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蕊 | 人们为何寄情烟花？

常蕊

（北京工业大学文法学部）

（首发腾讯新闻@新乡土）在首次发布《太原市人民政府关于春节元宵节期间禁止销售燃放烟花爆竹的通告》的9年后，笔者终于在春节期间感受到家乡“大年三十的鞭炮太吵”带来的盛景。虽在2023年底便传出关于解禁“禁放烟花爆竹”的消息，但官方仍然在2023年12月28日发布《我市严厉打击非法储运和燃放烟花爆竹等行为》，似以白纸黑字一斩遐思。尽管如此，市民们难掩对烟花的渴望，通过各自掌握的资源和渠道进行“秘密交易”，共同“策划”了春节期间的烟花表演，令人直呼过瘾。而官方声明也从冷酷的“严厉打击”转变为温和的“消防提示”，也为市民们提供了某种非必要但充分的“官方支持”。

在年三十儿晚上，笔者不仅亲身置于烟花“丛林”之中；打开朋友圈等社交平台，清一色的烟花图像、视频刷屏，也再一次体现了人们对烟花的热情。这也引起笔者的思考，为何烟花爆竹之于春节如此重要？为何人们会将节日意义寄托于烟花？

一、符号价值：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

放鞭炮驱赶年兽的故事一直是几代中国人共同的儿时记忆，而春节放鞭炮这一习俗也一直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2500多年。除了具有神话色彩的驱赶年兽传说之外，春节放炮更有辞旧迎新、驱邪迎福之意。噼里啪啦的巨响似乎可以从物理意义上将旧岁送走，也顺便将过去一年的不如意通通驱赶，开开心心迎接新年。此外，由于炮最早出现于中国，“过年”和“放炮”二者相连所形成的符号也深深嵌入了中国文化的脉络之中。因此，中国人在春节放炮，不仅是为了迎接新的一年，更展现了对这一符号背后的价值意义、背后的文化体系的认同与传承。而近几年出于对自然环境的保护与调节，禁燃烟花也成为了大家的共识，环境质量也逐步得到改善。但是，当春节只能窝在家静悄悄度过时，不少人都吐槽“没了年味”，不间断的炮声已然成为中国人过春节的集体记忆，更成为春节的灵魂与盼头。当今年炮声再响起时，大家纷纷表示“这才是过年”。

二、观赏价值：审美性的迭代与统一

近十年来，禁燃烟花爆竹的规定逐渐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使得烟花燃放局限在某些情境中，特殊时间如跨年、国庆等，特殊环境如主题乐园、奥运会的烟花表演，蔡国强的烟花艺术表演等等。而在这些鲜有的烟花呈现中，传统的炮、鞭等“只听响而不见影”的类型逐渐式微，多元、新颖的造型和色彩刷新了人们对烟花的认知，也逐渐成为人们向往和青睐的目标。尤其春节放炮的传统阔别十年，使得这一变化更加明显——今年笔者很少听到或看到有人放鞭炮、二踢脚等过往很受欢迎的“响炮”，而是以胜利花、加特林等“彩色烟花”为主打。笔者的家人也表示，“二踢脚没意思，动静还怪吓人的，不如礼花好看”。传统文化中“鞭炮”的重要性逐渐下降，现代社会中的市民更追求具有观赏价值的“烟花”；同时，对“审美”的重视也代表着人们对现代、文明、进步的重视与渴望，功能性不再是唯一的或最重要的追求，强调审美性成为人们现阶段的共同追求。

三、情绪价值：日常生活的出口与情感联结的平台

禁炮带来的静谧在三年新冠疫情期间被无限放大，无法控制的天灾人祸像一块块巨幕笼罩了人们的日常生活，营造了一种无声的恐怖。从2020年到2023年的春节，炮声不见的同时“人声”也不再热闹。2024年春节算是疫情解严后第一个正儿八经的春节，十年的禁炮和三年的疫情带来的静默与压抑，使得人们对“取消禁炮”的呼声逐渐变高，放烟花除了延续既有的贺岁传统、更有彻底向上一阶段进行告别之意。韦伯曾悲观地预言现代社会中的人们将困于“理性铁笼”之中，但或许他只说对了一半；如今的人们虽已逐渐适应现代的快节奏与高理性，但他们仍自主地寻找一种日常生活的“安全阀”，以此来洗涤自己因高度理性而麻木的心灵，这也暗合了近年来新兴的“情绪价值”概念。烟花的燃放过程能发泄情绪、缓解压力，而烟花的最终呈现又能治愈人心、带来快感。

此外，当今人们越来越“社恐”、越来越沉迷于自己的个人精神世界与独立空间、注重社交的边界感，传统节日也不过就是“聚在一起玩手机”，人与人之间的联结常常与网线相平行；与此同时，家庭内部的成员关系也日趋复杂，“过年回家”常常充斥着诸多不快，返乡更像是年度“清账”，父母与子女之间、长辈与晚辈之间的交锋与对峙也常常成为社交媒体年前年后的热门话题。而放烟花为人们之间的情感连接搭建了平台，它让人们暂时放下个人成见，与他人沉浸在同一时空、同一事件之中。至少在这短短几分钟内，人与人彼此相连。

四、社会价值：与“结构”的趣味游击

当燃放烟花局限于某些情境时，也就意味着其权力集中在某些主体上。这也是近年来人们质疑禁放烟花的原因；为何他们能放我却不能？而质疑声虽在，但违反者鲜有，不是因为人们完全为改善环境做贡献，更是因为违反规定者面临着“免除公职”的惩罚。但只要“质疑”的话语存在，公权的合理性就必然受到敲打。因此，不论今年出于什么原因，当“解禁”的风吹起来时，躁动的人们便再也按捺不住。笔者大年三十儿在太原市主干道迎泽大桥上放炮时，桥两侧停着多辆轿车、人们扎堆在桥边放炮，警车也只是慢速经过并未进行管制。由此，结构力量虽强，但更偏重抽象层面；在具体层面我们仍有逃逸和游离的空间，仿佛与结构之间进行反复的拉扯。而人们在“抵抗”的同时也不忘适当地“顺从”：比如燃放烟花爆竹多集中于三十儿、初一和初五，其余只有个别小范围燃放。政府这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处理方式像是趣味游戏，或像熟练掌握放风筝技巧的玩家，一收一放之间两全其美。

2024.2.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