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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一场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突然爆发。
然而,在举国为抗击疫情奋战之际,一些所谓的“高级知识分子”却借机输出极端观点,走上了人民群众的对立面。
上海交大教授曹树基就是其中之一。
他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夹带私货称,抗战期间日军在江浙一带开展的细菌战是虚假的历史。
这样的言论无疑是在受灾群众后代的伤口上撒盐,令人愤慨不已。
曹树基为何语出惊人?
日军细菌战到底有多残酷?
曹树基为日军细菌战洗白
2020年年初,全国大部分人都蹲在家里,期待着早日战胜疫情。
在这期间,有一些人则变得更加忙碌,他们就是掌握了话语权的媒体与专家。
媒体忙着发布信息,引领舆论,专家和学者则忙着成为媒体的新闻素材。
他们共同构成了互联网的发声合集。
有的新闻有利于消除民众恐慌、提供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帮助大家更好地度过困难时期。
有的新闻却见缝插针地宣扬自己的思想和价值观,看似先进高调,其实遗毒不浅。
上海交大的历史系教授曹树基就属后者。
他的研究领域为移民史与人口史、疾病史、社会经济史与中国当代史等,著有《鼠疫:战争与和平》等出版物。
作为在疾病史领域颇有成就的学者,新京报采访他对疫情的看法,也算专业对口。
在采访中,记者问他的第一个问题是:疫情期间每天是怎么度过的。
曹树基介绍了自己的日常工作——在写关于日军鼠疫战的论文。
接着,他开门见山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侵华日军的鼠疫战并非真实的历史。
此言论一出,无疑将立刻炸响人民心中的警铃。
曹树基这一招“先声夺人”直接引领了整个谈话的节奏。
随着记者的进一步追问,他更是对自己的炸裂言论进行了论据阐述,读来令人心惊。
令人头皮发麻的是,其观点非常具有迷惑性,稍不清醒就容易被带偏。
总结来说就是,目前查到的关于日军侵华细菌战的历史资料,是经过人为篡改的,不能轻信。
曹树基是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的?
他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日军无法控制鼠疫的散播方向,可能会误伤自己的军队。
第二,现有史料(指曹树基自己翻阅过的史料)无法直接证明鼠疫流行与日军有关,很可能是当时的人们以讹传讹;
第三,某日本作战参谋在作战日记中描述的日本散播鼠疫的纪实,并非该参谋亲眼所见;
第四,当时的疫情报告有两个版本,为了迎合战时的民族主义,我们采用了并不严谨的B版本。
说完这些,他还给自己来了一段免责声明。
即,自己所作所为是为了“严谨治学”“实事求是”。
高帽一戴,似乎别人再从立场方面来反驳他就显得落了下风。
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
二战期间,日本在黑龙江省建立731细菌实验部队是铁一般的事实,无数文字及影像资料都可以证实。
他们大费周折地研究生化武器,不正是为了对付中国人吗?
况且,就曹树基所言的几个理由,本身就站不住脚。
其一,日军控制不了鼠疫的散播方向,难道不能等自己部队撤走了再实施攻击吗?
其二,若亲身经历者描述的景象不足为信,那么曹树基的推断又有什么站得住脚的证据呢?
其三,日本军官日记所记倘若不是事实,他为何要如此抹黑自己的民族和部队?
由此可见,曹树基的种种理论,也实在缺乏可信的依据。
日本细菌战的罪恶历史
早在一战期间,德国就使用过细菌武器,当时采取的做法是让进口牲畜携带病菌,包括鼻疽、炭疽杆菌等。
数千头病牛从港口进入,对一战协约国的人畜、农作物等造成了严重损害。
因此,在一战结束后,日内瓦公约就明确规定了不得在战争中使用细菌武器。
作为战败国的德国,在随之而来的二战中,也遵从了这项约定。
美军在入驻柏林时,没有发现任何大型生物实验室,在对德战争中,也没有超乎寻常的传染病流行。
但是,它的同盟国日本,却没有这么正直有良心了。
不幸的国人,成了日本人实施细菌战的对象。
早在中日还未开战之前,日本军部就开始为细菌战做准备。
罪魁祸首就是一个名叫石井四郎的人。
1932年,浸满了中国人血泪的“731”部队在东北成立,石井四郎任司令,开始主持对华的细菌战研究。
这个部队又名“东乡部队”,队内的研究人员都是用的化名。
他们不敢用真名,大概也是害怕战败后被清算。
而历史证明,这个卑劣的做法的确有效果。
日本战败后,不少参与实验的工作人员都逃脱了审判。
4年后,这支部队被裕仁天皇所承认,成了有编制的正规部队,总部设在哈尔滨。
这意味着,他们的研究经费都来自日本本土,是日本天皇和军部一手主导了对华的细菌战。
那段时间,在总部,他们抓了大量的中国平民进行惨无人道的试验。
比如,“人体70%的重量是水”这一精确结论,就是来自“731”部队的研究。
其研究方法有多残暴,大可自行想象。
令人发指的是,这支部队后来又分别在北京、南京、广州设立了分部。
曹树基提到的鼠疫,就是日本细菌战中的一种病毒。
彼时,日本研究人员故意让健康的人(实验体)染上鼠疫,然后对其进行解剖研究。
手段之残忍,让一些尚保留一丝良心的日本少年兵都感到难以接受。
出生“731”部队的士兵筱冢良雄,就是见证者与亲历者。
当年,还只有15岁的筱冢良雄在解剖室中工作,有时一天要解剖四五具尸体。
这段经历成了筱冢良雄心中挥之不去的阴影。
日本战败后,筱冢良雄作为战俘被遣送回国。
此后,他将一生的精力都花在揭露“731”的罪行上。
日本研究细菌战,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想打击我军的有生力量,以及破坏大后方对军队的支援。
资料显示,浙江是日军细菌战最主要的受灾地。
而衢州,又是日本着重打击的一个区域,只因其地理位置优越。
伤亡无数的衢州鼠疫
事实上,在日军袭击衢州之前,此地本不是鼠疫流行地。
当年遭受过鼠疫灾害的当事人后代,有一些仍活跃在公众平台上,为无辜枉死的同胞发声。
在曹树基的采访登报后,不少专家学者站了出来,反驳他的惊人之言。
侵华日军细菌战衢州展览馆馆长吴建平就是其中之一。
吴建华以志愿者的身份,出任展览馆馆长。
而他之所以会花费大量时间来进行这项工作,正是因为他的祖父辈就曾是日军细菌战的受害者。
当战火烧到吴建华的祖籍浙北时,他的祖父带着家眷逃到了衢州。
不幸的是,在1941年,吴建华的叔叔和小姑姑都先后感染鼠疫去世了。
而他们所染上的鼠疫,正是日军细菌战的结果。
后来,日军入侵衢州,吴建华的祖父死于敌人的刺刀之下,父亲死里逃生。
一家人所经历的战乱之苦,也是当时细菌战下遭到侵略的南方地区家庭的缩影。
吴建华的父亲,后来加入了王选女士担任团长的中国细菌战受害者诉讼原告团,开启了长达十余年的对日诉讼征途。
这座纪念馆,也是吴父协同原告团的成员,在当时衢县县城遭受日军飞机投下鼠疫跳蚤的旧址上建立的。
作为后来人,吴建华继承了父亲的遗志。
如今,这所侵华日军细菌战衢州展览馆中,陈列着敌人的罪证,每年都要接待数万人来访。
虽然日本近年来一直试图洗白自身在抗日战争中犯下的罪行,但饱受其折磨的中国人后代不会遗忘。
仅衢州一地,就有数千人死于细菌战,全国各地共有20余万人受到细菌战的侵害。
这还是有据可查的死亡人数,没有披露或者无材料支撑的数据只会更多。
后记
曹树基身为高级知识分子,实在不该在这个问题上取巧。
其实,像曹树基这样“吃里扒外”的知识分子,早年还要更多。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做“公知”。
尤其是千禧年左右,互联网还没有那么发达,发声渠道几乎都被这些公知所垄断。
那时的普通中国人,只能在他们以假乱真的荒诞言论里寻找真实,不少人都被蒙蔽了。
随着中国实力的增长,那些曾经跪舔发达国家的公知逐渐失去了话语权。
这是因为老百姓都能上网了,那些公知“高级知识分子”的光环已经褪去,影响范围也逐渐减小。
如曹树基这般在疫情期间洗白侵华日军的言论,已经很难再迷惑大众了。
相反,曹树基因为这番“炸裂”的言论,倒是引来了不少口诛笔伐,自身名声也一落千丈。
参考文章
陈致远.侵华日军在中国南方实施的细菌战[J].军事历史研究,2015,29(01):27-34.
新京报《瘟疫与防疫:历史之假与现实之假的魔幻交替丨专访曹树基》
谢志民.日军细菌战与江西上饶地区鼠疫流行[J].前沿,2012(06):157-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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