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科专业，是什么样的句子能打动人？

常以理性自况的社会科学——我们即将把它简称为“社科”——也在使用修辞。它通过实证或思辨的方法，描述和解释某种社会性的事实。是事实，那么自然也就能以事实说服人。但是作为读者的诸君，你们已经看到了，“事实不止一个”，你们也可能已经无数次怀疑：“为什么你说的就是事实”。各个作者、各家学派总有彼此不同的事实，也总免不了使用一些方法让文本“客观化”“理性化”，甚至“科学化”，以此说服读者。

多年后，社科专业毕业的读者或许仍然记得当年在学校图书馆C区、D区或F区（中图分类号）查找书目的情景，甚至能随口说出具体的分类号，比如工业经济F4、社会学C91、法的理论D90。这是一段苦修社科规范的岁月。这也是一个放弃口头用语和文学用语接受学科修辞的过程，若说还有保留，也仅限于作为研究对象的材料之中了（由被访谈人或被研究的作家讲出），唯有如此，方能向院系交上一篇像模像样的专业论文。

一言以蔽之，社科单有事实还不够，它还得靠修辞。除了让论文变得专业的修辞，也有比喻、反讽等更具文学艺术性的修辞。上世纪末，生于1942年、现年82岁的经济学家迪尔德丽·N. 麦克洛斯基在《经济学的修辞》中较早揭示了修辞的秘密。本期专题将请她与其他十一位国内外学者一起回忆那些让他们喜欢的、说服他们的社科文本。

本文为第二波学者。他们是维拉·扎马尼、韦森、陈新宇、亚当·本福拉多、陈心想、米歇尔·阿拉切维奇。或许每个学者都有一位未曾见过面的前辈，受他们启发，受他们激励，从他们的遗产中读到那句让人喜爱的或引发思考的论述。这是打动他们的修辞。

本文出自新京报·书评周刊2024年4月26日专题《社会科学的修辞》中的B04-05版。

本期《社会科学的修辞》专题已推送文章：

采写｜新京报记者 罗东

维拉·扎马尼

被遗忘在经济史上的意大利文本

维拉·扎马尼（Vera Zamagni），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经济史教授。曾出版《意大利经济史》《欧洲经济史》等。作为经济史学家的扎马尼，一直试图找回经济学的意大利传统。被遗忘在经济史上的意大利文本启发了她。

维拉·扎马尼：下面这句话是我想谈的，它曾启发我的学术生涯：

“如果不追求他人的幸福，就不可能达到个人的幸福，这是一条普遍规律。”原文为意大利文 ，“It is a universal law that it is impossible to reach individual felicity without pursuing the felicity of others”是我的英文翻译。

这是安东尼奥·吉诺韦西（Antonio Genovesi，1713-1769）《公民经济的教训》（Lessons of Civil Economy，1765）中的一段话。

吉诺韦西是意大利启蒙运动时期的经济学家和思想家，他可以被视作亚当·斯密的对立面。斯密的思想建立在个人功利主义和竞争基础上（政治经济学），而吉诺韦西则是在合作的基础上诠释了意大利传统的“公共利益”或“公共幸福”（公民经济学）。吉诺韦西在国际上并不为人所知——与他研究取向一样的其他意大利经济学家也是如此——因为在过去的两百年里，通过盎格鲁-撒克逊工业革命，斯密的思想取向在西方经济学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只是在最近，鉴于盎格鲁-撒克逊式做法在环境生态变化、世界社会和政治紧张局势方面的消极影响，意大利的思路才被重新发现。我认为，如果我们想要拯救我们的人性，合作必须复活，经济不应该只受竞争的支配。

韦森

韦伯“铁笼”比喻让人思绪万千

韦森，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包括制度经济学、比较制度分析等。著有《社会秩序的经济分析导论》《经济学与伦理学》等专著。韦森是当代研究制度经济学无法绕过的人名。他的思辨哲学意识让他在经济学界独树一帜。他还是一位爱逛菜市场的经济学家。

韦森：这是一个很不容易回答的问题。

我曾读了哲学和各个领域的书，尤其是经济学、道德哲学、语言哲学、知识论、历史学乃至神学的许多书。我最喜欢的哲学家包括康德、维特根斯坦、约翰·奥斯汀，怀特海、理查德·黑尔和乔姆斯基等。在经济学家中，我喜欢亚当·斯密、哈耶克、凯恩斯、科斯、诺思等，在人类学中，我特别喜欢格尔茨；在政治学中，我当然喜欢约翰·洛克、穆勒，尤其是昆汀·斯金纳；在社会学家中，我比较喜欢马克斯·韦伯、帕森斯和桑巴特等。这些人类思想史上的巨擘都有许多精彩的论述，他们好多名句常常读来觉得令我茅塞顿开、拍案叫绝，影响我读书与写作至远至深。我一时真很难想出这些大师的哪句话是自己最喜欢的。

不过最近在重读马克斯·韦伯的一些著作，包括他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本书我都不记得读过多少遍了，还对照读过英文本。这次阅读，主要想弄清现代社会的起源尤其是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发现韦伯在他的几本宗教社会学中的观点确实提出了许多发人深省观点，但也有偏颇和不得要领的地方。譬如，他从宗教信仰和信念的角度阐述世界上几大文明走向现代社会（即他说的理性社会）的进程，非常有道理，但仍有需要进一步挖掘的、思考的地方。比如，剑桥三剑客中政治思想史大家昆汀·斯金纳的《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就比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讲得深刻和全面得多。但是，最近再读韦伯的这本书，发现如下这段话觉得读后觉得仍然很是震撼，故非常喜欢。这句话在这本书的最后一章，接近结尾处。

“没有人知道未来谁将生活在这个铁笼中，没有人知道在这惊人发展的终点会不会又有新的先知出现，没有人知道那些老观念和旧理想会不会有一次伟大的新生，甚至没有人知道会不会出现痉挛性妄自尊大所美化了的机械麻木。因为，完全可以言之凿凿地说，在这种文化发展的这一最新阶段，‘专家已没有精神，纵欲者也没有了心肝；但这具躯壳却在幻想着自己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文明水平’。”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阎克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出版，第326页。

学术各界都大致知道，《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主要想解释清楚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或言“现代理性社会”为什么在新教国家兴起的。对此韦伯的发现是，其思想根源主要是源自新教伦理。现在看来这只能说是部分有道理。更重要的或更根本的原因只有读读洛克的《政府论》上、下卷尤其是斯金纳的《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才能有一个更深刻的理解。不管现代社会产生的原因是什么，西方各国在进入现代社会以来，法治社会的民主制度均确立了，市场经济也快速扩展了，经济科技都有了翻天覆地的进步和变化，但现代社会的问题仍然很多。

不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自19世纪以来不断遭受各种周期性经济危机和大萧条的冲击和困扰，而且经历了伤亡过亿的两次世界大战，现在似乎第三次世界大战又有爆发的可能。尤其是到了21世纪的互联网信息时代，随着数字经济时代迅速发展，几乎每个人的信息都是透明的，政府机构和互联网商家对每个人的收入、社会活动、生活习惯和爱好，乃至个人的思想、观点倾向和偏好都能通过互联网和手机、电脑登录进行掌握和监控，而且随着数字和信息技术的日新月异的发展，尤其是非匿名的数字货币的未来使用，这一趋势越来越明显，越来越恐怖。那么，即使今天世界各国大多数都走向了理性化的现代社会，但由于宗教信仰、理论信念、愚昧无知、思想偏执，乃至意蒂牢结（ideology或翻译为“观念体系牢结”）巨大差异，导致人类诸社会内部的冲突和国与国之间的冲突日渐激烈。站在21世纪开端的起点上，人们不禁会问：人类社会究竟向何处去？未来人类社会还能不能继续生存下去？还是被整体毁灭？这都是今天提到人类社会面前亟待回答的大问题。

由此，最近读到了韦伯的这句话，虽然谈不上多喜欢，但觉得直击个人的心灵，引发了万千思绪。

陈新宇

寻找沈家本的法律遗产

陈新宇，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法学院近代法研究中心主任，著有《寻找法律史上的失踪者》《帝制中国的法源与适用》等。陈新宇曾为中国法学界和读书界重讲沈家本等“法律史上的失踪者”。他也是“体育迷”，并把体育与法律作为研究方向。

陈新宇：

“方今世之崇尚西法者，未必皆能深明其法之原本，不过藉以为炫世之具，几欲步亦步，趋亦趋。而墨守先型者，又鄙薄西人，以为事事不足取。抑知西法之中，固有与古法相同者乎？我法之不善者当去之，当去而不去，是谓之悖。彼法之善者当取之，当取而不取，是谓之愚。夫必熟审乎政教风俗之故，而又能通乎法理之原，虚其心，达其聪，损益而会通焉，庶不为悖且愚乎。古今中外之见，又何必存乎哉。” （《裁判访问录序》，收入《寄簃文存》）

在中国近代法律转型这个古今中外法律的时空丛集中，晚清修律大臣沈家本以一种开明、自信的态度来进行选择、取舍，他敏锐、深刻地指出了片面崇尚西法和固执墨守先型者的不足，为中国法律发展指出了一条中西法律文明互鉴的会通之道。

他的方法论，是历史主义、实用理性和综合法学的进路。这种态度与方法，具有超越时代的价值，对于具有移植色彩且纠缠意蒂牢结的中国法学与法律而言，沈家本的中庸之道并不讨喜，也容易遭遇甚至无法避免“左右为难”，在彼时面临着异端邪说或者陈腔滥调的指责，正因为如此，当代我们更加需要认真地对待以沈家本为代表的改革孤勇者的法律遗产，并在历史（研究）中获得人生的超越性意义。

亚当·本福拉多

弗兰克为法律体系立了一面镜子

亚当·本福拉多（Adam Benforado），美国德雷塞尔大学法学教授。著有《公正何以难行》等。本福拉多除了法学研究，也以文学的写作方式在《纽约时报》《高等教育纪事》《波士顿评论》等报刊上写专栏和随笔。他希望理解社会中而非条文上的法律。

亚当·本福拉多：我非常喜欢杰罗姆·弗兰克在1930年《法律与现代精神》中的一句话。

“尽管律师的主要职能是使法律规则具有可行性（viable）和柔韧性（pliable），但该行业相当一部分人都相信，因此也努力让外行人相信，这些规则是，并且能是永恒不变的。”

弗兰克抓住了法律的一个核心：虽然法律被描述成清晰的、中立的和不变的，但在法律实践中，它是可塑的、不透明的，并且受到许多偏见的影响。在此之前的几十年，美国法律思想一直被法律形式主义学者所主导，他们相信法律的自然秩序和逻辑可以被发现、被编目，就像科学家确定物质世界的公理一样。弗兰克和他的法律现实主义者同行试图打破这个神话。

弗兰克在引言中用华丽的修辞指出了一个奇怪的矛盾。一方面，许多律师鼓吹并真诚地相信法律的稳定性、可辨别性，以及连贯一致的法律实践。在法学院，学生从案例教材中学习，这些书将法律描述为有序的和理性的。要进入这个行业，“初出茅庐”的律师必须通过考试，测试他们对这一原则的记忆和应用：每一个法律问题都有一个正确的选择答案。在实践中，经验丰富的律师则向陪审团和法官解释，法律的意思是这样，规定那样，适用于这些而不是那些情况。另一方面，律师为了打赢官司赚钱，所做的大部分工作是将法律歪曲成符合客户利益的任何形式。告诉你的律师你想让他为这个法令的解释辩护，他会；告诉他改弦易辙，没问题，他也会的。当你上法庭，如果他有一点能力的话，他知道这不是法律的本义，而是其他的：知道陪审员和法官的偏好，知道如何召集专家、如何引导证人、如何说服人们，以及如何操纵局势对你有利。近一百年前，弗兰克为法律体系树立了一面镜子，但我们仍然看不到我们是谁——也许是因为我们本来就不想看。

陈心想

费孝通的“修辞立其诚”

陈心想，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著有《走出乡土》《重逢社会》等，（合）译有《公共舆论》《后工业社会中的阶级》等。陈心想擅长做社会统计，却也喜欢与文字打交道。即便是在写博士论文，也会“偷闲”写点随笔文章在报刊发表。

陈心想：晚年费孝通在《社会调查自白》里说了一段话：

“有人认为我的书好看，其实那些最好看的地方正是功夫最不到家的地方，因为道理讲不清楚，就要耍耍花腔。花腔的确能吸引人，但那只是才华而不是学问。我的哥哥曾批评我：‘才胜于学，华多于实。’说的就是功夫不到家。所以我希望青年人千万不要学我的笔法。”

这是我最喜欢的一段话之一。之所以非常喜欢，就在于这是社会科学学者需要学习的一种实在的学问态度，一种恰切的修辞方式。耍辞藻花样，看上去比较华丽，但不是真正的学问。虽然费先生在某种程度上有他的自谦，我们从他一生治学的某些方面也能够看到他确实是才华横溢，但是从“修辞立其诚”上来说，他晚年对自己文章特点的这种评价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费孝通的自我评价也恰恰是一种“人格模范（role model）”，鼓励每一位学人扎实做学问，真诚写文章。他有足够的资本和自信这样坦白自己。

修辞或者叙述方式从来不是僵化的技巧，而是用来呈现真实情感的有创造性的艺术。正如庄子所说的“技也，近乎道矣”。亦如孟子所说的“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但是这种真诚也讲究艺术性，费孝通看似直白的自白，却是“曲径通幽”。他指向的是他看到的一些青年人或者其他学者的“浮躁”或者“浮华”文风。在批评别人前不仅先做自我批评，而且借助于哥哥对他的批评来自我批评。文字修养的背后是人格魅力。费孝通的可贵，恰恰在其反思精神，以“哥哥”（他人）为镜，照出自己不足，且真诚面对。泰戈尔有言，世上最难的事情是认识自己，最容易的事情是指责别人。在这段话里，费则化易为难，化难为易，此乃其修辞艺术的精髓。

米歇尔·阿拉切维奇

赫希曼告诉我们“意外”的意义

米歇尔·阿拉切维奇(Michele Alacevich)，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经济史与经济思想史教授。著作包括《阿尔伯特·O.赫希曼：一部思想传记》等。赫希曼依靠其思考和写作的广度重塑了20世纪学科史。阿拉切维奇研究赫希曼，告诉了我们传奇社会科学家是如何成长起来的。

米歇尔·阿拉切维奇：吸引我的是阿尔伯特·O.赫希曼1971年在《对希望的偏见》（A Bias for Hope: Essays on Development and Latin America）中的一段话。

“仔细研究一场革命的过程，我们会强烈地感受到历史上有许多本可以发生的事情，有侥幸地、灾难性地错失的机会，也有幸运地、出人意料地从灾难中逃脱的机会。这是结构主义的方法感受不了的。因此，与社会学家相比，关注事件（event-minded）的历史学家不太可能宣称，鉴于这样或那样的结构条件，结果是注定的。（这种）对革命过程的强调……实际上，它让我们在可能输给结构主义者的时刻，被拯救了。”

大多数社会科学家都专注于解释社会变动的规律，即社会变量之间的稳定关系，或者说是社会变化形式的模型、可预测的事件序列。但正如上面这句话说的，赫希曼的主张与之相反，即强调社会过程的独特性和人类行为的意外后果。对赫希曼来说，至少与寻找规律同样重要——当然更令人振奋——的是“强调人类冒险的多样性和创造性‘无序’，揭示特定事件的独特性，并理解那些扭转历史拐点的新策略”。这种赫希曼式视角在解释社会变革过程中是至关重要的，因为除非发生了变化莫测的事件，否则大规模的社会变革是不可能的——如果社会变动的所有要素都已为人所知，其他势力很容易预见并先发制人。

在《对希望的偏见》第28页，赫希曼还有一句话讲他赞成一种研究社会世界的方法，“这种方法强调的是独特而非普遍，意外而非预期，可能的（possible）而非很有可能的（probable）”。这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视角，即历史对于理解社会变革过程的重要性。我们必须深刻尊重社会行动者的自主性，切记，社会事件往往是沿着不可预测的路径展开的，其结果充满各种可能，远比痴迷于范式的社会科学家所以为的更丰富。

本文内容系独家原创。采写：罗东；编辑：宫子 西西；校对：薛京宁 柳宝庆。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文末含《新京报·书评周刊》2023合订本广告。

最近微信公众号又改版啦

大家记得将「新京报书评周刊」设置为星标

不错过每一篇精彩文章～

即刻购买《新京报·书评周刊》2023合订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