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经一腔赤诚写诗给苏轼，谁料后来竟因“报复苏轼”被辱骂千年

熙宁六年(1073)，江南地区大旱。

十一月，苏轼奉命往常州、润州、苏州、秀州赈济灾民。

第二年三月底至五月末，苏轼办完公事办完，赶往自己心心念念的宜兴，在湖滏单锡家客居数月。

单锡是宜兴本地人，与苏轼是同榜进士（1057年），早在当年的琼林宴上，他就和另一位同乡蒋之奇一起，向苏轼描绘过宜兴与太湖之美，早早勾动了苏轼的游兴。

数月之中，苏轼游遍宜兴山水名胜，深爱此地山水人物，挥毫写下了数首诗词，其中“卖剑买牛吾欲老，杀鸡为黍子来无”、“解珮投簪，求田问舍，黄鸡白酒渔樵社，元龙非复少时豪，耳根洗尽功名话”等句，无不流露出了自己渴望退隐山林、卜居宜兴之意。

他不仅是写诗，还将自己大姐的女儿许配给单锡为妻，委托他在宜兴为自己买田置产，一副将在此地定居的姿态。

不知道单锡信没信，反正他的另一位同学章惇信了。

章惇生于浦城（今属福建）的官宦世家，自小性格豪爽率真，相貌俊美、举止洒脱，才智出众、学问广博，也是一位青年才俊。

他比苏轼大两岁，与他同榜得中进士，却因状元被族侄章衡得去，耻居章衡之下，于是扔掉诰敕回家，并在下一榜再次考中。

从这件事儿就能看得出来，章惇其人，才华固然是高的，性格却也如烈火般刚直不阿，没有丝毫圆滑之处。

但对于交际天才苏轼来说，无论是单锡蒋之奇，还是章惇章衡，他都能与之交好。

很长一段时间，章惇都将苏轼引为知己。读到这首诗时，他刚被调知浙江湖州，马上写了一首诗寄给苏轼。

这首诗名为《寄苏子瞻》：

君方阳羡卜新居，我亦吴门葺旧庐。

身外浮云轻土苴，眼前陈迹付籧篨。

涧声山色苍云上，花影溪光罨画馀。

他日扁舟约来往，共将诗酒狎樵渔。

“子瞻”是苏轼的字，而章惇字“子厚”。

* 土苴（jū）：土苴，指渣滓、糟粕，比喻微贱之物。

* 籧篨（qú chú）：一种由竹或苇所编成的粗竹席，不能卷起，有时会被用来做船帆或坐垫。

* 罨（yǎn）画：意思是色彩鲜明的绘画，常用来形容自然景物或建筑物的艳丽多姿。

阳羡是宜兴的古称，而吴门则指的是苏州一带。宋代湖州与苏州齐名，同属于两浙路，民间有“苏湖熟，天下足”的俗谚。

您刚刚选择在阳羡新的住所，我也正准备在苏州一带修葺破旧的房屋。

那功名利禄只是身外之物，如浮云般轻飘，如渣滓般低贱，那些历历在目的往事，不如付于一方粗席，闲坐淡看。

山涧中流水的声音清脆，美妙的山色宛若浮在苍茫的云端之上；小溪粼粼的波光上，倒映着斑驳的花影，又像一幅色彩鲜明的画作。

多希望能和你相约，乘着小船常常来往，亲昵地饮酒作诗，同享渔樵之乐。

彼时的章惇，已经与苏轼相交十余年，两人的交往中也曾留下不少雅事。

治平元年（1064年）十二月十七日，28岁的苏轼接到朝廷的调令回汴京。

途径长安时，在王颐家看到一幅《醉道士图》，随手题跋曰“仆素不喜酒，观正父《醉士图》，以甚畏执杯持耳翁也。”意思是因为自己不喜欢喝酒，所以看到图中道士手执酒杯，心中害怕——这显然是玩笑之语，苏轼爱喝酒那也是有名的。

不久后，章惇恰好也路过长安，看到了这幅画和苏轼的题跋，不由大笑，在后面也题了一句“仆观《醉道士图》，展卷末诸君题名，至子瞻所题发噱绝倒。"

“发噱”意为引人发笑，“绝倒”意为前仰后合地大笑，不能自持。

章惇看到苏轼的题跋，马上就明白了他的戏谑，忍不住放声大笑，足见他对苏轼的了解。

有趣的是，熙宁元年(1068)十二月二十九日，苏轼结束父丧，赴京途中再过长安再见此图，于是忍不住又在章惇题字后又重新题跋，其中两句写道“持耳翁余固畏之，若子厚乃求其持而不得者。他日再见，当复一噱。”

第二年章惇调任武当县县令，过长安又见此画，又作《再跋醉道士图后》，其中几句是

酒中固多味，恨知之者寡耳。若持耳翁，已太苛矣。子瞻性好山水，尚不肯渡仙游潭，况于此而知味乎？宜其畏也。

“不肯渡仙游潭”又是什么故事呢？

那是更早之前的事了，两人都还年轻，苏轼任凤翔府节度判官，章惇为商州令。

两人相处融洽，经常一起游玩，某次曾一起到了陕西周至县南中兴寺附近的仙游潭。

潭下临激流飞湍、绝壁万仞，上面只架着一座薄薄的木板桥。章惇怂恿苏轼一同去对面峭壁，苏轼却害怕了，不肯过去。

这件事记载在苏轼的一首《留题仙游潭中兴寺，寺东有玉女洞，洞南有马融读书石室，过潭而南，山石益奇，潭上有桥，畏其险，不敢渡》诗里，他在诗中坦言“犹有爱山心未至，不将双脚踏飞梯”。

但他没说的是，章惇大笑着缓步过小桥，然后抓起一根吊索，沿着峭壁到了对岸，神色潇洒不变，以漆墨濡笔在石壁上写了“章惇、苏轼来游”几个大字。

回来后，苏轼抚摸章惇的背说：“子厚必能杀人！”

章惇问：“为什么这么说呢？”

苏轼感叹道：“能玩命的人，也就能杀人啊。”

又有一次，两人在山寺里喝酒，趁着酒劲骑马去看老虎。

离老虎还有数十步，马受到惊吓不敢向前，苏轼顿时惊醒，掉头就跑。

章惇却淡定地掏出一面铜沙罗，独自鞭马向前去，靠近老虎之后，在石头上攧响，老虎随即受惊逃跑。

章惇回去就对苏轼说，“你一定不如我。”

这话确实说对了一半，章惇在官场上确实比苏轼更如鱼得水，但最终流芳千古的是苏轼，被后人指责上千年的却是章惇。

章惇担任过参知政事、枢密院事，也曾高居相位五年，在恢复青苗、免役诸法和对西夏作战上，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正如苏轼曾经称赞的那样，“子厚奇伟绝世，自是一代异人，至于功名将相，乃其余事。”

然而，后人并不关心章惇做过什么样的事、取得过什么样的成就，提到他，仿佛标签就只剩下了一个——“唯一与苏轼反目成仇，并害他被贬到死”的人。

那么章惇到底是何时、因为何事与苏轼分道扬镳的呢？

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苏轼上书谈论新法的弊病，引起王安石的不满，遭到御史弹劾。苏轼自请出京，被授为杭州通判。此时的章惇却已经成了变法主力之一，分析调查并实地走访了不少地方的新法落实情况。

此后苏轼辗转于密州、徐州等地，安民救灾，治理一方；章惇受到王安石和宋神宗的赏识，一路升到了三司使后也被弹劾出京，出知湖州，于苏轼发生了开篇那首诗的交流。

当时苏轼也和了两首诗，回曰“早岁归休心共在，他年相见话偏长”。

元丰二年（1079年）四月，苏轼调任湖州知州，政敌在他的《湖州谢上表》中揪出错处，指责他“衔怨怀怒”、“包藏祸心”，引发了改变苏轼一生命运的“乌台诗案”。

当时朝廷内一片倒苏之声，苏轼被御史台的吏卒解往京师，受牵连者达数十人。

位高权重的宰相王珪，以一句“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蛰龙知”，称苏轼诅咒皇帝、有谋反之心，意欲置苏轼于死地。

章惇在朝堂之上怒怼宰相，“龙者非独人君，人臣皆可以言龙也。”

退朝之后，章惇依然追在王珪身后厉声质问，“相公是想要覆灭苏家满门吗！”

王珪只好讪讪地说“这是舒亶对我说的”，章惇斥道“舒亶的口水难道你也要吃吗！”

为了营救苏轼，章惇不仅当面顶撞宰相，更是在皇帝面前反复谏言，称苏轼二十三岁便应“直言极谏科”，被列第一，宋仁宗将他视若珍宝，如今怎能陷他于囹圄之中呢？更是大胆说出了“臣恐后世谓陛下听谀言而恶讦直”之言。

可以说，当时有不少人在为了营救苏轼奔走，但是最勇猛无畏、不惜赌上自己的政治前途，舍章惇其谁？

后来苏轼在狱中煎熬100多天后，终于得以释放，被贬黄州安置。

章惇更是深情款款的写信安慰鼓励，可以说做到了很多朋友都做不到的事。

为此苏轼满怀感激地在回信中写道：

轼自得罪以来，不敢复与人事，虽骨肉至亲，未肯有一字往来。忽蒙赐书，存问甚厚，忧爱深切，感叹不可言也。

然而，风水轮流转。

元丰八年（1085年），神宗逝世，年仅10岁的哲宗即位，高太皇太后垂帘听政，任命旧党首领司马光为宰相。

司马光上台后不问缘由，把新法废了个精光，重新启用被打压的保守派。

仿佛陷入了“为反对而反对”的怪圈，旧党诸人轮番攻击变法派，新党许多高层都被拉下了马。

一时间新党噤声，唯独章惇依然无畏无惧，独自上疏，逐条分析免役、差役二法的利弊，驳斥司马光对免役法的攻击，同司马光在太后帘前争论，甚至发出了“他日安能奉陪吃剑”的挑衅之语。

司马光要割地给西夏求和，保守派纷纷支持，章惇却怒斥“议者可斩”，说他们是无见识的“不逞之徒”，甚至说司马光“村夫子”、“无能为”。

如此不恭敬的章惇，遭到御史们的接连弹劾，被贬出朝任汝州知州。

而反对新法的苏轼等人重回朝廷中枢，并被委以重任，苦尽甘来，迎来了长达八年的高光时刻。

此时的苏轼做了什么呢？

他一开始从中斡旋，希望章惇能给司马光留点面子，不要过于咄咄逼人，被章惇拒绝了。

此后，他的弟弟苏辙加入了弹劾章惇的大军。苏辙不仅多次攻击章惇，还亲手书写了一封《乞罢章惇知枢密院状》。

奏疏中没有切实证据，然而苏辙还是坚持说：

臣闻朝廷进退大臣与小臣异，小臣无罪则用，有罪则逐。至于大臣，不然，虽罪名未著，而意有不善，辄不可留。

逻辑很奇怪：官位轻的，无罪也用，官位重的，即使罪名不明显，但就是不能用。

很明显就是“为斗而斗”，以“莫须有”之罪贬谪大臣了。

章惇被发配河南汝州，他一再上书请求改配扬州，以便照顾在杭州的80岁病弱老父，都被朝廷拒绝了。

在现存的史料中，并没有看到苏轼在章惇被贬的过程中有任何营救的行为，甚至没有维护之言。

反而是旧党的核心成员，吕夷简之子吕公著和范仲淹之子范纯仁在积极求情。

十一月，章惇请求罢职，提举洞霄宫（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道教宫观）。

因为老父去世，他归家守丧，却依然不断受到旧党攻击。

然而十二月，久未联系的苏轼寄来了一封信，就是大名鼎鼎的《归安丘园》帖。

“归安丘园”意为还归故里、安居家园。

帖中写道，“归安丘园，早岁共有此意，公独先获其渐，岂胜企羡。但恐世缘已深，未知果脱否耳？无缘一见，少道宿昔为恨。”

意思是回到故乡安居，是我们早年间就有的愿望，没想到您先实现了夙愿，真是令我羡慕。只是您在深陷官场纷争，不知道是否真的能够脱身呢？只恨无缘见面，和您一起说说过去的事情。

我们很难揣测当时的苏轼，是以什么样的心境写下这段话的。

或许经历了黄州的磨难，苏轼真正成了“东坡先生”之后，内心确实是对官场厌倦，因为渴望归隐而说出的心里话。

但是在当时章惇的处境下，以他直来直往、性如烈火的脾气，恐怕不会认为对方是出于好意吧？

很多人都将这封信看作是章苏交恶的标志，站在章惇的角度上，未必不是真的。

在连番遭遇重大打击的时刻，看到这样说不上是安慰还是冷嘲热讽的文字，章惇若是就此生出恨意，也并不是不能理解。

我始终觉得，苏子瞻的心太大了，能装得下千千万万个章子厚。

可对于年轻时的章子厚来说，他最真心相待的朋友只有一个苏子瞻而已。

他太刚太直也太傲了，能令他愿意拼上前途和性命为之一搏的人，也只有一个苏子瞻而已。

所以，在面对“背叛”时，他才会那么恨，甚至恨对方欲死。

所以，在公元1093年，高太皇太后驾崩，宋哲宗亲政，章惇等新党主力重返朝堂。

再次归来的他愈发铁血无情，就连众矢之的改革派首领王安石，在他的眼中都成了“过于温和”之人。

他将免役法、保甲法、青苗法诸法总为一书，定名为《常平、免役敕令》，颁行全国，基本恢复了熙宁新法。

他曾试图将旧党全部毁灭，夺已逝的司马光、吕公著赠谥，甚至还向皇帝建议把司马光开棺鞭尸，但因为宋哲宗犹豫不定，最终未能成功。

从1094年到1097年，苏轼也被一贬再贬，最终以62岁的高龄被送到了海南岛儋州，据说在当时是仅比满门抄斩罪轻一等的处罚。

也正因为如此，后世之人深恨章惇狠辣无情，认为他被仇恨蒙蔽了双眼。

苏轼虽然被贬，却也进入了随遇而安的最高境界，在哪里都能苦中作乐。

贬到惠州，他沉迷于荔枝的美味，写下了“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的诗句。

贬到海南，他办学堂、介学风，为当地孩童埋下了向学的种子，被后人视作儋州文化的开拓者、播种人。

至于朝中的章惇，在主持变法之外，他力主北伐西征，打得西夏臣服，还提前看到了辽人野心，令边吏严阵以待，过界者直接斩杀。

时人称其“承天一柱，判断山河”，抗金名臣李纲说他“士大夫喜诋诃其失，然自今观之，爱惜名器，坚守法度”，宋哲宗更是认为他“内有论道经邦之实，外有开疆复宇之休”、“善政良法，多所纷更，正色危言，不惮强御，十年去国，一德保躬，虽风波并起乎畏途，而金石不渝于素履”。

不幸的是，宋哲宗虽“天资聪粹，实有为之主”，却寿数不长，25岁便英年早逝。

在选择继承人时，章惇更看好简王赵似，向太后却坚决认为端王赵佶更合适。

章惇和端王赵佶见了一面，回来就声称：“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

后来果然如此，宋徽宗赵佶即位后，日日风花雪月，短短二十余年就葬送了北宋大好河山。

将视线再回到章惇身上。

宋徽宗赵佶登基后，新党再次被重用，苏轼也受到起复。

章惇多次上表辞职未被允准，还是和苏轼一样遭遇了一贬再贬的命运。

此时北归之路上的苏轼，也收到了章惇之子章援的书信，表面上是请求他施以援手，实则是希望他不要落井下石。

苏轼回信说，“某与丞相定交四十余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増损也，闻其髙年寄迹海隅，此怀可知。但以往者更说何益，惟论其未然者而已。主上至仁至信，草木豚鱼所知……”

“交情无增损”怎么理解见仁见智，但是对章惇这个人，仿佛早已无爱无恨、心如止水，言语多有敷衍之感了。

此后的历史记载中，两人再无只字片语的往来。

1101年，苏轼在常州去世，留下遗嘱归葬河南汝州。

1105年，章惇在湖州贬所去世，葬于浙江长兴。

苏子瞻最终没能归老阳羡，章子厚也不曾回到吴门，他们都葬在了当年没有想到过的地方。

26年后，东京沦陷于异族之手，北宋灭亡。

宋高宗赵构在应天府即位，辗转南徙十余年，才在杭州正式定都下来。

他追赠苏轼为太师，追贬章惇为昭化军节度副使，命其子孙永远不能在朝廷出仕。

然而是是非非，终究已成身后事，与他们并无太大关联。

令我唏嘘的，却只是二人数十年的恩恩怨怨，是让热血少年走向陌路的世事变迁，是裹挟着他们“不得已”的无情洪流。

孰是？孰非?唯留一声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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