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
今天,立夏;85年前的今天,重庆直辖!
1939年5月5日,国民政府行政院以255号训令颁布:
“查重庆市现经改为直隶于行政院之市,应即行通行饬知。除明令公布外,合行令仰知照并转饬所属一体知照。此令。”
就此,重庆开始了近代城市史上的第一次直辖。
这次直辖,正值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危难时期,也是惨绝人寰的重庆“五三、五四”大轰炸的第二天。直辖旨在向全世界表明:
中国不会亡,中华民族决不投降!
文/小刀99
历史的选择
1939的暮春太血腥
1939年5月3日,暮春,是现已退休的重庆市城建局干部纪杏鸾永生难忘的一天。“那年我13岁,刚刚随父母辗转来到重庆,就读于海棠溪的上海两江体育专科学校附小。学校是住读制,每周六学生可回一次家,星期天下午返校。”
在春天和煦的阳光下,回忆当年往事,纪老太连说了三个“太”:
“太血腥了!太残忍了!太痛苦了!”
5月3日是个星期天,“因为那天我返校,所以记得很清楚。”
纪杏鸾和妹妹从菜园坝燕喜洞前往海棠溪,要从储奇门码头乘轮渡过江,快到码头时,“空袭警报响了,跟着炸弹就掉下来。我的耳朵几乎给震聋了,啥也听不到,只见眼前火光冲天,成片的房子垮塌,到处是乱跑的人。”
那一刻,纪杏鸾还没见到血,一直下到江边码头,才见轮渡中弹,几十个没来得及逃的乘客给炸得血肉横飞,江水都染红了。
最惨的是趸船边一个卖凉粉凉面的人,“每次过江我都能见到他,那是一个很和气的胖子,此时他的头被炸到岸边树上挂着,凉粉凉面满地都是。我吓呆了,一转身,骇得大哭......”
原来,卖凉粉的人已身首异地,地上是他血淋淋的硕大屁股!
就在这时,第二次空袭警报又响了,纪拉起妹妹拼命往燕喜洞方向跑。
从储奇门到燕喜洞那时叫林森路,整条街道乱成一锅粥,尸体、火光、烟尘、哭喊,就像末日降临,“第二次空袭炸得更凶了......”
老人说不下去了,满脸涨得通红,无泪。
“你知道两天后重庆就直辖了吗?”我问。
老人摇头。
(昨夜,与友小聚。一友告诉我:你写的纪孃孃(杏鸾)已经走了,活到90多岁,终身未婚。闻之,黯然。请安息)
亲历者:他们已经远去了吗?但他们的面孔,是一座城的铭记
不屈之城
狂轰滥炸促成重庆直辖
事实上,非但普通百姓,即便政要精英,对重庆直辖也不甚了了,因为当时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在大轰炸上。
三峡博物馆研究员张仲称,“1939年5月3日,日本海军第2联队的21架三菱96轰炸机和24架96陆攻机袭击重庆,次日,日机27架再袭重庆,史称五三、五四大轰炸。”
据调查,日机先后投掷爆炸弹176枚、燃烧弹116枚,致朝天门到中央公园两侧约两公里的繁华市区化为火海,市中区27条主要街道有19条化为废墟,国泰电影院当场炸死观众200余名;全市37家银行有14家被毁;古老的罗汉寺、长安寺也被大火吞噬;同时被炸的还有外国教会及英国、法国等驻华使馆,连挂有纳粹党旗的德国大使馆也未能幸免。
两天轰炸中,共炸死3991人,伤2323人,损毁建筑物4889栋,约20万人无家可归。
大轰炸创下当时世界空袭屠杀史上的最高记录,让重庆的这个暮春格外黑暗。
那么,国民政府为什么会在大轰炸的第二天,宣布重庆直辖呢?
市档案馆研究员唐润明及张仲认为,国民政府以渝255号训令颁布重庆直辖,既未说明原因,也未阐明意义,且用词之少、内容之简,在战时的各种命令中甚为少见。
究其原因,“我们认为这与五三、五四大轰炸后,重庆面临的特殊地位分不开,因此择定于5月5日公布,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反击日寇的野蛮轰炸,粉碎日本军方关于国民政府将迁都昆明或成都的谣言,旨在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不会亡、中华民族决不投降!”
可以说,重庆第一次直辖,是由日军的疯狂轰炸促成的。
面对狂轰滥炸,重庆市民写了四个大字
城市底气
建市十年,从普通市到直辖市
重庆自1929年建市后,曾两次向南京政府要求直辖,均被驳回。
“重庆虽然号称有三千年历史,但明清以前,它最主要的功能是军事堡垒,并非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工商业城市,”曾任市档案局局长的卢大钺认为,重庆近代城市的雏形形成于清末民初,直到1921年11月,刘湘在重庆就任四川省省长时,才设立重庆商务督办处。
“这是重庆市政的萌芽,但当时市区未定,仅以巴县城关(今渝中半岛)及江北县嘉陵江边的居民集中区为辖区。”
1926年,刘湘先后委任川军32师长唐式遵和33师师长潘文华兼任重庆督办;当年,广东国民革命军北伐后,刘湘受命出任国民革命军第21军军长,认为“商务督办定自北洋政府,遂改为重庆市政厅。”
1929年2月,又改市政厅为重庆市政府,潘文华出任市长。
至此,重庆正式建市。
直到1933年,重庆市区才划定:水陆总面积93.5平方公里,人口28万。
1934年10月15日,国民政府颁布命令:准重庆市政府成立,定为乙种市。
重庆建市后,因其地位重要,市长潘文华曾两次呈文国民政府,请予改重庆为行政院直辖的甲种市,但均被驳回。
因为按国民政府颁布的《市组织法》,直辖甲种市必须符合以下三个条件(之一)才行:
1、首都;
2、人口百万以上;
3、在政治经济上具有特殊情形者。
尽管重庆直辖的要求被驳回,但它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的重要性日益凸显。1935年1月国军中将贺国光率参谋团进驻重庆;3月12日,蒋介石也第一次飞抵重庆。
其时,拥兵自重的四川军阀刘湘、刘文辉军力至少120个团,桀骜强悍,以至老蒋一直无法染指川政。此番以追剿红军为名,老蒋正好将他的中央军10个师名正言顺地楔入四川。
时值华北日军嚣张,中日难免一战,老蒋来渝亦有考察退路之意。 恰恰是重庆的大山大水大气势,坚定了老蒋与日寇一战的决心。
百万移民
让重庆直辖有了底气
城市的历史既人的历史。重庆第一次直辖的底气,得益于大量移民涌入。
1929年重庆建市时,人口大数20余万;1935年参谋团进驻时,人口大数约30万;抗战结束后的1946年,人口达到124.5万人,除新生和死亡的抵消外,外来移民在百万左右。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字。个中除一般难民外,还有几大块不能忽略:
一是产业工人。单兵工人就有9万多,加上其他行业,工人总计不下15万,他们是大机器时代的真正主人,他们的到来彻底改变了重庆的生产形态。
二是文化学术人。据统计,当时国内最著名的大师级人物90%以上内迁,其中大部分来到重庆。
三是民族资本家和各类管理人才。他们带来了资金、技术,也改变了重庆传统的生产方式,促进了城市进步。
反过来看,重庆人有包容心胸,他们不排外。
当时重庆人称移民为“下江人”,下江人能在重庆站住脚,能够大力发展生产,与重庆人的支持和帮助是分不开的,当时战事正吃紧,中央政府不可能给重庆更多优惠,有据可查的无外是将遗产税的25%、其他税的20%留给了重庆。
饱经战火戕害的重庆直辖市,能否挑起千钧重担?
贡献之城
重庆第一次直辖对抗战的贡献
1、关键时刻它挺直了脊梁
1939年5月重庆直辖后,亦成为战时中国政治、军事、外交、经济和文化中心。1940年9月6日,国民政府发布训令:“明定重庆为陪都”。
在二战反法西斯同盟中,全球只确定了四个中心,即伦敦、莫斯科、华盛顿,再一个就是重庆。
重庆直辖后,迅速成为大后方的制造业中心。
张仲提供了一组数据:抗战前重庆有工厂92家,资本171.6万元,工人10415人,分别占全国的2.33%、0.45%、2.27%。
“重工业几乎一片空白。当时除了重庆炼钢厂、四川水泥厂稍具工业性质外,其余都是一些制革、纺织、肥皂、面粉等轻工部门。”
重庆工业的迅速繁荣与工厂内迁有关。由于军需的迫切要求和市场迅速膨胀,1941年-1943年,重庆掀起一股工业建设热潮。
“经营工厂,成为当时一项最时髦的事业。”唐润明称。
据不完全统计,在重庆遭受轰炸最频繁的那几年,全市开工的工厂有528家,为战前的11.73倍。
期间,重庆形成兵工、纺织、矿业三大产业,全市工业结构发生巨变,机械、钢铁、煤炭、橡胶、化工、电器等工业体系遂步形成,成为战时全国的制造业中心。
它从经济上支撑了中国大后方的抗战大业,促成了全国生产力的重新布局,推动了长江流域的经济发展,加快了重庆城市化和近代化进程,奠定了此后重庆作为长江上游经济中心的基础。
2、兵器工业的独特贡献
“在重庆的工业体系中,兵工占据了中心地位。”西南兵工局兵工史专家刘登仕对此作过深入研究:
“至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大后方各省兵工厂共27家,重庆占17家,同时,拥有5000人的大厂全部集中在重庆,总计员工94493人,占当时全国兵工总人数的77%,这9万多人,撑起了我国抗战兵工三分之二的天!”
据北京中国第二档案馆的解密资料,抗战初期,战事激烈,械弹大量耗损。1937年11月,军政部上报国民政府,“战前库存械弹几乎用尽,余弹仅够20个师作战3月。”
据国民政府兵工署资料,8年抗战中,中国军队共损耗步枪80余万支、轻机枪49392挺、重机枪11456挺、迫击炮、榴炮6980门、子弹17.99亿发、各类炮弹颗近千万发。
依靠这些武器,抗战时国军正面战场共进行大规模会战22次,重要战斗1117次,其他战斗38931次。惨烈的战争带来武器弹药的巨大消耗,尤以1939年及大反攻时的1945年损耗最大,前者年耗子弹3.38亿发、手榴弹483万枚,后者年消耗战防炮、火箭炮等炮弹240余万颗。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的外援渠道全部被切断,重庆兵工人冒着日机轰炸加班加点生产,“上下一心,坚逾金石”。
据卢大钺统计,从1938年各厂相继复工至1945年抗战胜利止,重庆兵工厂共生产各种枪弹8.54亿发,步枪29.34万支,轻机枪1.17万挺,马克沁重机枪1.82万挺,火炮1.4万门,炮弹599万颗,甲雷43万个,手榴弹956万颗,各式掷弹筒6.79万具,掷榴弹154万颗,炸药包376万个;1945年生铁产量达48495吨、钢产量达18234吨。
“这些武器装备,为抗战胜利提供了物质保证!”
影响未来
第一次直辖对未来中国的影响
1、38所高校的黄金时代
到四川去!到重庆去!
重庆第一次直辖期间,成千上万的教授、学者、专家和学生从战火中的华北、东北、华东等沦陷区辗转千里来到重庆。
唐润明说,“从1937年8月起,以南京国立中央大学的内迁肇始,开始了我国教育史上最大规模的高校迁徙。”
国立中央大学、中央政治学校、国立交通大学、私立复旦大学等著名高校都来到了重庆,“当时迁渝高校达31所。”
唐润明提供的数据表明,战前重庆仅有高校2所,战争开始后,加上国民政府为适应战争需要相继在重庆创办的高院,“全市高校达到38所,近10万学子为重庆带来了生气。高校内迁还带动了重庆本地的教育发展。”
中央大学的学生们,借重庆南开中学体育场进行比赛
据考证,重庆的中等学校到1944年已增加到72所,学生25449人,为战前的3.6倍;国民教育学校到1945年增加到294所,比1940年增加了7倍。
这么多学校云集重庆,不仅在重庆历史上是空前的,在中国教育史上也是空前的,“重庆教育迎来了它的黄金时代!”
2、重庆是“中国诺贝尔”的摇篮
随着高校内迁和一大批中央级研院所的来渝,包括国立中央研究院、中央地质调查所、中央农业试验所、中央工业试验所、西部科学院、中央卫生实验院、中国科学院生物研究所等。
另外,一大批著名科学家、学者也来到重庆。
包括陈省身、华罗庚、苏步青、竺可桢、、童第周、伍献文、贝时璋、施白南、李四光、李善邦、张天佑、马寅初、周谷城、吕振羽、曹禺、马宗融、梁宗岱、洪深、李仲珩等。
这些大家很多从事文化教育工作,让重庆的教育走在了全国前列。
基于此,重庆战时为中国的未来培养了一大批杰出人才。
笔者在重庆南开中学1941级校友名单上,赫然见到朱光亚、郭可信、侯虞钧、梁思礼等两院院士的名字。
美国华裔的老一代科学家和目前中国的顶级专家学者,换句话说也就是中国的诺贝尔们,如新中国蜚声世界的兵工专家俞濯之、卫星回收总指挥任新明、著名经济学家吴敬链、著名物理学家周光召、三峡大坝设计者黄伯明等,他们青年时代都是在重庆求学的。
许多青年学子在重庆完成了学业,成为国家栋梁之才...
重庆的第一次直辖,诞生于伟大的抗战,它没有庆典,没有歌声,甚至知道的人也不多。
但由于抗战的推动,使它注定成为先进文化和生产方式的一次伟大变革!
它使重庆由一个封闭的内陆城市,从此真正走向开放,具有了云水襟怀和敢为天下先的勇气!
请记住,它肇始于1939年5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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