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游记》作者真的是吴承恩吗？

《淮安府志》记录“吴承恩《西游记》”，并没有注明体裁及卷回篇幅。根据文史传统，小说未必能够入方志，入方志的必定不是小说。所以，有人怀疑它有可能是一部记录吴承恩某次西行方向的游记。

《西游记》的作者问题，是400年来旷日持久的一桩公案，谜底可以说至今未解。今人常说作者是吴承恩，其实并非定论。事实上，《西游记》问世之际，即告作者佚名。究其原因有二：一是当时小说属于不登大雅之堂的稗官野史，作者不愿署名；二是《西游记》内容广袤，其中不乏讽刺“今上”和时政等敏感话题，书商不敢署名。当然，《西游记》显然不是“飞来峰”，也不是花果山上无父无母的石卵。它应有一个或若干个作者存在。

明清以来：作者署名跨越哪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明代，佚名。今见最早的《西游记》版本是明代万历二十年金陵世德堂《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未署作者姓名。《刊西游记序》中明确说：“《西游》一书不知其何人所为。”有趣的是，该版本虽然不署作者姓名，却在扉页显著位置有“华阳洞天主人校”字样，似乎是想故意“造局”，用一个校者来搪塞，而且还用了一个假名来混淆视听。大凡明代梓行的《西游记》百回本小说，皆沿用此本惯例，告作者佚名。

第二个阶段：清代，丘处机。清康熙年间，有汪澹漪者将《西游记》笺评为《西游证道书》，首倡作者为元初道士邱处机（邱本作丘，因讳孔子改）。其卷首置有假托元代大文豪虞集《西游记原序》云：“此国初长春真君所纂《西游记》也。”汪澹漪还在原序后面添置了邱长春真君传和玄奘取经事迹两则附录，分别介绍邱处机生平和玄奘大师的取经史实。这样的三者互证，致使一些人深信不疑。由此，“邱作”说开始风行于世。现在所能看到的七种清代《西游记》版本，无一例外都以邱处机为作者，有的还径直标明“邱长春真君著”。

第三个阶段：现代，吴承恩。五四运动之际，鲁迅、董作宾等人根据清人提供的线索，多方搜寻史料，经过综合考证、反复论辩，先是批驳“邱作”说这一“不根之谈”，剥去长期以来被邱处机“冒名顶替”的著作权，之后根据《淮安府志》“吴承恩《西游记》”的记载予以最终论定。上世纪30年代，郑振铎、孙楷第、赵景深、刘修业等学者又不断进行引证、申述。从此，“吴著”说几成学界共识。以后刊行的《西游记》作者，亦均署名吴承恩；1986年版电视剧《西游记》也写上了“吴承恩原著”。

“邱作”说：以讹传讹的“郢书燕说”？

进入新时期，有关《西游记》的作者问题纷争骤起。先是海外学者在不同场合不断提出反对“吴著”说的意见，还对“邱作”说以及其他候选对象予以深入研究，终于在1983年以章培恒先生《百回本〈西游记〉是否吴承恩所作》（载《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4期）一文为标志，对“吴著”说提出全面质疑。时至今日，许白云、蔡金、唐新庵、李春芳、陈元之、朱观锭、闫希言等人或遭淘汰，或基本退出“竞选”，只剩吴承恩、邱处机双峰对峙。

邱处机，始为“全真七子”之一、全真教教主，后自创全真道磻溪派、龙门派，有《大丹直指》《磻溪集》和《鸣道集》等著作传世。因其道教身份与玄奘取经的佛教题材具有先天性矛盾，“邱作”说很容易遭受多方质疑。

其一是四库全书总纂官纪昀。他在《西游记》中发现了“多明制”的现象，于是怀疑“邱作”说时间不合。邱处机是宋元之际人，如果是他创作的，《西游记》中怎么会有锦衣卫、司礼监、会同馆、东城兵马司等诸多明代的官制与官职？借用现代刑侦学术语，邱处机“没有作案时间”。

二是乾嘉朴学大师钱大昕。他于清乾隆六十年在苏州玄妙观正统《道藏》中，发现并抄出邱处机二卷本《长春真人西游记》。于是，所谓邱处机《西游记》的另一个真相得以揭露。该书是全真教道士李志常代师操刀的一本游记，主要记述邱处机率领十八弟子历时四年远赴雪山参见成吉思汗的途中见闻，还包括邱处机与成吉思汗的几场对话，薄薄两卷不足5万字，与《西游记》百回本小说实为同名异书。因而，以邱处机为《西游记》作者，纯属以讹传讹的“郢书燕说”。

鲁迅等人正是凭借纪昀、钱大昕以及吴玉搢、丁宴、阮葵生等清人提供的材料，运用现代学术方法对“邱作”说作出深入考证和辨析，最终揭穿了有关的诸种把戏。但现在学界还有人坚持“邱作”说，主要辩护理由有：其一，以《长春真人西游记》否定“邱作”说未必充分，邱处机有可能是两部《西游记》的共同作者；其二，《西游记》是世代累积之作，邱处机所作或为某一原始的《西游记》；其三，《西游记》客观存在着许多道教全真教内容，邱处机理应是《西游记》作者的合适人选。

鉴于这些“翻案”辩护具有一定的迷惑力，特作辨析如下：邱处机“大小通吃”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古代文人有“多歧为贵，不取苟同”的为文追求，即使同类文字也必定会在书名上翻新求变，起码会标出之一、之二。所以，提出邱处机一人独撰两部同名著作的逻辑“充分律”，并无实际的可信度。

原始的《西游记》，大概是指《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诗话》以及《西游记》杂剧、《西游记》平话。这里面的问题是：原始的《西游记》不等同于《西游记》，其作者也不等同于《西游记》的作者。所以，所谓“邱处机是《西游记》的原始作者”本身即是一个伪命题，等于自我否定邱处机曾创作《西游记》百回本小说。事实上，相关原始“西游”作品的署名情况是有迹可查的，根本没有邱处机的影子：“诗话”系唐五代时寺院讲经话本，无名氏作；杂剧据说为明代戏曲名家杨景贤所作；明代平话全本已佚去，至今只发现两则片断，分别保留于《永乐大典》和古代朝鲜汉语教科书《朴通事谚解》，作者佚名。

至于“《西游记》有全真教内容，作者即为道教中人”，此论更不靠谱。《西游记》是我国文化宝典，三教共处、九流杂存，具有多元化文化底蕴，儒释道抑或诸子百家，任何一方都无法以此将其“拿下”。按其逻辑推论，《西游记》的故事中有不少儒家言论，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将其视为《论语》《孟子》，断定出于孔孟之手？

“吴著”说：遭遇死结还是合理指代？

“吴著”说的流行并非偶然，具有丰富的证据支撑。主要有：吴承恩曾任职于湖北荆宪王府，符合《刊西游记序》中指出的“《西游记》出于藩王府”这个条件；《淮安府志》关于吴承恩生平个性，特别是“吴承恩著《西游记》”有明确记载；吴承恩《射阳先生存稿》（现编为《吴承恩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与《西游记》存在多方互证；《西游记》具有诸多淮海地缘特征，如孙悟空原型为淮河神猴无支祁、唐僧籍贯为海州聚贤庄等。

但是，从学理上作仔细考量，“吴著”说似乎也难以成为定案。其遭遇的证据“短板”在于：《淮安府志》记录“吴承恩《西游记》”，并没有注明小说体裁及卷回篇幅。同时，根据文史传统，小说未必能够入方志，入方志的必定不是小说。所以，有人怀疑它极有可能与邱处机《西游记》一样，是一部记录吴承恩某次西行方向的游记。后来有人发现清初黄虞稷《千顷堂书目》有“吴承恩《西游记》的著录”，却被编入舆地类，显然进一步证实了它的地理类、游记类著作特质。如此一来，“吴著”说被套上了一个死结。

面对多方质疑，“吴著”说阵营事实上也有所退却。在不少著作和论文中，出现了“《西游记》作者，一说为吴承恩”“以吴承恩为《西游记》作者，学界尚有异见，这里聊备一说”等委婉而严谨的表述。我以为，在当前的学术大背景下，“吴著”说虽然未成定论，但吴承恩有理由作为《西游记》作者的一个合理指代，主要理由在于目前吴承恩著《西游记》具备最大的可能性。

信者存信，疑者存疑。这种“悬置”的方法，其实已有许多成功的范例，并为我们作出了有益的借鉴。解放前叶德均作《西游记研究的资料》，开篇即指出：天启《淮安府志》卷十九《艺文志》、康熙《淮安府志》卷十二均著录吴承恩《西游记》。此《西游记》是否即通俗小说，不无可疑，但在尚无确证可以推翻“吴作”说之前，仍不妨认他为《西游记》的一个修订者。

此外，考虑到“邱作”说明显于理不合，在邱处机与吴承恩的“二人对决”中率先出局，那么我们暂时别无选择，只能采纳“吴著”说。毕竟，退回到“无名氏”的混沌状态，可能并不是大家所乐见的。（竺洪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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