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瑄璞：书写乡村女性在岁月磨砺中的成长

近日，作家周瑄璞所著长篇小说《芬芳》由作家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芬芳》生动描绘了时代变迁下河南乡村中勤劳、勇敢、坚韧不拔的四代女性形象，以细腻的笔触和生动的方言将小人物的命运与时代的变迁相勾连，描绘出平凡而动人的乡村女性群像。此次，作者周瑄璞接受了中国妇女报的专访，为读者带来她的创作分享。以下，是她的口述——

中原乡村的历史变迁与女性成长

《芬芳》是一部我用两年时间创作完成的长篇小说。故事聚焦在河南颍河前杨村，通过描写四代家族成员的生活，展现了中原乡村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的历史变迁。《芬芳》着重呈现的是女性角色沉浮跌宕的命运，在这本书中，我塑造了四代近10位女性角色，其中杨烈芳和杨素芬是我最喜欢的两位女性。尽管她们的形象、性格和命运各不相同，但她们都表达了我对女性的理解和情感寄托。杨烈芳是这部小说的主要人物之一。尽管她样貌平凡，却几乎拥有了我所欣赏的所有女性优点，是一个令人鼓舞的励志形象。而杨素芬则是一个将传统与现代结合在一起的角色。作为一个生于20世纪60年代末的乡村女性，她处在新旧交替的时期，面临着自立还是依附他人的抉择。素芬美丽、单纯、善良，却遭到被“招干”后吃了商品粮的丈夫的背叛和抛弃，她曾有祈求、有幻想，可当她发现挽回不了负心人时，便立即找到自我，女性意识的觉醒正如书中所描述“既是这样，我就走远远的，也不叫人家不耐烦咱。”她鲜活丰满、真实可亲，始终自尊自爱，勇敢地担起生活的责任，她回到娘家，顶着世俗压力，独自抚养女儿长大成人成才。如果说烈芳是一个女性楷模，那素芬更像是我们身边的好姐妹。

乡村女性与在城市中成长的女性所面临的困境不尽相同。乡村之中盛行的传统观念，如重男轻女、女孩读书无用论等，确实给女性地位和发展带来了一定的限制，她们面临最大的困境是经济不独立和受教育有限，她们中大部分人没有自己获取经济的能力，只能依赖于男性和儿女。但是我认为，女性的限制更多的还是来自个人性格和受教育程度。我的另一部小说《多湾》中的主要女性人物季瓷，生长在20世纪30年代，是个裹小脚的普通乡村女性，和《芬芳》中的女性相比，受到了更多环境的限制，但是她聪颖、能干，能够主宰自己的命运，用评论家的话说“天生就是一棵美好的树”。这些传统观念就像是笼罩在空中的一层雾，有的人能穿透迷雾看清前方，有的人迷失在雾中。

《芬芳》中的女性自身都拥有着强悍的生命力，除此之外还有无私奉献、吃苦耐劳、内心坚韧的共同特点，她们就是能穿透迷雾的人。她们像大地一般温暖、宽广、深厚，烈芳辍学选择回家劳动是出于对哥哥的支持和帮助，不是以毁掉自己、耽误自己为代价，而是来自女性的母性拯救力量。烈芳相信自己有能力把握生活，无论上学与否都能走好自己的路。事实证明，她确实做到了。虽然她是一个虚构的人物，但她在故事中所展现出积极、勤奋的品质让读者感到真实可信，无一丝夸张与虚假。

时代的发展和全民教育的普及对女性的觉醒意识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芬芳》中，我们可以看到四代女性从不识字到接受高等教育的转变，这代表着她们逐渐从封建思想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并实现了个性的独立和自主。这种觉醒过程是与时代背景和社会进步紧密联系的。《芬芳》中的四代女性经历了从被束缚到觉醒的过程，从而向读者传递出一个积极向上的信息：受教育和主观能动性使得女性能够追求自己的梦想，实现个性的独立和自主。

用中原语调讲述鲜活故事

《芬芳》中故事的描绘运用了河南方言，因为我认为方言在文学作品中的使用能够增添丰富的生活气息，甚至能够让人嗅到河南泥土的芬芳。尽管方言看起来会略显晦涩，但一旦它与整个叙事背景和上下文相结合，便不会对阅读造成太大的障碍。方言的魅力在于它的似懂非懂有所懂的感觉，当它首次出现时，读者可能不太理解，但随着其反复出现，便会逐渐对其中的含义有所把握。祖国如此之大，各地语言丰富多样，所以文学作品中的方言也无须逐一去注解，读者们自会领悟，并欣赏其中的独特韵味。

方言通常是古汉语，千百年来流传下来的，比如《水浒传》《红楼梦》中的很多词语，我们老家至今还在用：啰唣（喧哗、吵闹）、堪堪（刚刚）、没耳性（没记性）、懒待动（无精打采）。再比如《范进中举》中“吃到日西时分”的“日西”。还有河南人说的晌午头儿（中午）、待黑（傍晚）、雾星（下雨前的朦胧湿气）、失火、不醒世……这些词，精准生动，雅致可亲。至于西安人常说的“咔里马嚓”（快点、利索点）“扑希来海”（穿着打扮窝囊不利索）“呼拉海”（性格粗放、不讲究、不计较）“麻迷儿”（胡搅蛮缠、不讲理）……这都是唐朝时候西域传来的波斯语，人们说到现在，为我所用，也算是语言的大融合。

方言之间也会存在一些共通之处。我虽然是河南人，但在陕西生活了40多年，对两省语言都非常熟悉。陕西话坚硬铿锵短促有力，河南话柔软圆润爱拐弯。这两省方言，都能找到深厚的历史渊源。比如陕西人的肉夹馍，其实是“肉夹于馍”，陕西人说“累得兮兮儿的”（累极累透），多有古风古韵，河南人会说“使淌了”，还有“气淌了”“吓淌了”，一个“淌了（极致）”也很形象。河南人形容人在说知心话，用“秧秧秧”，我的理解就是像豆角秧一样纤细柔和，随意攀爬，闲扯。因为方言很多只有其音没有其字，人们就拿一个相近的或约定俗成的来用。陕西人管聊天闲谈叫“谝闲传”，河南人叫“喷空儿”，从字面看，其实都有古意。

方言的运用将《芬芳》中人物乐观幽默豁达的心态呈现在人们面前，凭着这样积极向上的姿态，人物虽然艰苦但也慢慢熬过了那些在土里刨食的日子，迎来了自己的芬芳，家乡的芬芳。

农村生活的印记就在我的笔尖

有人说《芬芳》中对河南的乡村生活描写十分细致，从衣食住行到人物语言、神态动作。我想，这和我的成长经历有关，我把它当成童年回忆录来写，作品从20世纪70年代写起，恰是我人生记忆的开始，我不厌其烦地写了琐碎的日常生活，并试图将它们写出诗意和温度。人到中年后，总喜欢回望过去，回忆生命中尤其是童年里的点点滴滴，想把那些再也找不回来的时光详细地记录和挽留。因此我决定写一部长篇小说，在时光长河中让人物尤其是众多的女性人物复原。通过游子回望故乡的眼光，我观察到曾经生活里的每个人都很可爱，一事一物、一草一木都值得记录。从庄稼风物、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吃穿花销、定亲结婚、走亲戚、赶集、赶会、看戏……我想将这些情景都写入其中。比如烧鏊子用麦秸、做饭烧秸秆、蒸馍蒸红薯烧树枝劈柴等。这些画面随着时代的发展逐渐消失，我希望通过文字记录，让人们无论在多少年后从书中读到，仍然能够感受到其中的亲切和温暖。

我从小敏感细腻，情感丰富，加之从河南农村到西安，面对着没有城市户口的处境和困难的家庭条件，我的自卑情绪越发强烈。然而，正是这些困境让我的内心世界变得丰富多彩。年轻时工作不理想，但我想要改变现状，于是立誓写作。我是个幸运的人，通过写作改变了自身命运。我对文学怀有感激之情，对生命心存感恩。

因此，《芬芳》中的女性人物形象得以如此真实、立体是源于我在创作时，将她们看作是自己。她们的路，我曾经走过。她们的苦与乐，和我的内心同频共振。

尽管故事发生在特定的时期和背景下，但其中展现的情感、挑战和成长过程是普世的，与时间和空间无关，我相信它们也可以让现代女性产生共鸣。有的人看到自己，有的人看到母亲和奶奶。好的文学作品永不过时，无论你写于何时何地，你始终在讲述人类的故事——探索人性的渴望和人们面对的困境，这是永恒的主题。

我认为，女性在文学创作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她们对于文学的贡献和影响不可忽视。女性的独特视角和体验让她们能够以自身的经历和感受，将更多的情感与情绪融入到作品中。她们往往能够描绘出女性角色丰富多样的内心世界，传递出对性别、社会角色和权利的思考和挑战。书写不应限于性别，每个人都能够发表自己的声音和表达自己的观点。重要的是书写者的创造力和对人类情感和思想的洞察。

无论何时，我希望当读者翻阅我笔下的文字时，他们能够重新审视生活中的琐碎，感受其中蕴含的美好和珍贵，体悟到女性生命力的盛放，细嗅出那泥土气中的芬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