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不名、六亲不上门：前北大校长蒋梦麟的夺命黄昏恋（详情）

蒋梦麟，字兆贤, 号孟邻，曾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校长长达17年之久，又曾做过国民政府第一任教育部部长、行政院秘书长, 出任过中国红十字会会长、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主任。1949年随国民党政权去台湾。

傅斯年评价他: “学问比不上孑民先生（蔡元培）, 办事却比蔡先生高明。”台湾《 中央日报》在他逝世后评价“: 孟邻先生去世了, 他留给我们的不仅是哀思, 更是一个典范, 一个现代中国人的典范。”

然而, 这位办事“高明”、堪为“典范”的蒋梦麟却在晚年的婚姻上犯了糊涂，第二次婚姻惊世骇俗，第三次婚姻更是引得满城风雨，令人哀叹！咱们今天的中老年男人们（小编也是），要吸取他的教训啊。收藏起来，慢慢慢品。

40岁的蒋梦麟（1925年）

原配婚姻：离婚不离家

1886年1月20日，蒋梦麟生于浙江余姚，曾参加科举考试并中秀才。

蒋家是比较富裕的中产阶级，当蒋梦麟1908年前往美国留学前，就尊他父亲之命、媒妁之言，与农村姑娘孙玉书结婚，生一子仁宇，一女早夭。

1917年，蒋梦麟留学9年归来，生次子仁渊，一女燕华，幼子仁浩。其婚姻形态类似于他的朋友胡适，只是蒋太太孙玉书似乎还不如胡太太江冬秀泼辣大方，似乎也不如江冬秀会争取丈夫的心，当然婚姻生活依然继续。大约1919年，次子蒋仁渊出生，1922年2月，女儿蒋燕华出生。

蒋梦麟与孙玉书的婚姻出现问题似乎在蒋梦麟因军阀迫害而被迫逃离北京的1926年以后，可能在这之后，蒋梦麟就将家眷送回故乡余姚，而自己过着两地分居的生活。这种生活显然与蒋梦麟洋博士、大学校长、省教育厅厅长、教育部长的身份有点不太协调。因此一旦遇有机会，这种没有感情基础的平凡婚姻必然要出问题。

蒋梦麟、孙玉书的婚姻在1933年走到了尽头。那一年，他们办理了离婚协议。那时，二儿子蒋仁渊走读小学，他在当地报纸看到父亲蒋梦麟与母亲离婚的消息后，匆匆回家告诉了母亲孙玉书。母亲只是喃喃地说：“你爹变心了。”

蒋梦麟采以“离婚不离家”的方式为孙玉书安排了离异后的生活：

①在蒋家宗族内保持着孙玉书的地位及一切人际关系，仍以儿媳身份孝养蒋梦麟的父亲至终老； ②凡蒋梦麟当时已经分得的及将来可能继承的产业，也都悉归孙玉书所有； ③三子一女的教育费用由蒋梦麟承担。

蒋梦麟的子女后来说，父母离异，自是家庭不幸，但父亲与母亲在生活和文化上的相差悬殊，父亲的社会地位逐年上升，母亲实难与之相适应，离异终至不免，他们作子女的，“同情母亲而谅解父亲”。

蒋梦麟的子女情况（可略过） 长子蒋仁宇：只知道他出生于蒋梦麟出国留学的1908年之前，后来究竟怎样不太清楚。 长女也是1908年之前出生的，不幸夭折。 次子蒋仁渊：1917年，蒋梦麟留学美国九年后返回中国。1919年，次子蒋仁渊出生。蒋仁渊小时候在余姚老家跟母亲和祖父生活读书。抗战时考入上海交通大学。1942年春，蒋仁渊辗转向大后方转移，到昆明找到蒋梦麟，然后借读于西南联大工学院。毕业后到北京大学电机系任教，1949年北平解放时担任助教，曾参与开国大典扩音设备的操作和维护。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时，北京大学工学院调整到清华大学，蒋仁渊后来被调整到山东大学，成为山东大学电气工程学院教授。 蒋仁渊一生是否结婚不太清楚，但即便结婚，也是无儿无女，他一直把学院当作家，衣食住行也都由学院党委照顾，甚至连生病住院时的安排、吃饭等，都由学院人员轮流照顾。2008年汶川地震后，蒋仁渊通过学院向灾区捐出一万元。这一年，他89岁，早已退休。 女儿蒋燕华：1922年生于北京，几年后也随母亲返回余姚老家，在那里接受小学教育，1935年重返北平，入贝满中学。抗战爆发后，蒋燕华来到大后方，入西南联大外语系。1949年跟随父亲蒋梦麟去台湾。蒋燕华是蒋梦麟诸子女中与蒋梦麟一起生活时间最长的，也是最亲近的。蒋燕华的丈夫叫吴文辉，他们有女儿吴小燕。 幼子蒋仁浩：幼年时代在余姚度过，抗战期间被蒋梦麟接到大后方，与后母陶曾谷一起居住，入李庄同济大学附中，1955年毕业于济南山东工程学院电机系。

1933年，时任教育部长蒋梦麟与第二任妻子陶曾谷结婚，胡适(右二)证婚

高调迎娶未亡人

蒋梦麟第二段婚姻的主角叫陶曾谷，陶曾谷原本是蒋梦麟莫逆之交高仁山的未亡人。

高仁山比蒋梦麟小8岁，1894年出生于江苏江阴县观音寺一个书香世家。17岁时，就读于南开中学（与伍豪是校友又是同乡）。1917年春，自费赴日本早稻田大学。12月从日本回国，曾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任事。

1918年冬，自费赴美国葛林纳尔大学专习教育。毕业后，入芝加哥大学学习教育，获硕士学位。又赴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教育。数月后，赴英国、德国、法国调查当地的教育和社会状况。

1923年1月回国，先后被聘为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在他创议下，北京大学创立了教育系。1925年春，与陈翰笙、薛培元、查良钊，胡适等人在北京东城灯市口大街72号，创办了私立艺文中学（现北京市第28中学），高仁山任校长。试行美国教育家柏克赫斯特创立的道尔顿制（Dalton Plan），将班级制改为各科作业室制，废除课堂讲授，把各科学习内容制成分月的作业大纲，由教师与学生订立学习公约，由学生自由支配时间，按兴趣在各作业室自学，教师仅作为顾问，提供咨询和检查进度。高仁山、陶曾谷夫妇运用此制教学，使得艺文中学成为20年代北京全中学的佼佼者。

1927年9月28日，奉系军阀以“加入政党，散发传单，有反对现政府之嫌疑”等罪名，将高仁山逮捕。次年1月15日他终于被军阀杀害，据说当他被绑赴天桥刑场枪决时，他态度从容，面无惧色，并向路旁观众说：“给我个好儿吧”，于是众人立即高呼“好！”、“好！”，有如评剧剧戏迷喝彩一般。

高仁山去世时34岁，他的太太陶曾谷应该与之相当或稍小。当时，他们的儿子高陶3岁，女儿陶燕锦2岁。

高仁山的追悼会延至1928年5月24日始在南京举行。5月25日的《申报》，刊发了高仁山的遗照和遗稿，纪实报道了追悼会情景。24日下午4时，全国教育界人士500余人齐聚中央大学体育馆，为前北大教育系主任、艺文中学校长高仁山举行追悼会。到会来宾千余人，蔡元培任大会主席。奏哀乐，行礼毕，蔡元培致辞称，高仁山君为本党忠实同志，又为教育专家，主行道尔顿制（教学的一种方法，又称契约式教育），对于教育界极有贡献。此次开会之重要意义，在追悼高君，并欲继续高君之志，恢复高君精神，所寄之艺文中学。次由赵述度介绍高仁山生平，继由孟宪承、周鲠生、陶行知、朱经农、杨杏佛、王云五等相继发言，语皆沉痛。末由高夫人陶曾谷致谢词，声泪俱下。全场顿呈惨淡之色。

位置：在北京国家植物园（北园）

1928年底，蒋梦麟出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为尽故人之情，就将陶曾谷找来当自己的秘书，以便关心照顾。相处日久，日久生情。40多岁、儿女满堂的蒋梦麟渐渐觉得，陶曾谷才是自己想娶的妻子，是与自己眼下的名声地位相配的伴侣，与陶结合，才是自己想要的爱情与婚姻。

1932年6月19日的《申报》报道了蒋陶结婚：18日晚，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蒋梦麟与陶曾谷女士在北平德国饭店结婚，胡适为证婚人。胡适称这个婚礼“可代表一个时代变迁的象征”。

这桩婚姻在蒋梦麟的家乡引起非议，蒋家许多亲属即使过了很多年都不能原谅，其实在思想开明的北方教育界也有很大压力。所以，蒋梦麟请50年的老朋友胡适为他证婚。

蒋梦麟要和陶曾谷结婚，就必须与原配孙玉书离婚。蒋梦麟与孙玉书的婚姻状况恰恰和胡适与江冬秀的相似，所以胡适去为蒋梦麟证婚，遭到江冬秀坚决反对，大门一关，就是不让胡适出门。

胡适无论如何也要去证婚，他告诉江冬秀，蒋梦麟一为我的校长，二为我的多年好友，所以非去不可。胡适后来是从后窗户爬出去的。

许多人遇到这种于道德有亏的事肯定尽量低调，蒋梦麟不仅不低调，反而很高调，在婚礼上答谢宾客时公开宣布：

我蒋梦麟一生最敬爱高仁山兄，所以我愿意继续他的志愿去从事教育；因为爱高兄，所以我更爱他爱过的人，且更加倍地爱她，这样才对得起亡友。我蒋梦麟之所以要娶陶曾谷为妻，就是要尽其朋友的义务，也是为了替老朋友尽尽义务。

对此，当年的知识界一方面有人嗤之以鼻，也有人传为美谈，以为佳话。他的老朋友朱经农写《贺蒋陶之婚》七绝一首赠之。诗云：

人间从此得知音，司马梁园一曲琴。 千古奇缘称两绝，男儿肝胆美人心。

蒋梦麟与陶曾谷结婚后，日子过的还是不错的。抗战爆发后，蒋梦麟辗转大后方，担任西南联大领导职务，陶曾谷同意或者就是由她自己负责将蒋梦麟的几个孩子尽量接到后方，蒋燕华、蒋仁浩及高陶、陶燕锦先后到昆明，皆入岗头村南菁中学就读，小点的孩子住在他们家里，两家异姓子女和睦相处，无异于一家人。

这一点是非常难得的，这说明蒋梦麟、陶曾谷两个人在处理双方子女问题上做得都不错。当然，蒋梦麟对高仁山、陶曾谷的两个孩子也很尽心，这两个孩子即便到了晚年，也感激这个继父对他们的关爱。

不过由于陶曾谷在为人处事上存在一些欠缺，这段婚姻并没有给蒋梦麟的仕途带来多少帮助。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1944年北京大学“倒蒋迎胡”，反对蒋梦麟继续担任校长。

抗战时期，北京大学内迁，与清华、南开共同组建西南联合大学，作为联大常委的蒋梦麟虽然尽心尽力，但是依然对北京大学寄予厚望，希图在抗战胜利后重新复兴北大。然而正当他踌躇满志，准备在复校的北大大展宏图时，北京大学却出现了一股反对他继任北大校长的势力，包括他的老友傅斯年、周炳琳等一些知名教授。这些人反对蒋梦麟，固然是因为他以行政院秘书长兼任北大校长与当时大学校长不得兼任政府官员的规定不符，但是据知情人讲“他的夫人与多位谈不来”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傅斯年也承认蒋梦麟“与北大教授感情不算融洽，总是陶曾谷女士的’贡献”。因为妻子的缘故使自己的抱负不能施展，这不能不说是蒋梦麟的一大遗憾。

抗战期间，蒋梦麟随校南迁昆明，胡适则赴美从事抗战宣传，旋膺命为驻美大使。抗战胜利后，蒋梦麟先后任行政院秘书长、国民政府委员、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简称农复会）主任委员。胡适则任北大校长、中研院院长。农复会迁往台湾后，在蒋梦麟的领导下，推动了重大的土地改革、农业改良和教育项目。由于农复会由美国提供资金，其薪级表不受政府工资表的约束，因此该机构可以提供比政府官僚机构更高的薪酬，吸引训练有素和能干的员工。

农复会在台岛搞得红红火火，得到了上自高层，下到普通民众，特别是得到实惠的农民兄弟的赞许。在阵阵赞誉声中，蒋梦麟于1958年兼任石门水库建设委员会主任委员，他晚年的权力达到顶峰。

兼任石门水库建设委员会主任之后，随着工地陆续开工，蒋梦麟每个星期总有两三天要在石门水库现场办公，晚上不能返回台北，就住在库区建设工地的宿舍里。

就在此时，蒋梦麟的夫人陶曾谷撒手归天。

陶曾谷在去世前就预料到蒋梦麟可能会出现这种感情上的空虚和寂寞，所以她曾交代自己的一位表亲在她死后多照顾蒋梦麟，并设法为蒋梦麟介绍一位可靠的女士续弦。

陶曾谷对她的这位表亲说：“孟邻的身体很好，而且太重情感了，我死了以后，他一定会受不住的，而且我不忍心他受长时期的寂寞，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帮他找一个合适的对象！”

有了陶曾谷的临终嘱托，她的这位表亲在陶曾谷去世差不多一年光景，就开始为蒋梦麟物色新人。但介绍了一个又一个，就是没有一个使蒋梦麟动心；另外也有一些热心于此事的人为蒋梦麟说媒介绍，也都没有成功。直到1959年在圆山饭店的一次宴会中，一个名叫徐贤乐的女人走进蒋梦麟的视野，情势急转。

徐贤乐、蒋梦麟

秘密结婚

徐贤乐生于1908年，此时52岁，由于保养不错，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还要小些。而蒋梦麟此时已是74岁的老翁，年龄相差22岁。蒋梦麟虽然自己觉得生理和心理上都还很年轻，那其实是所有老男人的通病，在别人眼里则是另外一回事。

徐贤乐（1908-2006），江苏无锡人，出身望族。 她的曾祖父徐寿是晚清著名的科学家，造船工程师，化学教育家。曾国藩称赞他是「天下第一奇士」。李鸿章说她「讲求西学，时开吾华风气之先」 她的祖父徐建寅（1845年-1901年）是徐寿的次子，从小在耳濡目染之下，培养了对科学技术的爱好。18岁时，就协助父亲研制蒸汽机和火轮船；后来又研发制成无烟火药，首次试制生成的无烟火药，理化性质很不稳定，遇热、撞击、摩擦、易燃易爆，在一次混合配料中发生爆炸事故身亡（57岁）。 徐贤乐的父亲徐献庭（1867-1922），原名徐家保，与丁福保、徐南保等在无锡县学同年，可惜都因成绩不佳成为补考生。不过他们后来的成就都很大，徐家保在张之洞任湖广总督时受聘为两湖书院、经心书院总教习、教习，江汉书院提调，兼课天文、地理、兵法、算学等，足见也是学富五车，博览多学。1883年起任上海格致书院董事。民国初年任广东石井机器局总办，后任北京政府陆军部技师，传承家学，也是著名的军械、火药制造专家。与国民党元老许世英订交甚深。 徐家保有五子四女共9个子女，分别是徐健、徐倬云、徐鄂云、徐复云、徐佩云、徐贤来、徐银仙、徐政、徐贤乐。兄弟姐妹均接受过高等教育，各有成就不等。徐倬云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徐鄂云毕业于北京交通大学，徐复云为法国国际法博士。

徐贤乐为徐家保四个女儿中最小的一个，与其长兄年龄相差在二十岁左右，所以在家中备受宠爱，人又长得漂亮，是上海光华大学公认的校花，甚至到了晚年依然隐含着美女的痕迹，风度翩翩，韵味犹存。

大学毕业后，徐贤乐到外交部上班，很快成为“部花”，时间大约在1930年代初期。那时，追求徐贤乐的各色人等非常多，其中一位叫沈道明的上海青年商人，家境不错，与徐贤乐交往时间稍长，但二人后来也没有走上婚姻殿堂。

徐贤乐似乎有很强的恋父情结，她同龄男子似乎不太乐意，而对那些成熟男性却有着很大的兴致。大约在与沈道明分手不久，徐贤乐与陆军中将杨杰结识。

背景资料： 杨杰（1889年-1949年），字耿光，云南大理人。官至陆军中将，加上将衔，是著名的军事家。在二次北伐和中原大战中，历任蒋介石的总参谋长，多次出谋策划，扭转危局。 1900年入大理敷文书院读书。1905年考入云南陆军速成学堂，后因成绩出众，被清政府送到保定陆军速成学堂学习。1907年与蒋介石同时被保送至日本陆军士官预备学校学习。两年后，升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炮兵科学习。1909年他加入同盟会。1914年，他与赵丕颀结婚。次年，参加护国战争。1921年，他放弃陆军中将的头衔，再进入日本陆军大学学习，其夫人也考取日本女子大学。在陆军大学的四年中，杨杰专心致志，勤奋苦读。在一次演习中，他被选为统帅，得到日本天皇的赞赏，并赐予宝刀，因此有“天才将军”之称。法国的霞飞元帅到该校参观时，连连称赞杨杰，认为“此人将必成东亚杰出军事人才。” 1926年5月，他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六军总参议，参加北伐战争。次年，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新六军副军长（代理军长），参加军事委员会。中原大战中，因军事倥偬，夫人在上海病故，他也无法见到一面。后来在南京开追悼会时，蒋介石和宋美龄皆前往悼念。 1931年，他在天津与南开大学毕业生胡允文结婚，但后来因性格不合，于1934年离婚。 1933年，蒋介石派他出国考察，在将近一年时间里，他走过29个国家。在莫斯科，斯大林对他极为器重，称他为“战略专家”，并曾数度接见。意大利的墨索里尼，曾以自己随身多年的一根马鞭馈赠，以表达其敬佩之意。抗战军兴，他被蒋介石特派为赴苏军事考察团团长，争取苏联军事物资的援助。他于1937年9月9日拜会了斯大林，先获得飞机130架，坦克82辆，大炮138门之援助，再先后获得2.5亿美元之贷款，苏联并派了航空员及军事顾问，协助中国对日抗战。次年，他担任驻苏大使，直到1940年初被免职。

杨杰天性耿直，早在1935年他奉蒋介石之命检查航空委员会新购飞机时，因发现其中几架是以报废的飞机来充抵时，他在气愤之余，如实地向蒋介石报告，他却没考虑到其委员会之负责人是孔祥熙等四大家族内的要员，因此他此举既得罪了四大家族，又令蒋介石十分尴尬。时隔不久，四大家族的一些要员们向蒋介石“控告”杨杰在修筑南京城防工事中贪污公款，蒋遂逮捕并枪毙了他的军需处长和副处长，并撤了他代理参谋总长和城塞组长之职。蒋、杨之间已貌合神离，因此这次驻苏大使之职，并非出于重用，而是蒋介石杯酒释兵权的计谋。

杨杰回国后，曾向蒋介石提出加强国防建设，全国团结一致抗日和中苏亲善的建议。但蒋介石却派人送给他一部《曾文正公全集》，令其好好阅读，并加批注：于三个月后送还。杨杰为此气得把书丢在一边，成天打麻将。三个月后，他批了几个字，将书送还。蒋看了批注后，大发脾气，于是给了他一个军事委员会闲差，为此他留在重庆。也就在这段期间，他在闲暇之余，想起之前在上海认识的徐贤乐，他要徐贤乐由上海至香港再转到重庆，两人不久就在重庆结婚。由当时国民政府内政部长周钟岳为之证婚，国民党元老，也是徐贤乐父亲的好友许世英代表女方家长为之主婚。但在结婚后7个月，两人就因银钱问题而离婚收场。

杨杰后来因公然反蒋，1949年9月19日经香港转北平准备参加新政协会议时，被暗杀于香港寓所。

徐贤乐与杨杰离婚后似乎一直没有再婚，继续过着职业女性的生活，后来离开外交部，转至重庆复兴公司工作。1949年去台湾，由孔祥熙介绍，转至中央信托局工作，先在购料处服务，后在医务室，再后来任专员。

徐贤乐是名门大族出身，她在台湾的亲戚有100多人；她的堂妹徐芳，就是当时台湾国防大学校长徐培根将军的夫人，而徐芳的妹妹则是国民党元老居正的哲嗣居浩然的夫人。这样说，徐贤乐与徐培根的太太徐芳、居浩然的太太，为同一个祖父。徐贤乐的表妹是郑曼青夫人。

据居浩然的太太徐芳，也就是徐贤乐的堂妹说，徐贤乐是一个非常贤惠而且内向的，完全是典型的家庭主妇。自与杨杰离婚后，徐贤乐一直想成家，无奈碰不到合适的人。

徐贤乐早年风华绝代，光彩照人，由于她只有与杨杰短暂的婚史，且没有生育过，保养的又比较好，因此与蒋梦麟结识时虽年过半百，但风韵犹存，立即吸引住蒋梦麟。

蒋梦麟的一见钟情对徐贤乐略有触动，不过徐贤乐认为蒋梦麟的年纪太大，而且恐怕性格不合，因此并不愿意就此放弃自己二十年来心静如水的安静独身生活。

在徐贤乐看来，不管蒋梦麟此时怎样精神，但其74岁的年龄，确实不能不让徐贤乐犹豫，她当然担心蒋梦麟的身体究竟还能撑多久。

蒋梦麟觉得徐贤乐家庭身世很好，名门大族，有知识有教养，品貌双全，很合乎自己的理想。于是，在结识的第二天，蒋梦麟就主动给媒人打电话，表示“那位徐小姐太好了，脾气温柔，尤其是风度真好，太好了，太好了。”

蒋梦麟说：“我今天晚上请她吃饭怎么样？”

媒人将蒋梦麟的意思转达给了徐贤乐，但徐贤乐似乎依然犹豫不决，徐贤乐的拒绝增加了蒋梦麟追求的乐趣，他给徐贤乐写了一封近乎肉麻的信，表示“在我见过的一些女士中，你是最使我心动的人”。

蒋梦麟的苦苦追求满足了徐贤乐的虚荣心，总之，经过媒人的三番五次的安排，蒋梦麟开始了与徐贤乐的交往，两人感情日渐上升。

经过四五个月的交往，到1960年5月间，蒋梦麟与徐贤乐似乎已经难舍难分了。蒋梦麟体重增加了四磅，他逢熟人就说这件事。有一次，徐贤乐为了一点事与蒋梦麟闹了个小别扭，两人多日不见。蒋梦麟就用精致的日本绘画卡片，用毛笔精心抄写宋人顾奂的《诉衷情》：

永夜抛人何处去，绝来音，香阁掩。 眉敛，月将沉，争忍不相寻?怨孤衾。 换我心，为你心，始知相忆深。 五代顾词调寄诉衷情 辛丑春书于石门 蒋梦麟

在这首诗词的背面，蒋梦麟又手书一行字:“敬献给梦中的你”。

蒋梦麟的款款深情打动了徐贤乐，使徐贤乐不知不觉中陶醉于蒋梦麟的灵毓才气之中。由于徐贤乐本身中英文根底很好，她一直希望再结合的对象，是一个中英文俱佳的绅士，而蒋梦麟的才思与多情，正合乎徐贤乐的期待。

徐贤乐

又经过一段时间发展，到了1961年1月，蒋梦麟郑重宣布与徐贤乐结婚。

这一消息在蒋梦麟亲友中引起了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反对蒋梦麟再婚；另一种则是赞成。而北大同学会的师友几乎都不太赞成老校长再婚，更反对与徐贤乐结婚。

蒋梦麟在农复会的老部下，也是多年挚友的章元羲曾当面向梦麟提出三点建议：

①续弦的目的是要找个老伴，对方不能太年轻； ②未来的蒋太太不能太奢侈，因为你的积蓄有限； ③未来的蒋太太要爱护整个农复会，如果只爱你一人，农复会的同事便一定会感到失望而渐渐地离开你。

各方面的压力首先使胡适退却，胡适本来是赞成蒋梦麟再婚的，因为他觉得结婚毕竟是非常个人的事，只要蒋梦麟自己认为好，别人就不要去干涉；何况蒋梦麟已经75岁了，还能有什么更多的欲望呢？不就是找个老伴，陪着自己度过晚年的寂寞吗？

但因反对这桩婚事的力量实在太强太大，一个礼拜后，胡适从支持转为不赞成。1961年5月24日，胡适对他的秘书胡颂平说：梦麟第二次和高仁山的寡妇陶曾谷结婚是我证婚的。我希望他这次不要请我，最好是公证。

蒋梦麟是一个软硬不吃的人，他认准的事情一定会走到底，各方面的反对意见肯定引起了他的注意，只是这些意见过多考虑了经济原因，过多忧虑徐贤乐的人品和结婚动机，而这些都是蒋梦麟与徐贤乐直接交往中根本没有体会到的，所以这些反对意见不是减弱了蒋梦麟的热情，反而激发了他一定要结婚的勇气。

到了6月初，蒋梦麟已经择定吉日，并且在他德智街的住宅二楼布置好了新房，买了一些家具，其中一支双人藤床上面加海绵垫共花了3000元。同时买了一个大钻石作为结婚信物。并传言将由国民党高官张群担任证婚人。

这条消息激起更大的浪潮，许多反对蒋梦麟再婚的人，反对得更加强烈；有人又以健康问题相劝，于是，婚礼日期无限期推迟。

反对者有反对者的理由，但由于蒋梦麟拒绝接受这些理由，他们也毫无办法，于是想到请蒋梦麟半个世纪的老朋友胡适正式出面谈谈。胡适那些天正在生病住院，但在各方面压力下，他觉得自己也有责任向蒋梦麟开诚布公讲清道理，于是在6月18日深夜给蒋梦麟写了一封长信，集中表达了各方意见。

胡适知道，以蒋梦麟的脾气，也许还是听不进去，他便为蒋梦麟支着儿:

“我万分诚恳地劝你爱惜你的余年，决心放弃续弦的事，放弃你已付出的大款，换取五年十年的精神上的安宁，留这余年’为国家再做五年的积极工作'。这是上策。万不得已，至少还有中策:暂缓结婚日期，求得十天半个月的平心考虑的时间。然后在结婚之前，请律师给你办好遗嘱，将你的财产明白分配:留一股为后妻之用一一最后必须留一股作为’蒋梦麟信托金'(Trustfund)，在你生前归’信托金董事’执掌，专用其利息为你一人的生活补助之用，无论何人不得过问;你身后，信托金由信托金董事多数全权处分。你若能如此处分财产，某小姐必定不肯嫁你了，故中策的效果也许可以同于上策。”

备注：1949年来台时蒋梦麟仅带女儿蒋燕华来台湾，其余三子均留大陆。而他和陶曾谷并无所出，仅有陶曾谷和高仁山所生的女儿陶燕锦亦来台。这也是老友胡适在劝告信中一直强调的：“然后在结婚之前，请律师给你办好遗嘱，将你的财产明白分配：留一股给燕华兄妹（蒋梦麟与元配生的子女，燕华为女儿），留一股给曾谷的儿女（陶曾榖与高仁山生的子女，陶燕锦为其女儿）”的由来。

胡适在信中特别强调的下面的观点，简直是字字泣血了:“我也知道(写信劝阻)太晚了，但我昨晚细细想过，今天又细细想过:我对我的50年老友有最后忠告的责任。我是你和曾谷的证婚人，是你一家大小的朋友，我不能不写这封信。你我的50年友谊使我觉得我不需为这封信道歉了。我只盼望此信能达到你一个人的眼里。你知道我是最爱敬你的。

蒋梦麟此时正在热恋时期，在收到这封信之后，就打电话给胡适：“你这封信是反对我结婚呢，还是赞成？”

胡适说：“我不赞成，希望你再考虑一下……。”

蒋梦麟：“那这封信我就不拆了。”

蒋梦麟转身对负责送信的樊际昌说：“我替国家做了多少事？结婚是我个人的私事，我有我个人的自由，任何人不能管我。我知道外面有一个组织来反对我。这个组织是以北大为中心的。适之先生的信，一定要谈这件事，我不要看。”

于是，蒋梦麟就将这封信撕碎，仍在了废纸篓中。后来由秘书从废纸篓中拣起并细心拼合，恢复原状，才得以保存流传。

胡适在信中明白提示徐贤乐是看中蒋梦麟的钱财，说来说去所有理由都集中在这一点。而对这一点最清楚的当然是当事人，也就是说，蒋梦麟的个人体验似乎没有感受到胡适说的这些问题。

如果说他给了徐贤乐一些金钱，那也是他愿意，是他觉得作为一个男朋友而且是准备结婚的男朋友应该做的，所以他不想将徐贤乐的人品看得太低。

恋爱中的老男人照样犯糊涂。

而且说实在的，胡适信中那些分析太过露骨，否认了一切真情和爱情，除非徐贤乐是一个非常有心计的女人，除非从一开始就准备夺取蒋梦麟的钱财，否则这些分析根本不可能成立，不可能出现，至少在蒋梦麟那里没有这种感觉。

胡适的信中所提的理由之外，据刘真先生说：“有一次我在南港中央研究院胡适之先生处谈天，胡先生便向我提及此事，她说梦麟先生已经七十岁了，娶个年轻的太太，难免不当寡妇。如感一个人生活孤寂，不妨找个年龄稍大的特别护士，陪他住在一起，何必续弦自找麻烦。” 我们知道胡适在美国因心脏病发之后，有“特别护士”哈德曼夫人（Mrs Virginia Davis Hartman）的细心照顾，后来胡适卸任大使，哈德曼夫人还帮胡适找到纽约东八十一街一０四号的住所。 当年担任胡适大使的秘书的傅安明回忆说，“胡先生旅居纽约三年多，到一九四六年六月五日才乘船回国任北大校长。这三年多时间，哈德曼夫人对胡先生的寂寞生活的调剂（胡适在美近九年的时光中，江冬秀并不在身边，而是远在上海。）” 学者刘广定从中央研究院胡适纪念馆所藏的《胡适档案》看到的数据推论，哈德曼夫人“不只是胡先生的异性知交，还对胡先生表现了深厚的爱情。”胡适对将“特别护士”与续弦之事，合为一谈，使得他对哈德曼夫人的情意，在此又得到一次的证明。

据居浩然的太太说，徐贤乐与蒋梦麟是真正的爱的结合，徐多年来一直在做事，有很好的经济基础，她本身一点也不爱好虚荣，自己有一栋宿舍，日子过得很舒服，而且教养很好的她，不可能只贪图什么。再说，这件事一直是蒋梦麟主动追求的，两人的情感发生和进展得很自然。

蒋梦麟不愿接受胡适对徐贤乐心计的分析，但他还是接受了胡适让他与台湾政治高层陈诚、张群谈谈的建议，因为他确实如胡适所说，并不是一个社会闲人，而是社会栋梁，政府大臣，个人私事不能没有政治的考量。

6月19日下午，蒋梦麟如约去看陈诚，两人就此事交谈不少。经过陈诚的劝说，蒋梦麟答应再考虑一下，似乎还约定明天再谈。晚，陈诚将谈话经过电话告知胡适。

第二天一大早，蒋梦麟又为此事去见陈诚，刚见面，陈诚便直接了当地告诉蒋梦麟：

“我的太太接到蒋夫人宋美龄的电话，她坚决反对你跟这位徐小姐结婚，我的太太也反对，都要我转告于你。如果你一定要和她结婚，那么我们以后不能见面了，至少，你的夫人我们是不能见面的。”

陈诚的这段话显然对蒋梦麟构成很大的压力，他说：

“副总统，你看我现在不是继续不断的抽烟吗？我昨天不是答应你考虑吗？我昨夜抽了整夜的烟，考虑了一夜不曾睡觉。我已决定不和她结婚了。此后善后的问题，还不知道怎样办好，总要有个交待。”

当胡适从王云五那里知道这一消息时，便高兴地说：

“我的老朋友悬崖勒马了！他还有政治上的重大职务，所以我劝他去看张岳军和副总统，他不能不接受他们的劝告。他当初不看我的信，乃是一时的反感，不能怪他的。我想这事的善后，还是由张岳军去办最相宜。”

老朋友们的反对终于使蒋梦麟放弃了与徐贤乐结婚的打算，蒋梦麟的生活再度恢复平静。

7月11日，蒋梦麟前往医院探视胡适，刚进病房就对胡适说：

“孩子不听话！医生要你住在城里，你不听医生的话，又搬回南港来了。你给我的信，我已听了你的话了。现在我说的话，你也要听了？”

胡适闻言笑道：“我听话，我听话。”蒋梦麟大过胡适五岁，所以敢说“孩子不听话”。蒋梦麟之前要和徐贤乐结婚，胡适6月18日写信劝他之后，就没有见过面，这回来看胡适，一面是问病，一面是回答上次的信，所以说“我已经听了你的话了”。如此看来，再婚事件至此似乎也可以告一段落了。

胡适住院期间，蒋梦麟偕女儿蒋燕华探病（1961.4.7）。照片上为胡适的亲笔注记

然而事有出人意料者。就在蒋梦麟到医院看望胡适之后刚好一个星期，蒋梦麟突然向友朋宣布他还是要结婚，他在当时致陈诚的信中说：

辞修先生赐鉴： 自室人谢世，业逾三年。鳏居生活，了无生趣，公余返寓，形单影只，尤当更阑人静，孤枕梦回，常中夜起坐，绕室彷徨。此中况味，非亲历其境者不能想象。自觉长此下去，精神意绪，终必日趋消沉。 目前虽有小女侍右，究不能朝夕晤对，亦不能分忧分劳。且已儿女成群，有其为妻为母之责任，自不能终身随侍老父。故自去秋以后，即考虑续弦之事。前后虽有数度介绍，但合适当意者少。自知年事已高，故对物色对象，并无太大奢望。求年龄合适，无他牵累而已。 后经友人介绍，获识徐贤乐女士。徐女士出身世家，江苏望族，其曾祖及祖父之事迹，均详见《中国名人大辞典》（其传略附呈），其父亦江南知名之士。徐女士毕业大学。抗战期间，服务重庆，与杨耿光结婚时，由当时内政部长周钟岳先生为之证婚，并由许静老代表女方家长为之主婚。故其婚礼完全合法，有婚书、照片、主婚人可证。结婚后，两情不洽，未几仳离。 来台以后，任我中央信托局迄今。平时奉公守法，公余补习英文，对于读书亦尚有兴趣。其间虽亦有所介绍，但终因低昂之间，未有所成。 梦麟今已七十有五，自尚能知人，相识以还，经半年来之考察，尤以最近一月婚事停顿以后，其所表现之忍耐、宽容，顾全大体等实均有足多者。此事自经《大华晚报》宣布，国外报纸，近如越南，远如美国，均已有所报导。 故经再三考虑，为梦麟，为对方，亦为政府声誉，事实上已非立即结婚不可。频年以来，公私备蒙关垂，衷心感谢，非言可宣。 但实逼履此，事非得已，兹以决定于最短期间完成结婚手续。用为缕陈种种，务恳曲予鉴谅。婚后北返，当再趋谒，面陈种切。敬请勋绥，并候夫人妆次。

蒋梦麟或许如其所说已有非结婚不可的理由，但他也知道反对的人太多，不便举行公开婚礼，而是采取家庭式秘密婚礼。7月17日下午，蒋梦麟与徐贤乐告诉住在临沂街的陈能太太，说他们的婚礼定于明天中午在陈家举行。

陈太太是徐贤乐的亲侄女，所以陈太太获悉这一消息后，立刻上街购买菜肴，早一晚就把大肘子炖在炉子上，并且遵嘱不把这件喜事告诉任何人。

第二天上午，蒋梦麟与徐贤乐来到陈能家，遂叫陈家下女坐汽车送了一封信邀请住在中和乡的郑曼青夫妇，又打电话找居浩然夫妇到陈家来，当居氏夫妇接到电话的时候，陈太太只告诉他们，请到舍下吃饭，客人已到的有徐贤乐女士和另外一位“绅士”。

郑曼青夫妇到的时候，客厅中坐着蒋梦麟和徐贤乐以及居浩然夫妇，当然更少不了那位说媒的太太。大家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看当时的情形，觉得恐怕是蒋梦麟也许又要和他们就婚礼的事和大家商量；不一会儿，住在附近的端木恺律师到来，谜底终于由蒋梦麟亲自揭开了。

蒋梦麟笑嘻嘻地站起来，陈太太从公文包里替蒋梦麟取出《结婚证书》摆在桌子上。蒋梦麟说：“我今天请大家来是参加我的婚礼。”又说：“我现在的心情，好像当年在学校参加考试一样。”

大家立刻向新郎新娘贺喜。

蒋梦麟还向郑曼青开玩笑说：“曼青，我已经到中心诊所检查过身体，他们说我没有老年人的疾病，心脏、血压一切都正常，没有毛病……我的身体没有问题，我一定不会害别人的。”

婚礼开始，要介绍人用印，原本是那位一手促成这段因缘的太太莫属，无奈那位太太一定不肯出面，只好临时请郑曼青及居浩然分任双方介绍人，证婚人则是端木恺律师。

双方在喜气洋溢的气氛中，在一份特别预备的结婚证书上用了印。

当大家都在结婚证书上用了印之后，依次入席，蒋梦麟又说：“啊！好了，我现在总算交卷了。”

仪式完成后，即于12时举行喜宴。除新郎、新娘、端木恺律师、郑曼青夫妇、居浩然夫妇及陈府主人陈能夫妇外，尚有蒋梦麟邀请的女宾两人。喜宴仅开一席，由陈府女主人亲自下厨，并以汽水代酒。

蒋梦麟在喜筵时的愉快表情是空前的，他不断地向大家“谢媒”。他又说：“你们大家都是恩人，都是恩人。”至下午二时许，喜宴完毕。这一对新婚夫妇即赴台湾中部旅行。

当天下午4时10分，蒋梦麟偕新婚妻子徐贤乐乘坐小轿车到达石门水库，休息约半个小时。然后同车前行，晚7时悄悄抵达台中。

蒋梦麟一行抵达后，台湾省政府主席周至柔设宴接风庆贺。席间，蒋梦麟拉住坐在他身旁的刘真说：“白如兄，上星期我已经到医院作过体格检查，一切正常，我绝对不会害人！”

他还说，他与他的新婚夫人很想当晚下塌日月潭教师会馆，共度新婚之夜，不过听说教室会馆不招待政府官员，只招待中小学教师，他有没有资格去住？

刘真当即对他说，您曾当过教育部长、北大校长，而且农复会主任委员也不是政府官员，你愿意以教师会馆作洞房，乃是教师会馆的光荣，当然竭诚欢迎。

当晚，蒋梦麟夫妇就住在日月潭新建筑的“教师会馆”。

1961年蒋梦麟(右一)、与第三任妻子徐贤乐(右二)、顾维钧夫妇(左一、左二)合影

婚礼当天，蒋梦麟不忘给女儿蒋燕华发出一封信，解释自己之所以这样做的理由：

燕华： 我自婚事停顿之后，血压减低，体重亦减。夜不安睡，诸事亦乏兴趣，长此以往，前途不堪设想。所以我不能不图自救之道。有人之爱我，思有以助我者，实则适足以杀我耳。自妈妈逝世以来，于兹三载。精神上之苦痛，一言难尽。自识徐女士以来，于精神上之补助颇多。 故诸事之兴致日浓。惜谣言蜂起，众口铄金，而阻力遂起。父女之爱，亦良足贵，但究不能代夫妇之爱。我现在所欲言者，非为徐女士或为我自己辩护，悠悠之口，无可与辩，姑亦听之而已。我常能见人之不及见，行人之不敢行。我自能断能行。故为图自救计，毅然决然与徐女士结婚……

蒋梦麟的婚礼虽然是秘密举行，但第二天台湾各报还是争相报导。

《征信新闻》报说，蒋梦麟并发表谈话，说他一位从前北大的老朋友，曾经写信劝阻他，他连信也不看，把它扔在字纸篓里去了。他还说，这老朋友比不上我，他只会在字纸篓里工作的。

蒋梦麟在接受《中央日报》的访问中说“一个健全的生活，理智、情感、意志三者，必须适当平衡，缺其一，即失其平衡。果尔，则无论为学或办事，其动力便受削弱。我自陶曾谷女士去世以后，感情即无所寄托，故不得不求一对象，以保持我多年奋斗的精神。我相信徐女士，就是我适当的对象。”报纸并引用了徐贤乐的“有感蒋梦麟的款款深情，并陶醉于这位老教育家的灵毓才气”的话语，希望新妇徐女士是一个“贤”内助，使蒋博士享受室家之“乐”。

徐贤乐在婚礼当天对记者说：“我希望能为蒋先生作相敬相爱之伴侣，使其能得精神上之安慰，并照料其起居，使于公余之暇，能得适当憩息，俾此一学者、政治家，能为社会国家继续努力贡献其才智。”
事已至此，胡适自是无话可说了，我们翻看胡适的日记，他对此事不曾有一字之评论，只贴了7月19日的《中央日报》、《新生报》、《大华晚报》20日的《联合报》等7份剪报，外加对蒋梦麟生辰年月日考证。结婚时，蒋梦麟是75岁，徐贤乐54岁。

而在蒋、徐结婚之后没几天（7月26日），蒋梦麟就专程去看望胡适，胡适也向他道贺。

蒋梦麟告诉胡适，他的新婚夫人很好，隔几天还要将她带来看望胡适，他还对胡适说：“人家说她看上我的钱，其实她的钱比我的多。”

胡适又能多说些什么？他只劝蒋梦麟尽快去安慰因此事而受到一定程度伤害的女儿（蒋燕华）。

8月6日下午，蒋梦麟果然偕同徐贤乐来看胡适，。蒋梦麟来时坐在冷气机的一边，因怕冷，立即转到另一边去。

胡适后来告诉护士徐秋皎小姐说：“到底梦麟年纪大了。我还不怕冷风，也吃冷冰，用冷水洗面的。他不行了。”

情人眼里出西施，仇人眼里尽妖魔

1963年4月11日，有关蒋、徐的花边新闻开始在报纸广播中大规模地出现，只是民众看到的不再是二人的恩爱与承诺，而是婚姻破裂、相互攻伐的诉讼与对骂了。胡适当年的话不幸言中，只是此时的他早已钻入了黄泉古道，墓有宿草，见不到这一幕大戏了。

事实上，就在胡适去世之时，蒋、徐的婚姻已经频亮红灯。

蒋梦麟生静，不喜应酬，有人请他吃饭多半推辞。但与徐贤乐成婚不久，却一反常态地一请就到，后来有同事逐渐探知其中的隐秘。

蒋、徐结婚之后，徐掌控了家中一切财政大权，每天的饭钱限定20元以内，比不上当时一个打工的阿仔。

蒋与徐为此多次争执，但均无效，蒋在怨恨愤怒中渐有悔意并开始醒悟，认识到自己以前确是有欠考虑，但如今是骑虎难下，勒马不及，只好徒叹奈何。

在这种尴尬的情形下，爱脸面的蒋梦麟对外人不好明说，只好借别人宴请的机会独自一人悄悄溜出，吃点饭菜补充一点营养，不至于因营养不良而猝然倒地毙命。

就在胡适去世九个多月的12月6日下午，蒋梦麟赴台中出席“四健会”年会，因心情郁闷导致精神恍惚，不幸失足折骨，急送台北荣民总医院救治。

这一跌跤，此为蒋梦麟人生晚年一个不幸的分界线和转折点。

作为妻子的徐贤乐不仅对蒋的断腿表现出极大的冷漠，还以费用难筹为托词，逼迫蒋梦麟由大病房搬入一个狭小的房间。更甚者，徐竟以医药费无着为由擅自向石门水库借了一万元。更为出格的是，徐贤乐以农复会一把手自居，逼迫蒋的同乡、同僚加至好、农复会元老沈崇瀚夫人迁离宿舍。

情人眼里出西施，仇人眼里尽妖魔。双方指责越来越多，双方的心结也就越结越深，互相防范。徐贤乐便中回家将自己的户口从蒋家迁出，甚至把行李亦搬离蒋家，置于中央信托局自己原来的宿舍中。

而蒋梦麟做的更绝，出院之后不回家，竟然与徐贤乐玩起了失踪。1963年1月23日（腊月28），蒋梦麟拖着一条石膏固定的残腿走出荣民医院。根据既定谋略，蒋梦麟没有返回家中，而是驱车进入一个密所躲了起来，同时写了《分居理由书》，经由律师端木恺交给徐贤乐。

蒋梦麟在信中义正词严地痛斥了徐的一系列错误和罪过，表示自己为娶徐弄得六亲不认，但徐又不体谅，搞得自己伤心透顶，在亲朋故旧面前脸面丢尽，无地自容。鉴于徐氏造成的不能打伙过日子之局面，自己愿意每月拿出三千元青春损失费支付给徐，但以后徐不得再与自己见面，从此一刀两断、各奔东西云云。

这个《分居理由书》被徐贤乐视为“一纸休书”，遂使她以“弱女子”自居，反击蒋梦麟，更不同意蒋梦麟每月三千元新台币的“安置费”。

2月8日（正月十五），蒋梦麟经由端木恺发出第二封信，指责徐贤乐婚后并不关心他，在其在医院动手术的时候，竟然擅自迁出户口，转移财产，领走蒋梦麟应得利息、股息，甚至连蒋燕华和陶燕锦的存款和股票也过了户。这样，原本只是感情不合、性情不合的纠纷演化成经济纠纷。

蒋梦麟的指责肯定有言过其实的地方，因为恋爱中、新婚中的男人会轻易答应一些事后并不一定能够同意的事情。3月14日，徐贤乐就蒋梦麟的指责进行反击，在她所写的《复蒋梦麟书》中，对住院照顾、户口迁出等事均有解释，对存折、股票、土地过户一事，徐贤乐说她的做法完全是照着蒋梦麟当初的交代去做的.

因为蒋梦麟曾对徐贤乐说过：“以前一草一木属于陶曾谷的，现在全部属于你了。”这个话应该可信，如果双方不分心，不闹矛盾，一个完整的家庭当然也应该是这样的。徐贤乐还说，是蒋梦麟将自己的图章交给她，要她去过户。

她甚至指责蒋梦麟最近两个月来生活费分文不付，汽车也不给她用，甚至将保险箱及银行存款一概冻结，并将股票登报声明挂失，而这其中还有一部分是她徐贤乐的积蓄。

清官难断家务事。两口子的争执，其真实情形也只有他们自己知道。这样争吵下去显然也不是办法，于是蒋梦麟委托与端木恺合伙营业的律师王善祥代为处理，4月9日找徐贤乐协商离婚，但为徐贤乐所拒。不得已，蒋梦麟乃于第二天向台北地方法院正式请求离婚，理由是“不堪徐娘虐待之苦”。

在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的同一天，蒋梦麟还向记者发表谈话，表示自己当初：

“鼓起勇气与徐贤乐女士结婚，希望再有一个幸福的家，来帮助我的事业。到现在一年多我失望了，我受到人所不能忍的痛苦，家是我痛苦的深渊，我深深地后悔没有接受一年前突然不幸去世的故友胡适之先生的忠告，才犯下错误。我愧对故友，也应该有向故友认错的勇气，更要拿出勇气纠正错误。在经过亲友调处不谐之后，才毅然向法院起诉请求离婚，以求法律的保障。”

同时，蒋梦麟还把胡适1961年6月18日夜写给他的信公开发表了。

1961年6月18日下午，胡适在因病住院56天后，还在调养身体之际，他给好友蒋梦麟写了一封长信（晚上送给陈雪屏看过之后，再签名，已是夜里10点20分了），信原文如下（看官可略过）： 孟邻吾兄： 上次我们见面，得畅谈甚久，你说此后你准备为国家再做五年的积极工作，然后以退休之身，备社会国家的咨询。我听了你那天的话，十分高兴，我佩服你的信心与勇气。我病后自觉老了，没有那么大的勇气了，故颇感觉惭愧，但我衷心相信，也渴望你的精力还能够“为国家再做五年的积极工作”。 我们畅谈后不久，我就听说你在考虑结婚，又听说你考虑的是什么人。我最初听到这消息，当然替我50年老友高兴，当然想望你的续弦，可能更帮助你，实现“为国家再做五年的积极工作”的雄心。 但是，这十天里，我听到许多爱护你，关切你的朋友的话，我才知道你的续弦消息真已引起了满城风雨，甚至辞修（陈诚）、岳军（张群）两先生也都表示很深刻的关心。 约在八天之前，我曾约逵羽（樊际昌，时为农复会总务长，是蒋梦麟的属下）来吃饭，我把我听到的话告诉他。这些话大致是这样：某女是（徐贤乐）已开口向你要20万元，你只给了8万：其中6万是买订婚戒指，2万是做衣裳。这是某女士自己告诉人的，她觉得很委屈，很不满意。关心你幸福的朋友来向我说，要我出大力劝你“悬崖勒马”，忍痛牺牲已付出的大款，或可保全剩余的一点积蓄，否则你的余年绝不会有精神上的快乐，也许还有很大的痛苦。这是我八天之前对逵羽说的话。 逵羽说，他知道大律师端木先生（端木恺）认识某女士最久，最熟，所以逵羽曾向端木先生打听此人的底细。逵羽说，他听了端木先生的话，认为满意了。他又说，孟邻兄自己觉得这位小姐很能能干，并且很老实。根据端木律师报告，和孟邻兄自己的考语，逵羽不愿劝阻，也劝我不要说话了。 但是，昨今两天17，18）之中，我又听到五六位真心关切你的人的报告。他们说：现在形势更迫切了。某小姐已详细查明孟邻先生的全部财产状况了，将来势必闹到孟邻先生晚年手中不名一文，而永远仍无可以满足这位小姐贪心之一日！ 总而言之，据这些朋友的报告，端木律师给逵羽报告是完全不可靠的。并非端木先生有心不说实话，只是因为他世故太深了，不愿破坏眼见快要成功的婚姻。 这些朋友说：这位小姐在对待孟邻先生的手法，完全是她从前对待前夫某将军（杨杰将军）的手法，也是她在这十七八年对待许多男朋友的手法：在谈婚姻之前，先要大款子，先要求全部财产管理权。孟邻先生太忠厚了，太入迷了，决不是能够应付她的人。将来孟邻先生必至于一文不名，六亲不上门；必至于日夜吵闹，使孟邻先生公事私事都不能办！ 她的前夫某将军事何等厉害的人！他结婚只七个月之后，只好出绝大代价取得离婚！这些朋友说：适之先生八天之前不说话，是对不住老朋友，今天怕已太晚了。 我也知道太晚了，但我昨晚细想过，今天又细想过：我对我的五十年老友有最后忠告的责任。我是你和曾谷的证婚人，是你一家大小的朋友，我不能不写这封信。 我万分诚恳劝你爱惜你的余年，决心放弃续弦的事，放弃你已付出的大款，换取五年十年精神上的安宁，留这余年“为国家再做五年的积极工作。”这是上策。 万万不得已，至少还有中策：展缓结婚日期，求得十天半个月的平心考虑的时间。然后在结婚之前，请律师给你办好遗嘱，将你的财产明白分配：留一股给燕华兄妹（蒋梦麟与元配生的子女，燕华为女儿），留一股给曾谷的儿女（陶曾榖与高仁山生的子女，陶燕锦为其女儿），留一股为后妻之用，最后必须留一股作为“蒋梦麟信托金”（Trust Fund），在你生前归“信托金董事”执掌，专用其利息为你一人的生活补助之用，无论何人不得过问；你身后，信托全由信托金董事多数全权处分。你若能如此处分财产，某小姐必是不肯嫁女了，故中策的效果，也许可以同于上策。 无论上策，中策，老兄似应辞修、岳军两兄坦白一谈。老兄是一个“公家人”（a public man），是国家的大臣，身系国家大事，责任不轻。尤其是辞修先生对老兄付托之重，全国无比！故老兄不可不与他郑重一谈。 你我的五十年友谊，使我觉得我不须为这封信道歉了。我只盼望此信能达到你一个人的眼里。你知道我是最爱你敬你的。 适之 五十、六、十八夜十时二十分

对于蒋梦麟的这些做法，徐贤乐也不甘示弱，她以“我与蒋梦麟”为题，于4月16日在《联合报》发表自己的理由。徐贤乐否认她与蒋梦麟已构成了离婚条件，他们的感情并没有彻底破裂。

她强调，蒋梦麟是一个忠厚老实的人，要离婚是蒋梦麟受人挑拨所致，并非蒋梦麟的本意。文章分“画眉之乐”、“白首之旅”、“意外之波”、“胡适之函”、“婚礼之辩”、“成全之计”六个小节，排列证据，提供事实，侃侃辩驳，既有文采，又有理由，看了也不禁让人相信三分。

由于徐贤乐明确指出蒋梦麟要求离婚是受了别人的指使与挑拨，这样一来，实际上就将蒋梦麟的女儿蒋燕华卷进了冲突的漩涡，对当事各方杀伤力极大。各方争论不休，各个报纸文人雅士也将这个轰动一时的花边新闻弄成一出高潮迭起的电视连续剧，于是这桩“因财失义”的“柴米夫妻”家庭纠纷，就借着阿堵传神之力，在各个传媒闹了三个月之久。

1963年7月30日，蒋梦麟正式向台北地检院提出离婚及返还财物之诉，他在起诉状中提到：

“不意婚后不久，被告乖张之迹，即行暴露，诸如凌辱吾女，侵渎先室；需索敛聚，恶老嫌贫，经常詈骂，寝食不安……”； “被告对原告亡室陶女士本不相识，竟对亡者不时肆意辱骂，不准原告前往其墓凭吊，企图绝我忆念。对女儿燕华，则百般凌辱，迫令迁出，其行为乖张，难以枚举。”

针对蒋梦麟的指责，徐贤乐针锋相对予以还击。她在8月9日提出的万言书中，针对“凌辱吾女”、“侵渎先室”等进行了仔细的辩驳。她引用蒋燕华4月12日对记者所说的话作为辩驳的重要依据，蒋燕华说：

在父亲结婚时，她全家已搬出德惠街，只有过年过节时会到她父亲那里看看，有时也与徐贤乐女士谈谈话，彼此之间相处，从未说过重一点的话。

据此，徐贤乐认为所谓“凌辱吾女”的指责根本就很荒唐。

至于“侵渎先室”一节，徐贤乐在答辩书中反击道：

“按原告‘先室’不止一人，原告昔年在南京任教育部长时，陶曾谷原为原告秘书，当时原告固以使君有妇，而亦与陶女士双双坠入爱河，结果原告与元配夫人分居，陶女士则下嫁原告。 故原告此所谓‘先室’究指何人，已滋疑义。如果其所谓‘侵渎先室’，即其系指状后所称‘被告对原告亡室陶女士本不相识，竟对亡者不是肆意辱骂，不准原告前往其墓凭吊，企图绝我忆念’而言，则又纯属原告向壁虚构。 被告与陶女士虽不相识，然仰其贤名，心窃慕之，而原告个性刚强，尝自谓‘我的决定是不容干涉的，压力愈大，我的定力愈坚’，被告对原告个性深为了解，原告追忆亡室，凭吊墓园，被告正为其深情所感动，纵使至愚，亦不敢加以禁止，何况我亦为人妻，原告悼念亡妻，我又何忍相阻？”

公平而言，徐贤乐提出的这些理由与证据也不是没有道理。

经过几个月的对簿公堂。最后，蒋梦麟胜诉，据胡适好友刘真回忆，蒋梦麟胜诉的原因:

“因为新婚之夜，徐女士曾一再问及梦麟先生的经济状况，包括动产与不动产等等，梦麟先生便在教师会馆的便条纸上一一开列出来给徐女土看。这张教师会馆的便条纸，梦麟先生一直保留在身边。后来梦麟先生的律师，把这张便条纸拿到法院给法官看，证明徐女士对梦麟先生并没有真正的爱情，否则何以新婚之夜详细查询他的财产，结果法官采信了这件证物，梦麟先生的离婚官司总算打赢了。”

最后经陶希圣、端木恺主持，于1964年1月23日签署协议离婚，协议内容共三点：

一、由蒋梦麟付出赡养费50万元与徐贤乐。 二、徐贤乐现所住之农复会房屋应迁出交还，一切家具留下。 三、徐贤乐所拿去之股票及存款，均应交还蒋梦麟。至首饰等物，则归徐女士所有。

此前，蒋梦麟在台北近郊接见记者，对自己的婚姻是否受人挑拨之事特别作了说明，说话时他声音颤抖，情绪激动，热泪盈眶。当记者问到他此时的心情和身体情况时，腿伤未愈、身体孱弱的蒋氏颤颤巍巍地站起来，引用《三国志》中司马懿对最后一次兵出祁山的诸葛亮的猜测之语，说:“食少事繁，岂能久乎?”言毕泪下。

想不到一语成谶。连续的攻守防御作战，整日处在忧思愁绪之中、愤闷异常的蒋梦麟患上了肝癌。1964年6月10日，已是79岁高龄的蒋梦麟进住荣民总医院。

14日，病床上的蒋梦麟象征性地为石门水库竣工剪了彩，脸上露出了几年来难得一见的笑容一一最后一件大事因缘了结，自己也该平安地走了。

17日下午，蒋氏夫妇赶到医院探望，此时病人正在睡觉。一行未再打扰，只嘱其女儿燕华要让其父好好养病，争取早日康复等语，并说过两天再来探望。

第二天即18日上午，蒋梦麟病情急转直下。19日，蒋梦麟溘然长逝。

蒋梦麟

离婚后的徐贤乐则一直寡居着，活到将近百岁，直到2006年1月10日去世。

徐贤乐病逝后，因她无子女继承，而住所将收归政府，在清理卧房时在床铺底下发现一小包纸袋，里面有着她与蒋梦麟的合照，她自己的照片，和她当年和蒋梦麟打离婚官司时的资料，包括银行账户、股票买卖凭据等等，还有当时蒋梦麟追求她时所写的诗句、便条纸，甚至蒋梦麟所预立的遗嘱。

有些信函倒是保有原稿或抄稿，如她给蒋夫人宋美龄的中英文信函，及抄录蒋梦麟给陈诚副总统和陈雪屏的信函。而令人讶异的是居然有日记一本，首页以英文写着「Chiang Monlin 1957」，是蒋梦麟1957年日记无疑。

至于徐贤乐何以要扣留这一年的日记？1957年当时徐贤乐尚未在蒋梦麟生命中出现，甚至他们都还不曾认识。由此看来蒋梦麟是有记日记的习惯，而且是每年一本，1957年的日记可能只是众多日记中的一本，婚后的徐贤乐在打离婚官司前，可能只是随意扣留一本，而其他日记又在何处？这在目前没有答案，或许是当时蒋梦麟的女儿蒋燕华带到美国去，也或许永远消失在人世间了。
而1957年的日记里又记载了哪些内容呢？其中最重要的是蒋梦麟夫人陶曾谷在1956年被诊断为肾盂癌，1957年的日记不断地记载陶曾谷去医院看病检验之事，身体发高烧，小便出血等等病情，在7月10日日记云：“曾谷赴医院谒姜大夫，经检验据云成绩甚好，大致可无虑。自去年11月2日动手术至今计8个月8天，在此期间不知经过了多少忧虑和紧张心绪。”

蒋梦麟1957年整年日记1册共60页，附带蒋梦麟函稿、徐贤乐致宋美龄信函等文稿照片

蒋梦麟将男女关系概括为三种：一曰狗皮膏药，二曰橡皮膏药，三曰氢气球。所谓狗皮膏药，贴时不容易，撕开也痛，旧式婚姻之谓也；橡皮膏药则是贴时方便，撕开也不难，普通婚姻之类是也；至于摩登者流，男女双方均得时时当心，稍有疏忽即行分离，正似氢气球。

参考资料：

马 勇 《 最后一个情种蒋梦麟》

张明帅：北大传奇 (Legend of Peking University)

崔军伟：蒋梦麟晚年的不幸婚姻

宫子：中国人是如何开始公开征婚的（新京报2022-04-13 12:55）

蔡登山：尘封六十年的《蒋梦麟日记，1957》（澎湃新闻2019-1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