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昊宇：中国外交广受国际认可，靠的是什么？

来源：环球时报

澳大利亚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前不久发布《2024年全球外交指数》报告，称中国驻外使领馆总数继续领先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外交大国”。实际上，该智库2019年的报告就显示中国驻外使领馆总数首超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当时将此视为“中美外交较量”的解读就有不少。本月早些时候，新加坡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的《东南亚态势报告2024》也引发广泛关注。报告显示，如果必须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东盟国家选择中国的比例首次超过美国。近年来，由于美国对外战略重点转向对华竞争，中美之间的“大国竞争叙事”受到越来越多关注，中美在全球相关地区或领域的力量天平出现任何轻微摆动都可能会引发热议。前面两份报告的结果，恰恰颠覆了西方一些人思维里“美必赢”的固有认知，因而立即导致围绕所谓全球力量格局演变的讨论升温。

诚然，单是外交机构数量不能全面反映一国外交影响力，但作为衡量指标之一，这既反映了一国利益在海外延伸的广度与深度，也反映了一国主动塑造对外关系、参与国际事务、拓展国际影响的资源与能力。从这个角度讲，中美在全世界保持着数一数二的外交资源投入，这从两国的实力和影响来看，是合乎逻辑的。

一般而言，外交影响力是指一国在国际舞台上通过外交活动对他国和国际事务施加影响的能力。这种影响力既源于该国的软硬实力，也是其外交政策与理念、外交实践与成果的体现。

首先，大国外交影响力离不开强大的软硬实力支撑。国家作为理性行为体，在世界各地部署外交机构是慎重权衡的结果，外交布局的规模和密度，主要基于必要性研判以及与对象国关系亲疏远近的评估。而这些又都与国家实力密切相关。众所周知，硬实力主要包括经济实力、军事力量、科技水平等物质性指标。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以及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中国是全球约130个国家和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有效促进对外商贸往来，维护中国海外经济利益，自然需要中国在世界各地广泛派驻外交机构履行职责。至于软实力，主要指的是文化影响力、意识形态认可度、制度模式吸引力等非物质性要素。中国经过40多年改革开放，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这种有别于西方大国崛起道路的“中国模式”受到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赞誉和认可。中国在亚非拉发展中世界的驻外外交机构数量明显更多，这也可以看作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的独特软实力所在。

其次，独具特色的外交政策与理念，是大国外交影响力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早在上世纪50年代，中国就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得到国际社会广泛支持，成为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近年来，中国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新型国际关系，提出“三大全球倡议”，主张实现平等有序的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全球化，形成一套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这些理念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为塑造全球治理框架作出重要思想理论贡献。

再次，积极有为的外交实践和丰富的外交成果，是形成大国外交影响力的必要条件。中国通过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特色大国外交布局，与近百个国家建立起各种类型的伙伴关系，形成一个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并且通过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积极推动世界的互联互通与合作共赢；中国成功斡旋沙特和伊朗复交，是为数不多同俄罗斯与乌克兰双方都“说得上话”的大国之一；中国成功主办各种大型国际会议，搭建起博鳌亚洲论坛、夏季达沃斯、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等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国际对话平台；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推动应对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危机、反恐等全球性挑战，大力提供公共产品。这些都展现了大国外交的责任与担当。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根本目的在于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而不是为了与谁较量，和谁攀比。不过，澳大利亚和新加坡两国智库报告反映出的现象，对西方而言确实是一个提醒。当西方在国际上竭力渲染“中国威胁论”、煽动大国竞争和阵营对抗时，中国正在扎扎实实推进全方位外交，致力于国际合作与发展事业，一步步地将外交理念转变为政策实践，因而得到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认可和支持。一些西方国家则被意识形态偏见和霸权竞争执念蒙蔽双眼，导致它们无法客观理性地看待中国以及整个世界的发展变化。（作者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