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龙：独一无二的元帅体委主任，甩掉“东亚病夫”的帽子，毛主席称赞作出重大贡献

在新中国体育史上有一位德高望重的人物：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运动委员会首任主任贺龙元帅。

翻开新中国体育史，那些可圈可点的开拓性功绩都是在贺龙的领导下实现的：创建国家体委领导机关、兴建国家级的北京体育馆、举办全国运动会、建立国家体育队、创办《体育报》、创办中央体育学院、普及群众性体育活动、冲刺世界冠军。

贺龙为扭转我国体育落后的局面，摘掉“东亚病夫”的帽子，呕心沥血，功勋卓著。

邓小平打电话说：“贺老总吗？我给你找了个好差使，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出马？”

1952年11月的一天，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兼财经委员会副主任邓小平给在重庆的贺龙打电话，此时，贺龙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和西南军区司令员、中共西南局第三书记。

邓小平说：“贺老总吗？我给你找了个好差使，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出马？”

贺龙回答：“啥子好差使，你尽管吩咐嘛！”

于是，邓小平就直言政务院决定组建中央体育运动委员会，许多部门建议请他来当这个委员会的主任，“我和总理也觉得由你来当这个主任最合适”。

“主席的意见呢？”

“主席也是赞成的。”

“那好！既然是主席叫我干，我就干！”

◆1952年8月，贺龙与朱德、邓小平在全军第一届体育运动大会的开幕式上。

邓小平代表中央在征得贺龙同意后，1952年11月15日，周恩来主持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讨论增设中央人民政府体育运动委员会的议题。周恩来正式提议：贺龙担任中央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会议一致通过了这项任命。任命通知书的时间是1952年11月20日。从此，贺龙作为政务院下属的中央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挑起了开创新中国体育事业的重担。

此时，体委的全称是“中央人民政府体育运动委员会”。1954年9月，政务院改称国务院，“中央人民政府体育运动委员会”亦改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运动委员会”，简称“国家体委”。

党中央为什么选择贺龙担任国家体委主任？这与中国“东亚病夫”和贺龙的特殊经历密切相关。

旧中国，国民党政府忙于打内战，加上日本侵略中国，根本顾不上搞体育运动。1932年第十届奥运会时，邀请中国参加。国民党政府为了应付，只派了大学生刘长春一人去参加这届奥运会，预赛中就被淘汰。1936年第十一届奥运会时，中国也仅派很少的几个人去参赛，结果只有撑竿跳高运动员符保卢进入到决赛。1948年，国民党政府再次派人参加奥运会，没有取得任何奖牌。当时英国《镜报》发表了一幅漫画：一个身材瘦小、穿着中国运动服装的人，举着画有5个鸭蛋的白色大旗，对中国进行侮辱。

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了发展体育事业，增强人民体质，改变中国在世界上的“东亚病夫”形象，中共中央和政务院就指示在各省市建立体育机构，但由于中国体育运动的基础实在太差了，也缺乏人才，三年时间过去了，全国各地成立体育机构的还不足半数。在中央也没有一个主管体育的机构。

毛泽东对新中国的体育事业十分重视。1952年6月10日，毛泽东题词“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同时，他也思考在中央建立一个主管全国体育运动的领导机构问题。

于是，贺龙出现在他的脑海里。红军时期，贺龙就在部队中倡导体育运动，并提出“练好身子，战胜敌人”的口号。抗日战争时期，他在担任八路军第120师师长时，又创建了“战斗体育工作队”，下有篮、排球等几个运动队。他甚至还在师司令部设立了体育股。

此外，贺龙还搞起了轰轰烈烈的体育比赛。1942年9月上旬，延安举行“九一”运动会。这是抗日战争时期革命根据地最大的一次运动会。党、政、军、机关、学校、工厂等单位1300多名运动员参加了23个项目的角逐。120师的“战斗篮球队”也在这次体育运动会上大显身手。运动会闭幕的第二天，贺龙陪同毛泽东亲切接见了“战斗篮球队”队员。毛泽东对队员们说：“你们在贺师长的领导下，一面打仗，一面生产，在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开展体育工作，这很好。我们共产党、八路军的体育工作是一种新型的体育工作，它的目的和做法都和过去的体育工作不同。我们的体育工作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目前，是为着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和克服当前经济困难服务的。你们在这方面做出了成绩，取得了不少经验。我们的军队是很需要体育的。”毛泽东的讲话，对120师的体育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

大西南解放后，贺龙在西南军区大力发展体育运动，并组建了全军、乃至全国的第一个专业体工队——西南军区体工大队，下有篮球、排球、足球、田径和垒球等几个队。运动员的伙食标准，比大军区首长的小灶还要高，在小灶的基础上，每天再加一个鸡蛋和一两白糖。毛泽东对贺龙搞体育印象极为深刻，经常笑着说：“这个贺胡子就喜欢搞运动。”贺龙的这些举措，为全国各地的体育界人士所钦羡，由他出任国家体委主任，是众望所归。

◆贺龙在西南军区第一届运动会上为足球比赛开球。

邓小平向毛泽东主席呈送报告时，毛泽东非常高兴，他同意建立国家体委，请贺龙担任国家体委主任。邓小平从毛泽东住处回来后，立即给在重庆主持西南工作的贺龙打电话征求意见。

此外，周恩来还提议由贺龙担任副总理，具体负责全国的体育领导工作，获得了毛泽东的赞同。

1955年，人民解放军首次授衔，当时贺龙除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家体委主任外，还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因此被授予元帅军衔。从此，贺龙成为独一无二的共和国体委元帅主任。

北京市长彭真在国家体委办公用房批件上写道：“贺老总：房子解决了，据报还可以。”

贺龙走马上任国家体委主任时，周恩来特别鼓励他说：“贺老总啊，你过去是带兵打仗的老总，现在又当体育‘老总’，两者都有对抗性，你只要把过去用兵打仗的深谋远略用在体育上，也一定能行。”贺龙不负周恩来的厚望，上任后先抓国家体委领导机关的建立和机关人员的组成。

1953年2月27日，中央人民政府人事部发文通知中央体委：你委1953年编制，经审查，核定为239人，计干部212人，勤杂人员编制27人。

当时，体委只有从团中央调来的十几名干部，荣高棠、黄中担任正副秘书长。尚缺200名干部。

1953年4月27日，贺龙在北京主持全国体育工作会议时提出：“为把体委的组织机构尽快建立、健全起来，必须首先解决干部问题。”随后，他以非凡的魄力和独特的方式，动员、说服和吸引了一大批曾在部队和西南区从事过体育工作的干部到国家体委机关任职。

贺龙还把团中央书记胡耀邦和团中央组织部部长路金栋请到家中，对他们说：“体委刚成立，需要加强。我们这里也是做青年人工作的地方，任务很繁重，要靠各方面的支持。耀邦啊，这也是你的事哟！从你那里调点儿人过来吧。”

胡耀邦早就想在了前面，他为体委挑选了一批干部，并带来了这些干部的档案。

贺龙高兴地说：“为了感谢你们的支持，今天我请客，请你们吃刚从新疆运来的最好的哈密瓜。”

为体委机关选址，贺龙向周恩来、邓小平打了报告，邓小平批示：同意。周恩来批示：此事须向市府商办。

时任北京市市长的彭真欣然同意，很快就把东长安街17号拨给了体委。不久，又把位于宣武门东边未英胡同33号拨给了体委。这是一个藏在小巷深处的四合院，只有十几间平房，容纳不下贺龙新调来的各路人马。于是，贺龙又亲自登门拜访彭真，请他再设法解决会址。

彭真亦鼎力相助，又把几个单位争要的王府井八面槽9号的135间房子拨给了体委。机关宿舍，安排在草厂胡同。他在一份批件上给贺龙写道：“贺老总：房子解决了，据报还可以。”

中央人民政府体育运动委员会，就这样建立起来了，其机构包括办公厅、群众体育指导司、干部训练司、运动竞赛司、国际联络司、学校体育司、编审司、计划财务司和民族形式体育研究会等。

1954年底，体委机关又迁到崇文区太阳宫，盖起东、西两栋办公楼。

毛泽东表示：“修建一个体育馆这不是很正常的吗？搞体育，不搞运动场所怎么能行？”

当时一个偌大的国家连个像样的体育馆都没有，贺龙主张上马建国家体育馆，但新中国的财政紧张，有人反对。无奈，贺龙只好求助毛泽东主席。

一次毛泽东来视察工作，贺龙向毛泽东提出了自己的想法，毛泽东非常坚决地表示：“修建一个体育馆这不是很正常的吗？搞体育，不搞运动场所怎么能行？”

在毛泽东的大力支持下，北京体育馆立项在人民大会堂之前。1955年4月，北京体育馆选址在风景优美的龙潭湖北侧、天坛公园东侧。贺龙为建馆呕心沥血，事必躬亲。这座体育馆占地面积15.6万平方米，训练场馆面积近7.2万平方米。自1955年建成比赛馆、游泳馆、篮球馆三大主馆后，又陆续新建了田径场、田径馆、足球场、乒乓球馆、网球馆、网球场、体操馆、跳水馆、举重馆、羽毛球馆、排球馆、水球馆、综合训练馆等16个专业训练场馆。比赛馆有六千个观众席，当时国家的重大体育项目都在这里举行。

◆20世纪50年代建起的北京体育馆。

在1959年人民大会堂落成之前，先期建成的北京体育馆承担了国家大型会议、领导人接见外宾的任务。贺龙还在比赛馆楼上拥有一间30平方米的办公室，桌上放着一部神秘的“红机电话”，体育工作的重大事项可以直通中南海。

为了表示对贺龙工作的支持，体育馆建成后，毛泽东还亲自参观了体育馆，并给予高度评价。

20世纪50年代初期，贺龙不仅抓了国家级北京体育馆的建立，对全国的体育设施也鼎力协调和支持。在贺龙为首的国家体委领导下，全国有计划地兴建了中小型体育馆38座。成都、广州、昆明、兰州、南京、西安都建造了有2.5万个以上席位的体育场，在北京又兴建了工人体育场、工人体育馆和射击场、摩托车赛车场和陶然亭游泳场，这些场馆的建设为开展群众体育运动和培养运动员创造了有利条件。

毛泽东笑着调侃：“看来咱们的贺胡子还是老当益壮，这样了还带伤上场。”

1959年，这是新中国成立的第十年，贺龙决定举办一次全运会，号召全民参与运动。当毛泽东听完贺龙的建议后，再次表示了赞同，还准备出席。

1959年9月13日，第一届全国运动会在刚刚落成的北京工人体育场隆重开幕，当天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自到场，苏联、法国等24个友好国家和地区也派出代表团参加开幕式。当时，贺龙在腿受伤的情况下也坚持到了现场，全程负责全运会的每一个细节。见此情形，毛泽东笑着调侃道：“看来咱们的贺胡子还是老当益壮，这样了还带伤上场。”

◆1959年，贺龙在第一届全国运动会上致开幕词。

贺龙在第一届全国运动会上致开幕辞。这次全运会是对新中国体育成就的第一次总检阅，规模空前。共有来自解放军和28个省、市、自治区的29个代表团、10658名运动员参加。

在主席台上，毛泽东饶有兴趣地观看比赛，还为体育健儿加油。不久，毛泽东又请工作人员拿来望远镜，向远处的比赛项目眺望。

1959年10月3日，为期21天的全运会胜利闭幕。这次全运会共产生金牌384枚，有7人打破4项世界纪录，有664名运动员844次打破106个单项全国纪录。从此，举办全运会坚持至今。

◆1959年，在容国团荣获乒乓球男子单打世界冠军后，贺龙陪同毛泽东、刘少奇接见国家乒乓球队和游泳、举重、田径等运动队的优秀运动员。

国家体委成立初期，专业技术人才严重不足，几乎每个体育项目都既缺少教练员，又缺少优秀的运动员。为此，贺龙力排众议，不拘一格，大胆选用了一批优秀的教练员、运动员。此外，贺龙还吸引了很多流落海外的体育人才回来报效祖国。经积极努力，到1954年，国家足球队、篮球队、乒乓球队、田径队、网球队、体操队、游泳队等相继组建起来，填补了中国没有专业体育队的空白。

贺龙总结出：“要打出风格，打出水平。打出什么风格？中国的风格；打出什么水平？世界水平。”

贺龙任体委主任非常善于总结经验，提出奋斗口号和目标，激励运动员为祖国争光，为振兴中国体育事业拼搏。

在迎接第二十六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之际，女运动员胡克明在接受《北京晚报》记者采访时说：“我自己的打算是要打出风格，打出水平。”当时，这两句话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贺龙从《北京晚报》上读到这两句话，立即从中发现了闪光的内涵，并赋予了深刻的思想内容。他说：“要打出风格，打出水平。打出什么风格？中国的风格；打出什么水平？世界水平。”

在赛前动员时，贺龙对运动员们说：“只要你们打出了风格，打出了水平，赢了算你们的，输了算我贺龙的。”周恩来也十分赞赏这一口号。从此，“打出风格，打出水平”成了全国各运动队的行动指南，成为新中国体育竞赛的一条重要指导思想。

在运动员的管理上，贺龙借鉴军队的管理方法，在运动员的训练上，贺龙主张训练难度要大幅度地超出比赛的难度，这样才能够在比赛时最大限度地发挥运动员的技术，他提出了“三从”原则，即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加上“大运动量训练”，最终归纳为“三从一大”原则。后来，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贺龙又进一步提出了“三不怕”（不怕苦、不怕难、不怕伤）、“五过硬”（思想、身体、技术、训练、比赛过硬）的口号。

贺龙总结归纳出的这些指导思想、口号、原则和经验，为指导新中国体育事业的腾飞发挥了重要作用，有些至今还在发挥着作用。

贺龙请毛泽东为《体育报》题写报头，还请朱德题了词。

贺龙担任国家体委主任高度重视体育宣传工作，在他的鼎力支持下，《体育报》、《新体育》杂志、《中国体育》杂志先后问世。

1958年初，贺龙专门就创办《体育报》的事宜向周恩来进行请示，得到了大力支持。6月下旬，获得中共中央的批准后，他又亲自请毛泽东为《体育报》题写了报头，还请朱德题了词。此后，《体育报》就成了贺龙必读的报纸。在他的大力支持下，《新体育》杂志和《中国体育》杂志（英文刊物）也先后创办。

1958年9月1日，《体育报》正式创刊，贺龙打电话表示祝贺，并明确指示：“报纸是喉舌，要走在前面，鞭策我们的工作”，“要大胆地办，把《体育报》办成6亿人民的报纸”。《体育报》创刊以后，贺龙每日必读，有时甚至一天打几个电话。据《体育报》的档案资料记载，从1963年到1965年，贺龙给《体育报》的电话记录和信函，就有54件之多。

◆《体育报》创刊号。

创办中央体育学院是培养体育人才的重要举措，为此贺龙也费尽了心思。

1953年9月20日，贺龙对担任四川省文教委员会副主任的钟师统说：“现在，中央叫我搞体育。要搞，先得抓干部。体委已经决定在北京办个体育学院。你办学校有经验，这个院长就由你来当吧。”

钟师统说：“贺总，我不懂体育，怕干不了啊！”贺龙说：“没有什么干不了的！我还不是跟你一样不懂，也当起体委主任来了。干吧，需要几个帮手，你提出来，我给你调。”于是，钟师统挑起了筹建体育学院的担子。

1953年11月1日，中央体育学院在北京先农坛正式开学。师生们把先农坛体育场看台底下的空间当作宿舍，搭个席棚作为教室和食堂，共和国的第一所体育学院就这样诞生了。后来，中央体育学院改名北京体育学院，并在圆明园北面选定了新院址。

贺龙和钟师统等共同研究确定了办校方针、学制安排、课程设置，以及校舍设计、学生生活等许多重要问题。贺龙指出：“体育是门科学。体育学院应该在战术、技术、解剖和体育理论等方面搞出一套东西来，为加速提高运动技术和训练工作服务。”“北京体院是中国体育界的最高学府，要有我们自己的教授，要办成世界上一个有权威的体育中心。”

贺龙还指示各级体委要大办业余体育学校。采取大中小结合的办法，大量训练干部和技术人才，以适应群众体育运动日益发展的需要。

1958年在贺龙的领导下，又成立了北京体育科学研究所，专门从事世界体育研究工作。

◆贺龙在北京体育学院与师生们亲切交谈。

贺龙认为体育活动不能光是专业人士搞，还要开展群众性体育活动的普及，这样中国的体育事业才能蒸蒸日上。在贺龙的积极倡导下，1965年，第一届工人运动大会在北京举行，在全国职工中掀起了体育活动的热潮。1956年底，已经建立起全国性的产业体育协会19个，基层体育协会2.51万个，会员达到178万之众。尤其是全国总工会领导的职工体育运动，普及面很广，开展活动非常广泛，得到了贺龙的多次表扬。

1956年6月，国家体委根据贺龙同志的倡议，在北京召开了首次全国农村体育工作会议，提出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依靠共青团组织，坚持业余、自愿和简便易行的原则，开展男女农村体育运动。到1957年，全国已建立了3万多个体育协会，会员达到90多万人。在广大农村，形成了“排球之乡”“武术之乡”“足球之乡”“游泳之乡”。

贺龙发誓：“我们一定要扭转我国体育落后的局面，摘掉‘东亚病夫’的帽子，我看不到三大球翻身，死不瞑目!”

贺龙努力实现中国体育项目世界纪录和世界冠军的突破，先从国内抓起，仅1953年就召开了5个全国性的体育运动会，省（市）以上召开了较正规的运动会219次，参加的运动员有12.9576万人。在全国田径、体操、自行车运动大会上，有19个运动项目创造了全国最高新纪录。在全国民族形式体育表演及竞赛大会上，有20名举重运动员创造了全国最新纪录。

接着，贺龙还把目光投向世界，破世界纪录，拿世界冠军。

1956年6月7日，上海陕西南路体育馆，中苏举重友谊比赛中，20岁的广东小伙子陈镜开，以133公斤的挺举，创造了中国体育史上第一个世界纪录。中国从此开始了向着世界体育顶峰的迈进。

1959年4月5日，从香港回到祖国大陆、年仅21岁的运动员容国团，在第二十五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中，一路过关斩将，夺得了男子单打冠军，这是新中国体育史上的第一个世界冠军。

◆贺龙与征服珠穆朗玛峰的登山运动员们在一起。

1960年5月25日4时20分，中国人第一次站在了世界之颠。中国登山运动员王富洲、贡布、屈银华首次登上了海拔8848.13米的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这也是人类历史上首次成功地从珠峰北麓攀上顶峰。

贺龙多次接见凯旋的运动健将，极大地鼓舞激励运动员为国争光的激情。1965年4月，第二十八届世乒赛，中国女队以三比○大胜日本女队，夺得了女子团体冠军；中国男队亦第三次蝉联世界团体冠军，庄则栋蝉联三届男子单打世界冠军；庄则栋和徐寅生、郑敏之和林慧卿分获男、女双打世界冠军。5月29日，贺龙陪同毛泽东接见中国乒乓球队代表团全体人员。

贺龙对中国篮、排、足三大球水平落后现状，怀着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发誓要把三大球的水平搞上去，他说：“我们一定要扭转我国体育落后的局面，摘掉‘东亚病夫’的帽子，我看不到三大球翻身，死不瞑目!”他运用乒乓球、羽毛球的成功经验，精心指导部署三大球的训练工作，还特别主张学习外国的经验。1959年第一届全运会期间，国家体委邀请了保加利亚体育代表队来华访问。当时，保加利亚篮球队是欧洲的冠军队，并获得过奥运会男篮比赛项目的第四名，该队中锋米尔契夫是世界著名高手，人称“巴尔干雄鹰”。

贺龙女儿贺晓明回忆说：“比赛的前一天晚上，夜已经很深，而父亲却久久不能入睡，他心里装着的都是这场比赛，于是，就来到中国男子篮球队的驻地，找到教练员陈文彬和张子沛。父亲见面就问，明天的比赛准备怎么打，两位教练没想到体委主任深夜造访，不免有些紧张，互相推让对方先谈。父亲便笑着说，你们都不讲，拿不出作战方案，我们就在这里坐到天亮。几句话，逗得在场的人都笑了，接着，他又掏出香烟给大家抽，并声明这烟里没有尼古丁的。经他这么调节气氛后，两位教练都无拘无束地发言了，最后，父亲还谈了他的想法。他建议中国队采用‘三英战吕布’的战术，搞‘小个子打大个子’的战法，场上的5个人要当7个人用，对强手要敢打敢拼，不畏惧对手，不但要守得住，还要攻得下，能攻善守，打好这场球。”按照贺龙的指示，中国队最终以86∶77战胜了强大的对手。

◆贺龙与周恩来一起观看我国运动员获得的金牌。

贺龙出任国家体委主任14年，新中国体育事业从一穷二白起步，从1952年起到“文革”爆发的1966年止，中国共打破世界纪录145次，获得13个世界冠军，有210人获得了体育运动荣誉奖章。与此同时，中国青少年的平均身高，比父母一代普遍增加了3厘米左右；中国人的平均寿命，也由解放前的35岁，提高到60岁以上。谈到贺龙领导新中国体育事业的成绩，毛泽东高兴地说：“贺龙为我们作出了一个大贡献。”

“文化大革命”中，贺龙遭到残酷迫害，含冤而死。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曾多次指示为贺龙平反。1974年9月29日，中央发出《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1982年10月，中共中央又作出了“为贺龙同志彻底平反的决定”，充分肯定了贺龙为中国革命作出的不朽贡献。

在中国已经成为举世公认的体育强国之时，人们更不应该忘记贺龙元帅为中国体育事业所作出的历史功绩。

来源：党史博采 作者： 陈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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