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
为了创造战场上作战效能相对优势，孙武在《计篇》中旗帜鲜明地提出“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则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即通过“诡道”调动敌人，形成战场上的相对优势。以后，“诡道”原则成为中国传统兵法的基本原则。
克劳塞维茨认为，在较长时间内把大量兵力单纯用于装模作样是危险的。对统帅而言，正确而准确的眼力比诡诈更为必要，更为有效。只有当所有手段都不起作用时，才能使用诡诈手段。
通过对以《孙子兵法》和《战争论》为主的中西方军事理论的对照比较，可以看到，西方军事理论体系远比中国军事理论体系清晰。因此，在近代以来越来越崇尚科学的大环境下，西方军事理论体系占据全球军事理论研究的话语权也就不足为奇。
但是在战略战术研究上，中国的理论远比西方的丰富和灵活。笔者这里好有一比，如果将西方的战略战术比作智者前行，那中国的战略战术就是仙人行空。因此，西方人会惊叹于“腓特烈大帝在勒登以大约三万人击败了八万奥军，在罗斯巴赫用两万五千人打败了五万多联军，但这是同拥有一倍或一倍以上兵力优势的敌人作战而取得胜利的绝无仅有的战例”。“在目前的欧洲，即使最有才能的统帅，也很难战胜拥有一倍优势兵力的敌军”。
而这种以少胜多、以劣胜优的情况，在中国战史上比比皆是，如牧野之战、柏举之战、井陉之战、彭城之战、巨鹿之战、官渡之战、赤壁之战、昆阳之战、淝水之战、中央苏区一至四次反“围剿”、四渡赤水之战、淮海战役。没有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例基本上在中国都不能成为用于教学的典型战例。
——摘录自《变局·谋节——新制胜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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