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附中毕业，是我人生下坡路的开始”

每年申请季，爬藤人数只增不减，能够被Top30名校录取，几乎是每个小伙伴的奋斗目标，在大多数留学生眼中，名校自带光环，能够成为其中一员，就迈进了精英阵营，可等到真正步入社会后才发现，优秀的衡量标准不再是分数高低，工作以后的评价标准要模糊得多，正因此，本文的主人公才陷入深深的迷茫和焦虑.....

From Stoooges三士渡

微信号：StooogesEducation

从美国常青藤大学博士毕业后，想要离家更近，陶颖选择了国内的科研岗位。面试时，她的学历背景让面试官放话“直接来就行”“会优先保证学术课题和资源”。但入职后，领导又强调资源有限，需要积极争取。这让她觉得不太舒服：“原来自己也没有那么特别”。

这不是陶颖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只是个普通人”。

更剧烈的反差感出现在高考后。

陶颖初高中一直就读于北京人大附中，成绩名列前茅，按照平时的成绩，考上清华北大最好的专业不成问题。

但高考结束后，她算了算，只 能上北京排名第二的医学院，她在心里叹了口气，“分不够协和医学院”。

在医学圈里，北京协和医学院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始终是中国临床医学的前沿所在地，即便在二十多年前全国医学院校改革时，协和也没有卷入被综合性大学兼并的尴尬局面里，如同皇冠上的一颗明珠。

在陶颖心里，在人大附中就读意味着她一直在“第一阵营”里，只有大学同样进入“第一阵营”才算匹配，可她考上的这所医学院只能算第二阵营，这是陶颖心里精英主义高墙崩塌的开始，也是第一次出现“我只不过是个普通人”的念头。

俯瞰位于北京东单的协和医学院

几乎是从接到录取通知书那一刻，“不属于这里”的想法就时刻缠绕着她。进入大学后，无数细节都在强调她与学校格格不入，期末不用复习，就能轻松考第一；每次竞赛都拿一等奖；英语老师会直接建议她免修，因为她坐在下面听讲“会让老师有压力”。

接受普通的自己比想象中更难。陶颖在大学时很少与同学来往，甚至跟同宿舍的室友都很少讲话，因为她们“不是一类人”，她的朋友圈只有人大附中的几个校友；陶颖和高中同学都断了联系，从不参加同学聚会；就连父母也发现了她的反常，她每天都会给父母打很长时间的电话，抱怨在学校里发生的一切，爸爸担心她的状态，每个月会搬到大学附近的酒店，住一个星期，专门陪她。

想逃离的想法从没停止。刚入学两个月，陶颖就考到了同学院更好的专业，但不匹配感依然没有消减，她决定再转到学校的王牌专业。

一顿折腾后，大三时陶颖转学到美国的大学念书，她申请到了排名全球前30的学校。去美国后，她才重新和高中同班同学联系，回到了在人大附中时的状态，自信、积极、乐于社交，脑子里永远有想不完的创意。

后来，国内读大学的那两年在陶颖的心里被定义成了“意外”。

做一个“精英”更像是一种状态，一种“我无所不能”的状态。当精英主义融入初高中生活，更多的体现就是：不断区隔自身和他人。

陶颖从小就很聪明，考初中时，她根本没做过多准备，就考上了人大附中，陶颖第一次觉得，“原来自己这么厉害”。

初高中所灌注的精英主义区隔来自于生活的方方面面，自从陶颖考上人大附中后，家里的亲戚都会夸她厉害，就连穿着人大附中的校服逛商场，周围的人也会多看自己两眼。每次做自我介绍时，在说出“人大附中”这四个字后都会立刻收获一连串的“哇”。

在网上，有人光是打上人大附中或清华附中的tag或者露出校服，评论区就会收获无数艳羡的评论，大呼“我的梦校”；有人即便已经毕业很久，依然会在简介里注明“人大附中毕业”；还有人无数次回溯自己的高中时光，不禁感叹，“该死的校服好像有魔力，穿上就仿佛天之骄子”。

离开人大附中后，这种区隔好像化作了一种潜意识。陶颖几乎每走一步，都要思考她是否还在第一的阵营，如果不在，又滑向了第几阵营。对比中最重要的参考系是高中同学，他们不是出身常青藤王牌专业，就是硅谷和华尔街的高管，即便不打工的人也都创业成功，大家似乎都成了行业的佼佼者。

虽然选择回国，但脱离留美圈子的失落感时时刻刻让她内心不适。

漫长的求学路被刻板地分成了几个阶段：高考后离开了第一阵营，去美国读书又回到第一阵营，回国工作后好像又离开了第一阵营。渐渐陷入了“选择比努力更重要”的宿命感里，一次次的感受到离高中毕业越远，自己越来越平凡的残酷现实。

学历会变成辅助区隔的简化标签：哈佛、耶鲁是一类，全球排名前三十是一类，清北是一类，其他学校又是一类。

这种无意识的“区隔”有时甚至是不准确的。陶颖开始从事科研工作后，发现科研能力和学历背景并不完全一致，所以现在她会让自己有意地忘掉这些先入为主的念头，坐下来跟对方聊一聊，选择用科研能力来真正判断一个人，而不是扁平的标签。

陶颖经常跟同学相互吐槽，自嘲称“最高学历是人大附中”。这种说辞更多是玩笑，但对工作后的陶颖来说，玩笑有了另一层含义：即便已经离开高中很久，但好像又从未远去。

人大附中意味着清楚明了的评价体系，但这种评价体系与工作中的体系完全不同。学校里的精英主义更容易实现，评价依据是一道道解答题，评价标准是分数高低，只要分高，就可以成为学校里的“精英”，收获老师的喜爱和同学的夸赞。

工作以后的评价标准要模糊得多。在科研机构，陶颖总是摸不透老板的真实想法。她猜测，讨得老板欢心的办法是把工作完成好，但有时自己高效完成了任务，老板似乎也不满意。有的同事没有好的学历背景，工作能力不够突出，却能完美处理各种人际关系。

2023年北京高考考场上的考生

人大附中像是把“优秀至上”原则发挥到了极致，优秀的维度被极限归纳为分数、竞赛和技能，再次接受其他的评价体系对陶颖来说，变得格外困难。

比如在课题和资源分配上，她加班加点写论文做实验，确保项目可以得到更持久的资金支持，但和老板关系好的同事拿到的钱比她的多出不少，导致她一度迷茫到否定自己的科研能力。

无法适应新的评价体系的陶颖，开始抗拒承认自己的精英教育经历，每次都会有意避开同事们关于学校的讨论，只会轻描淡写一句自己是“美国念的书”。更加不会提及以往的人大附中，她觉得好汉不提当年勇，“自己不配”。

人生过早登顶后，就是无尽的失落。社交媒体上，有不少人分享着自己的和解之路。有人从精英高中毕业后，考到了省外的一个学校，发出感叹，“高中时的优越感终究会褪去”，有人依旧沉浸在优秀高中的迷梦中，无法面对现实。

如同拿到最优教育资源的NPC玩家，在体验过“无所不能”的高中时代后，猛然发现，“无所不能”只是一种幻象，这以后的漫长时光，要面临的都是对“精英”的一次次祛魅。

本文系授权发布，From ELLEMEN睿士，微信号：ellemen_china。欢迎分享到朋友圈，未经许可不得转载，北美学霸君诚意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