家长期以来的习惯便已使得几乎所有阶层人士都在日常生活中食用它。”皮特也宣称，假如大不列颠的广大民众能负担得起高昂的价格，那他们早就愿意食用更多的糖。这说明直到19世纪中叶，在大洋彼岸号称“日不落帝国”的英国，百姓依旧负担不起高昂的蔗糖售价。但这相当于给从事糖业经纪或殖民贸易的侵略者释放了一个暴富的行业信号。

当中国劳苦大众外出讨生活时，西方殖民者在黑市中公然给华工标价，吆喝“一名黑奴的价格为一千元，而一名契约华工才四百元”，宣传“在全世界上能为我们办事的人，没有哪一个超过中国人。最好趁着这一次季候风，派出舰队，到中国沿岸去掳掠中国男人、女人和小孩，越多越好”。

当一批又一批劳工踏上这些潜藏暴富阴谋的轮船，打算出海追梦时，他们却落入了洋人精心设计的一个名叫“卖猪仔”的陷阱中。

19世纪末被掳走的南洋劳工。图源：网络

数据显示，截至二战结束，单单被贩卖到东南亚的华工就高达1000万人。很多人成为糖业劳工。

为了生产出品相更好的白砂糖，殖民者不惜在白糖提炼中加入动物的骨渣。有时也会将华工的骨灰掺杂其中，只为造出世界上最白的糖。

在这个甜蜜得泛白的谎言中，无数劳工客死异乡，再无音讯。背后有多少中国家庭因这场世界性的人口大贩卖而日夜以泪洗面，恐怕永远无法得知。

从什么时候开始，甜蜜的本质变得如此残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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