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年台湾名主持赴瑞士安乐死，药水分4口饮尽，在儿子怀中去世

生，无法选择，死，无需选择。

这是自诩为“台湾宋世雄”的台湾前知名体育主播傅达仁的人生信念。在人生的最后几年里，罹患癌症的他每活一段时间，身体就得丢掉一些东西、胆、胃、视力。即至后来，连享受美食的权利都要丢掉了。

是苟延残喘、痛苦莫名的活着，还是痛痛快快，安详喜乐的死？

傅达仁选择了后者。

福寿全归

其实，傅达仁的人生也足以称得上的是圆满了。

傅达仁是1933年生人，父亲是原国民党鲁北游击军司令傅忠贵，1938年在惠民和日寇作战时壮烈殉国，追赠少将军衔。母亲在带着儿子流浪的过程中也劳累过度而死。

在外面飘零了一段时间后，傅达仁进入了宋美龄开的“遗族学校”，这才算是安顿了下来。

1949年，傅达仁跟着大部队迁往了台湾，成为了一名篮球运动员，退役后去了大马，在1969年指挥马来西亚队击败了中华台北队。后来，他又转行为体育赛事的解说员，1991年时还曾应邀来大陆参加央视春晚，让大陆人民第一次知道了这位“台湾宋世雄”。

随着年过50，傅达仁不得不正视自己妻子郑贻生不出孩子的问题。他专门找了一个17岁的“红颜知己”陈秋萍，并让对方怀孕了。

郑贻知道此事后，虽然心里感到很别扭，但也能理解丈夫，主动帮忙照顾这个“丈夫的红颜”，当陈秋萍的儿子傅俊豪出生后，郑贻也视如己出，“一家四口”和和美美的一起生活了30多年。

不知不觉间，傅达仁80岁了。

人生有几人能活过八十？截至目前为止，傅达仁的人生都可以称得上是“福寿全归”，“最爱的两个女人”就在自己身边，独子也渐渐长大，事业有成，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

然而，年纪的渐长，也让傅达仁的身体出现了病变。

2016年6月的一天，83岁的傅达仁突然感觉自己的下腹剧痛难忍，而且发起了高烧。送去医院检查后被告知：“胆囊堵塞，得做支架手术。支架每半年要换一次新的。”

为了治病，傅达仁先后做了6次手术，不但切掉了胆囊，还切掉了一半的胃。与此同时，他的左眼也出现了黄斑病变，下降到了0.1，基本上什么都看不见了。

屋漏偏逢连夜雨，也正是在此期间，傅达仁又确诊患上了胰脏癌，晚期。

活着自然是幸福，但如果充满痛苦的活着，死，可能是另一种幸福。

安乐死

其实，早在确诊胆囊堵塞的时候，傅达仁就考虑过自己的生死问题，觉得与其痛苦的活，还不如轻松的死，为此他还给蔡当局写过信，要求允许岛内施行安乐死，他愿意成为第一个死者，结果被当局拒绝了。

傅达仁想寻死，他的家人并不支持：“人还活的好好的呢，想什么死啊！”

为了改变老人家这个想法，傅达仁的家人可以说想尽了各种办法：“你不是说想写自传吗？那就写啊！”“你不是想学油画吗？学啊！”

写完了自传，画完了油画，正在家人们苦苦思索怎么给他一个继续活下去的理由时，傅达仁确诊患癌了。

癌症晚期的痛苦不是一般人能够想象的，不管是站着还是躺着都会感到疼痛难忍，每天早晨不是自然醒，而是痛醒的。

更何况，他这还是在十分脆弱的胰脏上长了个超过3公分的肿瘤，胰腺癌有个外号——癌症之王。

身为前篮球运动员，傅达仁身高一米八，体重74公斤。但患癌之后，他形容枯槁，体重飞速掉到了58公斤。

本来年纪就大，现在又这么瘦，没有一名医生愿意帮他做手术。吗啡原先一颗两颗的吃，发展到后来是两天喝一瓶375毫升的吗啡。

这种日子更加让傅达仁感觉活不下去了，寻死的意图更加坚决。他儿子的态度也渐渐有了转变：“让父亲这么痛苦的活着，真的是为他好吗？”

出于社会公序良俗的考虑，全世界很少有国家允许安乐死，瑞士就是这少数国家之一。该国有两个协助自杀机构“尊严”和“解脱”，其中后者只为瑞士人提供服务，而想要在“尊严”安乐死的话，光自杀流程就要花11万左右。

2017年11月，傅达仁带着家人们来到了瑞士。

想要安乐死也不是什么人都能够成功的，首先必须年满十八岁，而且必须身患不治之症，且因为太过痛苦自愿结束生命，“尊严”会安排心理专家进行评估。

傅俊豪本以为，哪怕是选择安乐死，那也要等上一段时间。但到了瑞士之后才知道，在第二次面谈时就得做出决定到底要不要自杀。

以父亲的态度，那肯定会说“要！”

到时候，一切都无法挽回了。

一想到再也见不到父亲了，傅俊豪就感到十分的恐惧，在父亲做出决定之前，他突然发起了高烧，拉着父亲的手说：“爸爸你别这么早，我们先回去一趟再说吧。”

面对儿子的挽留，傅达仁叹了口气，答应了。

回到台湾后，傅达仁到处高调宣布自己的决定，想要推动安乐死立法。傅俊豪为了让父亲不要有遗憾，将自己的婚期提前到了2018年2月。

儿子成家立业了，傅达仁可以说十分的开心，他觉得，自己就是死也不能死在儿子蜜月期间内，又接受了几个月的治疗。

在家人们看来，傅达仁能多活一天，就是一天的陪伴，但在傅达仁看来，这就是在增加他的痛苦。

有一天，傅达仁突然发了高烧，送去医院打点滴，结果这针头刚插上，傅达仁就有了反应，浑身开始抽搐。

从下午3点开始，他的情况越发严重，每隔三秒就从床上坐起来，然后躺下，而且没有自主意识，两眼翻白，如此持续了好几个小时。

医生来看了之后，只是遗憾的告诉傅达仁家属：“他现在已经进入了濒死期，就看能不能挺过今晚了，你们最好提前做准备。”

望着在病床上起起伏伏的父亲，傅俊豪突然产生了后悔的情绪。如果之前自己不要那么自私，让父亲在瑞士接受安乐死，他又何必像现在这般痛苦呢？

这样的想法也出现在了郑贻的心中，她哭着对毫无意识的丈夫说道：“你醒醒啊，不是说要去瑞士安乐死吗？我们一起去瑞士啊！”

为了让濒死的丈夫苏醒过来，她要用“去瑞士送死”来唤醒丈夫的求生意志，这又何尝不是一种悲剧。

这一晚上，傅达仁的情况没有丝毫的好转，傅俊豪甚至都已经联系人给老爹准备后事了。也正在此时，奇迹发生了：“傅达仁突然清醒了过来！”

赴死

这次经历算是让郑贻和傅俊豪彻底看开了，开始忙前忙后的张罗去瑞士的事情。

在正式出发前几天，傅达仁的手碰到了床头柜，本就脆弱的皮肤直接开了很大的口子，不停冒血。傅达仁却拒绝缝上：“反正要死了，我还挨针干什么？贴块人工皮就行了。”

5月30日，傅达仁和家人们再次乘坐飞机抵达了瑞士，原本准备在6月6日去死，但按照规定一天只能为两人执行，所以傅达仁的日子就顺延到了6月6日，

对于自己马上要离世了这件事，傅达仁看得很开，用手机和朋友聊天时，说自己的死期在6月7日，就跟在说那一天自己要去旅游一般。

7日早晨，傅达仁起了个大早，吃了一点火腿和鸡蛋，然后按照要求去签署了一些文件，证明自己是自愿赴死的。

签完文件后，傅达仁被送入了“尊严屋”。

傅达仁事前已经跟家人说好了，谁都不准哭，要笑着走。家人们也的确没有哭，不知为何，他们感到内心平静、安宁。大家按照老人要求为他准备了一块巧克力蛋糕、很多花、以及排成了心形的蜡烛，就像是为他过生日一般。

吃完蛋糕之后，傅达仁突然拿出了手机，刷刷刷的给朋友回消息。这让他的家人们很是无奈：“你都要走了还不多陪陪我们吗？”

“嗯嗯，等等，马上完了。”

回完消息后，傅达仁就按照家人们的要求表演了一段《体育播报》：

“姚明在三楼投篮，小个子够不到望球兴叹啊！”

在欢声笑语中，“尊严”的工作人员走了进来。

他们准备了两个杯子，第一个杯子是止吐剂。因为安乐死的药水十分的苦，直接喝的话很可能会产生生理性的呕吐。

喝下药剂后，有25分钟的反应期，这25分钟也是用来给病人反悔的时间，如果突然不想死了，自然可以终止。

然而，对于每一分钟就在忍受疼痛的傅达仁而言，又怎么会在这个时候“退缩”呢？

他看了看表，将自己的死亡时间定在了12点58分。

在生命的最后几分钟，工作人员端着一杯药水走了过来，并告诉他：“这药很苦，一定要尽量快的喝下去。”

“是要一口吞下去吗？两口可以吗？”

“可以多分几口，但还是尽量一口闷。”

傅达仁点点了点头，接过药水，家人们按照老人家事先安排，开始唱歌，“欢送”他离开。

“再见！Farewell so long！”

12点58分，笑着和世界告别后，傅达仁端起了酒杯。

这药水的确很苦，傅达仁前前后后喝了四次。

喝完药后，傅达仁含了一颗糖果，并喝了一口水，躺在儿子的怀里面，慢慢的陷入了沉睡，3分钟后，傅达仁老人停止了呼吸。

离开尊严室时，郑贻、陈秋萍、傅俊豪是手拉着手出来的。

虽然刚刚送走了一位至亲之人，但很神奇的是，他们三个的心中并没有多少悲伤的情绪，心里充满了安静、祥和，想的只是老爷子总算不用再忍受病痛的折磨了。

直到第二天早晨，他们从床上醒来之后，明白再也见不到丈夫、爸爸、男友了，悲伤的情绪才铺天盖地般的涌来。

回到家后，他们总觉得生活中少了点什么。虽然假发、药片、生活用品都还在，但听不到老爷子痛苦的闷哼声，大声的呵斥声，叫他们吃饭的声音。

这种熟悉的存在感，不是一朝一夕能够消除的。

傅达仁有没有遗憾呢？有的。他生前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死在台湾，而不是异国他乡：“就是因为台湾没有这样一个法律，害得我要花300万的路费，而且还要客死他乡。”

是捍卫人的生命权，还是选择权，是一个极大地难题，也正因此，安乐死至今仍然不太为人所接受。

支持安乐死的人认为，与其让病人痛苦的活着，还不如让其早日解脱。反对者则认为，如果真的安乐死合法化，那就会产生道德难题。假如一个穷人不幸患上了不治之症，安乐死没有合法化，死只是他最终的选择。但要是安乐死合法化，就算他自己不想死，家人们怎么想呢？

没有人能保证安乐死的人一定想死。就像是2019年，在荷兰有一名患有老年痴呆症的老人被执行了安乐死，问题是在注射时他表现的很抗拒，但医生在其家人的帮助下，还是“送了老人一程”。

安乐死追根究底不是法律问题，而是道德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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