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48年是乾隆执政从宽转严的分界点，从这一年起乾隆变得残忍好杀

1748年是乾隆十三年，这一年是乾隆登基的第十三年，这一年乾隆时年34岁，他的发妻突然去世，就在这一年，乾隆朝政治风向发生了彻底转变，看上去好像是一个鳏夫因为丧偶而导致的心理失常事件，但这场风暴早晚要来，实际上就是皇帝对官僚集团的不满的一次总爆发。

由于其父雍正在位恰好十三年，因此乾隆登基之初，就对十三这个数字抱有不祥的预期。他后来曾说：“朕御极之初，尝意至十三年时，国家必有拂意之事，非计料所及者。”意思就是乾隆当时有一种预感，觉得这一年必然会有大事发生，实际上果然如此，乾隆十三年，乾隆遇见两件让他极为震怒的事情，一件是历时三年的大小金川战事清军屡屡败北，白白耗费白银两千余万两。另一件就是发妻富察氏孝贤皇后薨世。

皇后的去世对于乾隆帝本人的精神世界的确是一个沉重打击，最初，乾隆先后将富察氏的两个孩子都立为太子，不想都夭折了，现在皇后又薨世，这对乾隆打击实在是太大了，而且乾隆与富察氏的感情很好，皇后的突然去世，在他开挂般的辉煌人生中第一次出现了重大的挫败感。

实际上乾隆早就酝酿着对官僚机构来一次大清洗，尤其是在托孤老臣鄂尔泰去世，张廷玉老迈昏聩之际，乾隆对朝廷的官员已经忍无可忍，此时就已经开始组建属于自己的政治班底，乾隆要让他的朝臣从浑浑噩噩中清醒过来，认清他并非一个软弱可欺之主，而孝贤皇后薨世就是最好的借口。

于是在乾隆借给孝贤皇后葬礼，开始大规模处罚大臣，除了确实有些犯错误的应该处罚的之外，其他大都的吹毛求疵。孝贤皇后去世一个月后，乾隆阅看翰林院所制的皇后册文，发现满文译文中将“皇妣”一词不小心译成了“先太后”，这一小小过失让皇帝勃然大怒，命令把管理翰林院的刑部尚书阿克敦（阿桂他爸）交刑部治罪。

刑部见皇帝盛怒，于是就揣度皇帝心理，重判阿克敦为绞监候（死缓）。即便如此，乾隆还是认为判得还不够重，甚至因此认为刑部官员庇护老领导，借机将刑部所有官员一律罢黜，将阿克敦判为斩监候，秋后处决。消息传出，举朝震惊，在众臣的苦苦哀求之下，阿克敦才留下一命。

紧接着工部就遭殃了，五月间，因乾隆认为皇后的册宝制造得不够精良，“甚属粗陋”，配不上皇后的尊贵，把工部全堂官员问罪。又因为祭礼所用的桌子不够干净，把光禄寺主要官员一律降职。就因为册谥皇后时礼仪出现小小纰漏，礼部尚书也被降级。这已经是乾隆故意找茬了。

按满族旧习，帝后之丧官员们在一百天内不能剃发，但这只是一种不成文的风俗，大清会典中并无记载，满汉官员对此也不是过于讲究，当初雍正皇帝驾崩时，许多官员百日内剃发，乾隆也并没有追究责任。因此，皇后之丧中，许多人也剃了头，乾隆发现之后，认为这一是证明官员们对已故皇后“大不敬”，心中无哀痛之情，二是证明朝廷纲纪不振，百年成法开始被破坏。可一查才发现，剃头的人实在太多，几乎无省不有，有道是法不责众，这才不得不重拿轻放。即便如此，江南河道总督周学健湖广总督塞楞额为此掉了脑袋，湖南巡抚、湖北巡抚因此革职。皇帝如此反复无常，让群臣惊惧不已。

乾隆十三年之前，皇帝对全国的死刑犯一直网开一面，能不处死的，尽量不处死，尽量展现自己宽厚的一面，而在此之后，乾隆一反常态，表现的极为残忍，变得毫不留情面，人犯大批勾决，均即处死。对于贪污官员更是毫不留情，一切务从宽大而一变为生杀予夺，逞情而为。

乾隆借皇后之丧风波中受处分的大量官员，从大学士、总督、尚书、巡抚到基层官员，不下百名。这场风暴实际上也是皇帝对官僚集团压抑多年的不满的一次总爆发。首先就是乾隆四年的“弘皙逆案”。这是所谓“九王夺嫡”结尾，虽然乾隆从宽处理此事，但也让乾隆第一次对于自己施政过于“宽仁”表示了怀疑。再就是张廷玉辞官事件，历经康雍乾三朝，非常受康熙和雍正的信赖，作为汉臣在死后配享太庙，堪称清代绝无仅有，乾隆十三年，张廷玉想要致仕退休，却遭到了乾隆的反对，就此君臣失和。

更为严重的是，雍正年间基本刹住了的贪污之风又开始抬头了。自乾隆六年起，官员贪污开始集中爆发，让乾隆十分震惊。在乾隆“宽大原则”下，社会治安也出现恶化现象。可以说，各种事件的爆发，让乾隆意识到“宽仁”政策的失误，于是逐渐放弃了“宽仁”政策。在政治高端摸爬滚打了几年，乾隆也终于掌握了专制权力运作的真谛：“在专制政治中，皇帝是唯一的“主人”，其他所有臣民都是“奴才”。

乾隆十三年第二件大事就是大小金川战事，此战已经持续了将近三年，该地区的藏区之地的总人口不到10万人，军队不过三千余人，清军却将这场叛乱打成了持久战，耗损了大清两千多万两白银，几万清兵被杀的是尸横遍野。乾隆直接将负责大小金川战役的首席军机大臣纳亲、川陕总督张广泗、前总督庆复全部处决。一下处决了清朝的三位高级官员，在有清一代也是难得一见。

随后在在意识形态领域，乾隆又掀起了文字狱的高潮。官员的懈怠让乾隆意识到加强意识形态控制的迫切性，并以此重拾“抬满抑汉”的老政策：其实在乾隆帝执政前期，他还是比较注重满汉平衡的，中央高官都是汉满基本上还是平衡的。但在乾隆十三年之后，他彻底改变了这一点，所用的封疆大吏中又开始以满人居多。

实际上乾隆初年的宽政，是以康熙朝的宽政为渊源。乾隆帝的父亲雍正帝由于继位合法性不足，所以雍正帝继位后，只得采用激进严酷的执政方式，自然树敌甚多。但雍正帝在世时，这些明里暗里的敌人已经在雍正帝的铁腕天威下吃足了苦、吓破了胆。

在这样的背景下，乾隆帝上台后要做的，就是凭借父亲为自己留下的高度集权局面，放弃高压政策，以柔和手段恢复皇帝与宗室，朝臣，既得利益集团的关系，使新皇帝重新在上层集团之中获得普遍认同。新君乾隆帝宽大为怀，是对这些人施恩，雍正朝余威与乾朝新恩相结合。可惜的是，乾隆的一片苦心并没有获得理解。使得乾隆只能以暴政对抗官僚集团。

从乾隆十三年孝贤皇后薨世到乾隆十六年伪孙嘉淦奏折案，这三年都让乾隆对中国传统的士绅官僚集团十分失望。都促使是乾隆执政风格发生了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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