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返乡观察 谁来种地？谁在种地？种地就一定要得是年轻人？

文/万书润民 |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 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生

1月18日，陕西省农业农村厅网站发布文章《关于“谁来种地”重大问题的调研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并进一步在互联网上发展为“为什么年轻人不愿意种地”这一话题。《报告》从生产成本、比较效益、基础设施、经营主体、人口流失、农村社会、政策补贴、信贷金融等各各方面给予了解释，看起来非常全面、似乎也很正确，但从评论区的广大网友、尤其是农民朋友们的反馈来看，似乎并没有抓住问题的关键所在。

一、应该先认识到是“谁在种地”

“种粮一年不如外出打工一月”，是报告中指出的年轻人不愿种地第一条原因，更不夸张的说，在城里打工一周，就能够抵得上种粮一年。眼下，农业收入和二三产业收入确实无法相比，同时，大多数中西部农村的市场机会不充分，无法支撑起农村家庭的正常生活，这是实际情况，所以农民家庭里的青壮年劳动力，只要能够去城里赚钱，一定不会只在家里种地，这也是一个常识。

那么，现在农村的地都是谁在种呢？

1、村庄中自然发育出的种粮大户：中农

调研发现：在地方政府没有积极推动大面积土地流转的前提下，一般农村百分之60-70%的土地是村里的小农户在种植，而30-40%的土地则被村庄里的中农或大户流转去经营。“人均不过一亩三分，户均不过十亩”的小农经济仍是当下中国农业种植经营的主要方式。

因为农业收入相对有限，只有村里大部分青壮年劳动力都外出务工，少部分不愿外出或是不能外出的人才能够“拾地种”， 成为村庄中以农业收入为生的“中农”。可见，中农是随着农民的城镇化，走向城市大市场后，农村自发形成的群体。但农民的城镇化是渐进的过程，农民进城也是一件有风险的事情，土地对于农民来说是进城失败的退路和保障，因此中农流转的土地也是不固定的，并且往往也是分散的。

反过来说，正因为中农是以亲戚、朋友、邻居、熟人等社会关系流转到一些零碎土地，所以土地地租会低于市场价格，远低于低于那些集中连片的土地的价格。所以中农的生产经营成本，比起城市工商业资本要低不少，使得农业生产的风险降低。

此外，中农与大户相比，其种植经营模式以“适度规模的家庭经营”为主，因此也能够做到精细化的田间管理，较少存在农业劳动的监督问题，因此相对于大户粗放式的、追求面积和效率的经营模式也具有更高的农业亩产和抗自然风险能力。

同时，在村的中农有长远的在村种植经营预期，利益和社会关系在村，会主动购买农机、置办农资、琢磨农技，以此也成为了地方社会内部为小农提供农业社会化服务的重要主体，将现代化的生产方式带给小农户，使得农村自发育出一种梯度规模的种植经营结构。依托这一结构，产生了大量活跃的种植经营主体，他们有多元丰富的差异化市场需求，以此与农资市场形成有主体性的互动，使得我国的农业现代化转型走得更加稳健。

2、作为农户家计模式的农业：老人农业与半工半耕

除了中农，村庄中其他的种粮种田主力，就是小农户。

从对全国各地农村的调研来看，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种植经营的实际情况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是家里55岁以下的人务工，55岁以上的人种地，也符合《报告》指出的，当下农业从业主体“年龄结构偏大、学历层次不高”的现状；

第二种情况是家里老人年龄太大、身体不好，只能是青壮年劳动力农忙的时候回来家种一下地，农闲时又去到城里赚钱，但这需要“土地好种”，即水热、地形等等自然条件比较好的地方，比如华北平原、川西平原，土地收益比较可观；

第三种情况是土地不好种，种了划不来，甚至还亏钱，自然也就没有人种，甚至出现季节性抛荒或长期抛荒的现象。

但总体来说，在我国的主要粮食产区，农业收入对于农村家庭的意义很重要，一是为他们提供了退路和保障，二是为老年人提供了“高福利、低成本”的老年生活。小农户普遍的心态是“将土地牢牢地攥在手里”，而在当下的农业生产水平之下，小农户种植的产量和效率都很有保障。

因此，从整体的农村现实出发，思考“谁来种地”这个问题的关键有几个重要前提：

第一，农民是以家庭而非个体为行动单位和生活单位的，农民家庭穿梭于城乡之间，半工半耕，逐渐实现城镇化与现代化，年轻人不种地不代表家里的老人不种地；

第二，以农业为主的自然经济虽然无法和市场经济相比，但现有的农村土地制度，为小农户提供了进城失败的退路和家庭生活的基本保障，当土地经营条件尚可的情况下，农民不会不种地；

第三，村庄中的小农和中农也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力量，相对于大资本来种地，“小农户+中农”的模式反而亩产更高、抗风险能力更强、社会效益也更佳，此外，中国如今的农业现代化是以“地尽其利、地利共享”的土地制度、国家长期的基础建设和科学技术水平不断提高为基础的，农业亩产一直在逐年上涨，构成了我国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基础。

二、必须要年轻人来种地吗？

从上数分析来看，“年轻人为什么不愿意种地”，很显然是一个假问题。

1、“老人农业+中农”完全可以种好地

首先，当下中国的地被种得很好，其主力军就是村庄中55岁左右的农民，就是“老人农业+中农”的模式。因为农作物生长周期长、受自然因素影响大、风险比较高，家庭经营很好地实现了精细化的田间管理，抗风险能力较强，土地利用效率高，在河南的一些地方，小麦亩产即使在欠年也能够达到800斤，而丰年甚至能够达到1300-1600斤（白麦）。如果下乡转转，会发现道路两边的绿化带都被农户种上了小麦，这些地方的土地好种，不存在没有人种的情况，只能是土地不够种；

另一方面，上文提到的在村庄中发育出的“中农”意指“中坚农民”，他们一般年富力强，留守村庄，积极流转土地、购买机械、使用新农资、追求规模效益，对市场和技术很敏感，因此率先实现了农业生产方式的现代化，也成为为小农提供社会化服务的重要主体，小农户也能够搭上农业现代化的便车，在中西部旱作区，农民基本上“打个电话就能种田”，本地的农机手和跨区作业的农机手完全能够提供“质高价廉”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主粮作物已经基本实现全过程的机械化，农业生产中各个环节所要投入的人工劳动已经大大减轻，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营并不代表“刀耕火种”、“铁器牛耕”的低度生产力。

因此，农村自发育产生了地尽其利的小农和适度规模的中农相互嵌套配合的种植经营结构，为农村家庭提供了有力的基本生活保障，为在城市市场中弱势的劳动力群体提供了归处，中农也成为了留在村庄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农村社会能够维持保障性的秩序。

2、当下我国的农业是社会制度而非经济制度

反之，如果大量年轻人回乡种田，要满足家庭生活和发展的需要，就必然需要规模化种植经营，于是，目前农村形成的“小农-中农-大户”之间微妙的利益平衡与合作机制受到冲击，紧接着土地从不那么稀缺的商品变成炙手可热的商品，随着农业地租的抬升，就会发生经营主体为了维持自己的规模而恶性竞价的事件，促动“大户并小户”，适度规模的中农将被消灭，而农业的“地租”被急剧放大，农业收入中的大部分就会被挤压，更是在农业生产的自然风险之上，叠加了严重的金融风险。

最终的结果会是，有限的土地仍旧不能够养活那么多的年轻人，盲目的农业投资必将铩羽而归，资方给不起流转费，小农户会纷纷下地，维护自己的土地权益，进行中式“零元购”，当下稳定高效的农业生产经营格局和保障性的乡村社会基础也将会被动摇。

故而现阶段的农村和农业已经让14亿中国人的饭碗端牢了，同时发育出一套稳健有韧性的生产生活秩序，与大城市的市场经济相互配套，在我国当下的社会发展阶段，其社会价值远远大于经济价值，是国家高速发展的阻尼器、压舱石。

2023年下半年，我们在华北调研时发现，如今55岁以上的农民工越来越难在城市找到工作，因此纷纷被迫回乡，这并不只是市场对于劳动力要求越来越正规化的结果，而是阶段性的经济低靡后，确实城市里一时间没有那么多工作岗位了。随之而来的就是农民工回到农村，将曾经被流转过去的土地收回自种，导致土地流转费用从500-600元每亩激增至800-1300元每亩。而包地种的成本越来越高，风险越来越大，一旦叠加的自然风险过大、农业欠收，无法如期支付地租，就会引发一连串的社会风险。

所以，只有小农户将土地牢牢攥在手里，没有过剩的工商业资本下乡与本就弱势的农民争利，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才能够发挥蓄水池和稳定器的效果，在经济波动期吸纳返乡劳动力，托住这种阶段性经济结构调整带来的社会冲击。因为农民还可以回乡种地，远比其他国家的人口在面对失业时的境况要好得多，因为其他国家没有土地的农民失业即会成为无家可归的人，成为赤贫者，而在我们的农村只是“家里添一双筷子”，修养一段时间，顺便打理一下田地院舍，等经济形式好转，又能够外出务工，因为只有城市的市场经济才是我国实现现代化，最终成为发达国家的经济引擎。

最后，土地还承载着农村养老的重要功能，种地是农村老人的权利。从物质条件上来说，土地给予了老人低消费、高福利的生活，对于还有劳动能力、身体尚可的低龄老人来说，解决温饱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只是在当下的社会阶段中，土地难以提供高额的货币化收入，因此构成了许多老人的心病。但老人想要赚钱，更多的还是出于中国家庭中“恩往下流”的一种责任感和意义感，如今，子代进城生活、成家立业的压力变大，老人自然也跟着紧张、焦虑起来，是我们城市中生活成本过大的问题。而当下的社会发展水平明显无法解决农村老人的市场就业，所以土地收入对于老人来说就更重要了。

除了经济考量，调研中我们会观察到，“闲不住”是许多农村老人的习惯，比如有些子女会出于孝心将老人接到城里住，但是老人住不到几天，就会觉得“不自在”、“心里着急”，其实是惦记自己种的菜和地。同时，到了城里，老人很喜欢给孙子孙女花钱，买零食买玩具，儿孙绕膝、乐享天伦也是要钱的，一个孙子孙女买一百块玩具，三个就要三百块，一次性投入对于农村老人来说还是有点压力，并且老人出于面子和自尊还会拒绝子女的补贴，一定要证明自己有能力给孙子孙女买东西，这让老人种点地、挣点钱的热情更足，必须要通过种地挣钱、主动劳动、帮衬家人来实现自己的生命意义和价值，而不是坐在那里等死。因此，农村老人通过种地能够帮到子女，能够享受田间地头的劳动，能够自己解决温饱问题，这是属于他们的一种生命权利。

?3、干嘛总和年轻人过不去？

所以，为什么要纠结年轻人种不种地呢？现实明明是，既不需要年轻人来种地，也轮不到年轻人来种地，大量的年轻人也无法在本就占我国经济总量较少的农业GDP中获利（大概8%，再分给几亿农民），否则也不会出现那么多“开着宝马来，骑着自行车去”的农业创业失败的案例。

当然，我们也鼓励真正对农业有热情、有想法的年轻人去发展农业，提高农业技术，创造新的商业模式，赓续优秀传统，但前提是要对当下的农村社会有基本的认识和判断，中国农业的去过密化，是一个过程，确实会逐步让出一定的经济空间给予新的农业经营主体。然而在未来，至少十年内，我国的社会发展阶段还是注定了农村还有大量在城镇化道路上奋斗的农民和农民家庭，而农业的基本面向，是牢牢将饭碗端在人民群众的手上，是为农民提供城镇化的退路和生活保障，农业是与农民和农村高度绑定的，并不只有单一的经济功能，更多的还是一种社会功能。

当下的舆论宣传，关注年轻人为什么不愿意喝酒了？年轻人为什么不愿意结婚了？年轻人为什么不愿意生小孩了？年轻人为什么不愿意走亲戚了？凡此种种，离开实际与整体的发问，实在构成了对代际群体的一种情感伤害，起到了宣传的负作用，用笼统轻浮的想当然替代了系统深刻的思考，也使得被勾起的社会情绪遮蔽了对社会事实的研判探讨，让人反感的同时，也是庸俗的、有害的。

甲辰年大年初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