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若|| 文化裂变1：从周公制礼到孟子革命

摘要：先王之道教的精髓在于确立了普遍遵守的道德和法治规范。可是，周王朝为了维护其“家天下”而制定周礼，以礼为法，开启了上下尊卑的道德规范。通过分祀制度，周公礼乐扭曲了传统上天信仰。通过以礼乱法，孔子礼教改变了华夏道德基因。这使得中国难以摆脱等级固化。而孔孟之争则使中国难以摆脱历史周期律的纠缠。

关键词：礼乐 礼教 礼法 外儒内法 孔孟之争

（作者：墨若，授权墨者辩发布）

先王之道教为华夏优秀传统文化基因。第一次文化基因改变，从周武王分祀制开始。影响因素主要来自于两部分内容，一个是周礼，另一个是儒学。周礼起作用的时期主要是在西周时期，不到三百年时间，但就是这短短的三百年，使天下各种人文状态，完全走到了先王之道的反面；西周不可避免地进入乱世后，周天子被迫西迁，开启了东周时期，先有春秋五霸，后有战国七雄，混乱程度进一步加剧，所以，周天子基本上只是一个摆设，没有发挥什么作用，在东周国家层面，周礼实际上也就名存实亡了，但周礼仍有两个载体，一是在各诸侯国内部发挥作用，另外一个传承载体，那就是以孔子为首的儒学。先说一下西周不到三百年时间，是怎样改变文化基因的。

◆分祀制度：周公礼乐对传统上天信仰的扭曲

首先是周武王开始了祭祀礼仪的分祀制，《墨子·明鬼》叙述道：昔者武王之攻殷诛纣也，使诸侯分其祭，曰：“使亲者受内祀，疏者受外祀。”故武王必以鬼神为有，是故攻殷伐纣，使诸侯分其祭。（从前周武王攻伐殷商诛杀纣王，使诸侯分掌众神的祭祀，说：“同姓诸侯得立祖庙以祭祀，异姓诸侯祭祀本国的山川。”所以说武王必定认为鬼神是存在的，所以攻殷伐纣，使诸侯分主祭祀。）

历史记载，周朝的诸侯都城中都有三个庙，宗庙、祖庙、祢庙，就是为了便于分祀。周武王为什么分祀，究其原因，周武王力图证明，周之天高于商之帝，另一方面，可能是武王为保其后继者之永续天命而避免再次出现类似《禽艾》中“得玑无小，灭宗无大”的天罚天讨。周武王深知“富不过三代”的道理，自己的后世继任者中，难免不出现夏粲商纣之流，接着，必然会有义人以样学样，再搞汤武革命，所以，分祀就是让天下人知道天命在我，以这样的理论对天下人进行教育，即使自己的后世继承人真的出现了桀纣之流，人民也会因为天命之教而减少反抗。

历史确实是沿着这个轨迹发展的。后来周公制定周礼时，继承了分祀的礼仪，在《礼记王制》中说：“天子祭天地，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这就是“等级祭祀制”。天子才可以祭天，国之祭祀，成为君权、君威集中展现的时刻，既庄严肃穆，又具有极大的威慑力，强化了“礼治”，巩固了周王室的统治地位，在此基础上上派生出亲亲尊尊的各种人间礼仪。

所以，分祀的做法，影响深远，从信仰的高度设计出人天生就是不平等的，有人来天生就是做主人的，而有的人天生就为奴，再加上把这种天命作为主流教化，天天说，月月教，经过几代的传承，即使是谎言，说多了，最后大家都会信以为真。西周天子与贵族统治阶层的合法腐败，从一开始就触目惊心，到中后期更是腐败透顶。但是，由于教育工作做的好，人们各安天命，礼治，为西周贵族世卿世禄起到了很好的保驾护航作用，成功地使周朝断断续续苟延残喘了几乎八百年，可见周武王与周公为了一家之天下，何其用心良苦，确实也起到了良好效果。

让我们看看最早的“礼”是什么样的。从礼的起源看，礼，最早自然离不开祭祀活动。汉代许慎以“事神致福”来解释“礼”字，所谓“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这里的“事神致福”即为“祭祀”之意。各种祭祀礼仪活动是以原始氏族部落为单位，要么祭天，要么祭神灵。后来发展到部落联盟共同进行祭祀，正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我们看到，黄帝曾经带领各部族在王屋山，所有人都一起祭天。后来尧舜禹祭天，都是与所有人一起进行的。别小看这种共同的祭祀活动，正是在这种祭祀中，形成了共同遵守、神圣的道德体系与相应的法律惩戒体系。

但是，基于分祀制的周礼，制定了完善了礼治，以礼治国，以礼为法，取消了远古以及夏商时期天下一体的天道信仰，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大家都统一遵守的道德，也被彻底废弃了。一并被废弃的，还有统一管理天下的法律，西周进入了没有法的时代；如果说有法，从天子大家族到诸侯各家族，下至士人君子小家庭，在周礼的基础上，都各自有内部的家法或者私刑，以此管理自己管辖范围里的农奴或者家仆；总之，西周从国家层面不再有统一的成文法。礼治，家天下，亲人社会，私刑家法，成为周朝的主要特征。“礼治”，是全世界绝无仅有的现象。

对于“礼治”，法国著名汉学家汪德迈这样说：“礼治是治理社会的一种很特别的方法。除了中国以外，从来没有其他国家使用过类似礼治的办法来调整社会关系、从而维持社会秩序。这并非说“礼仪”这种现象是中国独有的，——礼仪这种现象是很普遍的，任何文化都具有的——可是只有在中国传统中形成了这种异常严密完整的“礼治”，成为社会活动中人与人关系的行为规范。”这话非常深刻地揭示了礼治是中国独有的，而礼仪，在世界各地的宗教活动中普遍存在。

实现了家天下后，“天下为公”成为历史过往。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制从此固定下来。以礼治国，这可是西周开创的一大特色，全世界绝无仅有。规则完全被改变，形成了完整的等级制，理论上的指导思想是天命，以此教导人们，这都是老天安排的，人都要认命。这是文化基因的第一次裂变。

这样，礼治与宗法分封制就成为一对双胞胎；一方面依据与周天子血缘关系的远近亲疏，把天下的土地和人口进行重新分配，建立起基于血统的森严的奴隶主等级制度，另一方面，又为各个等级的人规定了具体的行为规范，上级成为下级的礼敬对象，以礼为法进行行政管理，以刑护礼，从此，人间的是非对错，是基于礼制的等级而确立的，后人又补充了“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礼教条款；这就是后世儒者津津乐道的基于周礼的礼法；而流传了几千年的基于天道、以善恶定是非的先王之王法，被彻底废弃了，进入了漫长的礼治阶段。

周礼实行礼治，以礼为法，背弃了先王之道，丢掉了先王之法，所以我们说，周礼，实在是“以礼乱法。”

宗法制有一个传统，五代之后，就不算同宗了。长此以往，设想一下，历经几百年传承之后，各个诸侯国的继承人与周天子的继任者之间，血缘亲情关系已经很淡漠，形同陌路了。所以，一方面礼治渐渐没有任何约束力了。另一方面，本着“传长不传贤”进行传位接力的周天子，接力者难免把接力棒传到昏君手中；据统计，西周275年13位君主，前7个都是明君，后6个只有2个明君，墨子历数的昏君“桀纣幽厉”，后两位都出自西周，后来的周天子其昏聩程度可想而知；所以，宗法世袭、世卿世禄制，阻断了贤良的上升通道，昏庸之辈根本无力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制定相应的应对措施、制定更加完善的法律制度。西周最终落幕。这是以礼乱法的必然后果。

◆以礼乱法：孔子礼教对华夏 道德 基因的改变

孔子时期，距离周公设立周礼已经过去几乎六百年时间，现存的统治群体，根本就不存在什么血缘关系了，礼治的根基已经不存在了，而孔子一心主张恢复礼治；他以这种抱残守缺的心态到处求官推行礼治，注定会四处碰壁。求官不成，但孔子把周礼的等级观念完整继承了下来。

先看孔子对礼治的解释。孔子思想的主线，是以源自于周礼的“礼”为中心的。而周礼，与家天下与世卿世禄的宗法制是一对双胞胎，是通过垄断信仰，以礼教教化天下人，从而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等各方面服服帖帖地服膺于周天子脚下。一句话，周礼是为维护奴隶制服务的。而孔子说，“吾从周”。对于以礼为法，礼法一体，孔子的解释是，礼乐刑政,其极一也（礼记）；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论语）。孔子认为，礼而后刑，礼与刑是统一的，都是使民、治民的手段。如果礼乐等教化手段劝导不了，不够治民、“防万民”之用，那就需要威严无比的“刑法”上场。不过，此时的刑法，不过是各级统治者自己定的私刑家法，大都没有统一的明文规定，全凭王公大人或者族里长辈等等尊长们的主观意愿而定。礼而后刑，制礼以实现崇敬，作刑以明威，所针对的是权贵和平民两个阶层的不同方法，是君之为治（刑礼论）的不同手段，所以才有孔子礼刑极一的主张。

再看孔子执着于礼治，明确反对法治。我们讲过，礼敬的对象本来是上天和神明，可是，经过周礼和孔子的深加工，崇敬的对象，除了上天和神明，又加上了天子以及权贵。孔子之儒学，在周礼的基础上，进一步扰乱了先王之道所建立起的天人关系。但是，孔子如此执着于礼治，以至于公元前513年，晋国赵鞅将刑书条文刻铸在鉄鼎上，公之于众，史称“铸刑鼎”，孔子对此批评说；“晋其亡乎！”孔子认为，将治理民众的刑法铸于鼎上，混淆了贵贱尊卑的等级。“贵贱无序，何以治国？”

三看孔子基于君子与小人的道德观。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字面解释，在孔子这里，“君子”既指有地位者，也兼指有德者，“小人”既指平民，也兼指无德者。这句话的大意是，孔子说：“君子知晓义理， 小人晓于利益。”孔子这句话，明显有道德倾向，这与以前不一样。

君子和小人,最初与道德倾向无关,考其原始，《左传》襄公九年以“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先王之制”，襄九年《左传》所谓“庶人力于农、穑、商、工、造、隶，不知迁业”者。说明君子和小人，仅仅指两种性质不同的从业者。君子，是所有宗法贵族之概称,士以下为庶人、贱人。贱人即小人，身份高于奴隶，是自由民，从当时的人看来，百工、商贾，农夫皆属贱业。孔子自称“少也贱。”商汤之贤相伊尹，曾操庖厨之业，亦被目为贱人。墨子当过各种工匠，做过小手工业主，深入过集市，种过田地庄稼。所以，墨子又称自己是一个“贱人”。楚国的大臣穆贺就直言墨子的话是“贱人所言”。所以，君子与贱人，最初只是阶层的代名词，是中性的。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孔子的带动下，君子和小人这两个观念，逐渐与道德挂上钩，成为两个道德倾向相反的观念和人群,君子是道德完美的人，而小人则相反。君子与小人什么时候与道德扯上关系？这种做法始于《论语》。在论语中，孔子这位自称“少也贱”的主儿，开始系统性贬低所谓的“小人”。

《论语》中关于107次君子、24次小人的言语，这里就不一一引用了。张晓君《对论语中君子与小人的分析》指出，根据论语，君子与小人与四大区别，主要表现在外表与行为上的区别、在品质上的区别、在意志上的区别，以及在责任意识上的区别。

总体观感，《论语》中一方面肯定那些位高权重者为君子，同时给他们加上了高尚的道德属性，君子代表了光明磊落，正直无私，集中了才识渊博、胸怀宽广、不计得失等等优点，是完美人格的体现。所以，孔子给他们的定位是“上达”；他们的高贵地位是“天命”所定；另一方面，只要是庶民、小人，道德就是低下的，其特点是心理上不成熟、人格上不健全的人，患得患失、蝇营狗苟、拉帮结派、追求蝇头小利，是人格不健全的、“无德”的典型代表。君子里有可能出现不仁者，但庶民中绝对不会出现仁德之人。因而孔子教育自己 的学生，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努力做君子不做小人，亲近君子，与小人保持距离。

从这里可以看出，孔子特别轻视下层人士，他说：“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宪问》）意思是君子当中可能有不仁德的人，而小人当中却不会有仁德的人的。在孔子看来，只有小人才讨论言必行行必果这样的话题，在君子中不存在这个问题。所以，他反对自己的学生讨论务农的话题。

可见，君子和小人,本来是用于区别贵族与庶民的词汇，在孔子的带动下，君子与小人成为两个有严重道德倾向的词汇。

四看孔子的名实观。从自然科学的角度看，我们说过，墨子和亚里士多德之所以成为科学与神学的全才，是因为他们都掌握了科学的思维方式，形成了归纳、一般定义以及推演论证科学思维三部曲，进而通过“取实予名”，“取名于实”，实现“举名拟实”和“以名举实”，实现科学理论与思想上的创新与突破。

孔子也涉及到了“名”论，他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法不中。刑法不中，则民无所错手足。”孔子的名，只是在“君臣父子”礼乐制度中争取一个名分而已，在经过头破血流的努力与个人奋斗，终于成为礼乐体制中的一员、实现了成为人上人梦想之后，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去“治民”了。正如某名人所言，为了不做奴隶，应努力推翻奴隶制；而孔子则不同，为了不做奴隶，要努力挤入奴隶主的行列。孔子关于“名”的论述，成为酱缸文化与内卷的起点。

五看人的骄狂始于何时何处？刚才说到孔子没有逻辑思维，孔子“礼学”的继承人荀子对“名”之说，同样有局限性，因其看到逻辑不利于一家一言之思想垄断，所以他反对研究问题，要加以禁止，以达到“其民莫敢托为奇辞以乱正名，故一于道法而谨于循令矣。”为后世统治者大搞文字狱奠定了理论基础。荀子永远也不会懂，他这里禁止自由思想与批判式思维，是在阻断通往科学殿堂的通途大道。人的骄狂就是从这种无逻辑开始的。

最早有宴子说孔子“傲慢且顺迎有地位的人拍马屁。不能让下面的人学这种行为。……知识很多却不会治理好天下，费尽心思却不能造福人民。他们对学问的解答长篇累牍，却教育不出实在的本事。正值年轻有为的年纪的人，却不懂得自己的社会责任（因为他们整日沉迷礼乐）。他们积累财富，却不用于快乐的事。他们研究出复杂而花里胡哨的歪理邪说，到各个君主那里去谋求高官厚禄。大肆举办华丽的音乐集会，让百姓沉迷享乐，愚弱人民。他们的思想不可以推行给世人，他们的教育不可以用来引导人民。如今想要给他权力地位，就会改变齐国的风俗信仰，不可以让儒教在民众中存在误导世人。”

墨子也认为孔子会改变人的信仰，他说：“儒以天为不明，以鬼为不神，天、鬼不悦，此足以丧天下。”孔子对天的信仰，将信将疑。他曾经说过：“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宪问）、“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天丧予’”（先进）、“子疾病，子路使门人为臣。病问，曰：‘久矣哉，由之行诈也！无臣而为有臣。吾谁欺，欺天乎’”（子罕）。“子见南子，子路不悦。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一”（雍也）、“王孙贾问日：‘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何谓也？’子曰：‘不然，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八佾）。从这些话语，好像是有天道信仰的。

但是，说他没有信仰，也是有根据的。比如：“季路问事鬼神，子日：‘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先进），故“子不言怪、力、乱、神”（述而）等。所以说，孔子对于信仰将信将疑，墨子认为这种“以天为不明，以鬼为不神，”的态度，会引起上天与神明的不悦，此足以丧天下。

我们说过，从世界范围看，人类有天道信仰的地方，就有普遍遵守的道德，无一人可以例外。但是，周礼分化了普遍意义上的天道信仰，为了家天下与特权，抛弃了本应共同遵守的道德与法律，以礼乱法，以礼乱德，即使井然有序也是暂时的，靠天命这种扭曲的天道观洗脑，终究不会长久，最终会丧亡。这就是墨子以逻辑为工具所做的预言，最终被应验了。

儒者不讲逻辑，没有确定性的名词与概念，必然会造成观念混乱；而且造成的太多的混乱观念。比如，论语，大都是武断的命令式语句，没有进行完整的论述或者论证，许多心灵鸡汤式的片言只语，极易产生误解，而且已经产生了大量误解，需要许多人花费许多精力进行各种解释，解释也是五花八门，产生了更多误解。但有一条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给本来属于职业划分的君子与小人，加上了强烈的道德属性，严重贬低劳动大众。历代皇上依靠半部论语治天下，其头脑的混乱程度可想而知。再比如，西周井田制，本来是家天下的周天子私有制，非要说成是国有制。儒学自己搞上下尊卑的等级制，爱有等差，非要说兼爱是爱无等差。还有就是，汉朝开启了一大波援墨入儒、援道入儒的潮流，儒生们借孔子的话，说出了兼爱为主题的大同理想，简直就是匪夷所思的事情。稍作思考就会知道，孔子孟子的思想与大同理性是排斥的，违背了排中律。可见，没有逻辑思维，就会导致思想混乱，这是确定无疑的事实了。

六看关于言行一致。 没有逻辑思维，就没有言行一致。孔子曰: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孟子： 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墨子：言必信，行必果。言不信者行不果，志不强者，智不达。墨子这个说法，意味着孔子与孟子都属于“智不达”，智慧不够高明。

■天下为家：孔孟之争导致历史周期律轮回

孔子对于“革命”的态度：“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不得不说，孔子创造了一种新的君臣关系。在《论语》里，孔子直接批评汤武革命：“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此外，孔子还在《论语》中给汤武指出一条相反的道路，向伯夷叔齐学习：“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总之，孔子认为汤武革命违背了“礼”，是不对的。

孟子正好相反，主张革命有理，反对孔子的理论：“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所以，他呼唤必要时就改朝换代：“彼一时，此一时也。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在评价汤武革命时，孟子辩护说：“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视君也。”

苏东坡看出了孔孟的分歧，他说：“孟轲始乱之曰：吾闻武王诛独夫纣，未闻弑君也。自是学者以汤武为圣人之正若当然者，皆孔氏之罪人也。”孟子认同的人，在孔子那里，是罪犯。

孔孟对革命的分歧，揭示出儒者的思想分化与儒学的逻辑混乱，也导致了后世儒生两面的政治性格——像孔子的，愚忠愚孝，把天子吹捧上了天，不受任何制约与约束的天子之流，骄奢淫逸、较好跋扈、恣意妄为到民不聊生的程度时，孟子一派就要出来闹革命了。历史就是这样演变出没完没了的历史周期律，与孔孟脱不了干系。

正如墨子所批评的“‘儒之道，贫且乱政之本，’而儒者以为道教”。（《非命》）

首先，墨子对孔子道德观进行了批判。从墨学角度看，墨子一直坚持君子小人这两个名称的社会地位性质，不与道德属性挂钩。面对孔子把庶民小人与无德相关联，认为这是对人进行区别对待，是带着有色眼镜看人，有失偏颇，所以，墨子依据兼爱天则，提出“以兼易别”与之对垒，主张“官无终贵，民无终贱”，不论阶层，只要贤能，都可以出仕当官，“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不义不富，不义不贵，不义不亲，不义不近”。

然后，对孔子的君子阶层所仰赖的天命观，墨子也进行了彻底否定。墨子指出，君亲师皆不可法，唯有法天，就是对孔子“畏大人”的否定。孔子三畏，其中畏天命、畏大人，都被墨子彻底否定了。现代社会学观点看，凡是人，无一例外都有私心，从这个角度看，孔子的君子观是不成熟的、可笑的。而墨子所染说，更具科学性。墨子基于公平的天道信仰，为大众代言，以一切人的公共利益为本，提出以兼易别的义利观，保护所有人的基本权利。孔子基于周礼中天子受命于天的片面信仰观，为君子代言，推行天命，重义轻利，保护天子和贵族的权威。墨子法夏，孔子从周。墨子法天，孔子法天子、畏大人。墨子公天下，孔子奔小康。优劣高低，一目了然。

其次，墨子认为儒学“足以丧天下”。历史确实是这样。周礼维护家天下，其本质是“帝道”，周代时期，成也周礼，败也周礼，因为其维护世卿世禄，阶层固化，利益固化，严重阻碍了人才的上升通道，所以，周礼最终成为周代“贫且乱政”之根源。儒者把先王之“王道”“矮化”为以私为公、以家天下为底色的周礼以及礼教，并以此为“道统”，正是所谓“以文害用”“忘其直”，造成谬种流传，形成一种流弊；墨子彻底认清了这个事实，所以“背周道而用夏政”， 回到先王之“道教”中，把大禹作为取法对象，主张仁人之所以从事者，必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力争复兴真正的王道，“传先王之道,论圣人之言,以宣告人”，宣传基于先王之道的王道精神。墨徒日夜不休，以自苦而为极。具有实践精神和救世情怀。而孔子自己承认“吾从周”，力图恢复周礼，并以此为道统。用墨子的话说，这是以“贫且乱政之本” 为道教。

再次，墨子明确否定孔子是圣人。《墨子•公孟篇》中有一段记载：“公孟子谓墨子曰：‘昔者圣王之列也，上圣列为天子，其次列为大夫。今孔子博于诗书，察于礼乐，详于万物，若使孔子当圣王，则岂不以孔子为天子哉？’子墨子曰：‘夫知者，必尊天事鬼，爱人节用，合焉为知矣。今子曰‘今孔子博于诗书，察于礼乐，详于万物’，而曰可以为天子。是数人之齿，而以为富’。”在公孟子看来，孔子就是圣人，应当成为圣王；而墨子明确表示反对，认为孔子并不符合“顺天意而明鬼神，兼相爱而交相利”。所以，墨子拒绝承认孔子为圣人，更不可能是圣王。儒家的“人文”嗜好，在后世皇权的推波助澜下，掩盖了本该自然兴起的科学精神，其孜孜以求“礼乐”治国，这种其全心全意为王权贵族服务的态度，深深打动了汉以后历代统治者，所以，汉武帝开始独尊儒术，后世统治者欲罢而不能。学而优则仕，科举制度，把人才都吸引去当官了。由于严重缺乏人力资源，墨子开创的科学精神，被弃置尘封。

最后，墨子不仅揭露了周礼和儒学的弊端，对此进行了系统批判，也提出了复兴先王之道的系列主张。欲以非之，必有易之。在墨子看来，天始生民，因为没有普遍遵守的义规范，所以，天下混乱如禽兽状，正如《尚同》上墨子所说，“…夫明乎天下之所以乱者，生于无政长。是故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墨子给出的方案是，选贤能的仁人做天子，组建政府。然后以相同条件选择各级政长，协助天子管理天下。《尚同》中讲得更加详尽：“……选择天下贤良、圣知、辩慧之人，立以为天子，使从事乎一同天下之义”。

墨子特别重视政府在“治乱”中的作用。同时，他更加重视天子的作用。原因是，他深知，没有政府，社会肯定是一片混乱，但是，有政府，社会不见得就会变好，社会变好的前提是，有一个好政府；如果政府不好，比无政府状态更坏。比如西周后期到春秋战国时期，政令不出王室，天下丧失了道义，君臣、父子兄弟等全民一起互害之乱。这是周礼天命必然产生的潜在之乱。在这种情况下，“正长之不强于听治，贱人之不强于从事也。民之为婬暴寇乱盗贼，以兵刃、毒药、水火，退无罪人乎道路率径，夺人车马、衣裘以自利者，并作，”这种乱，似曾相识。这种乱，是在有政府的情况下产生的，但政府管理效率极低或者根本就无效。

还有一种混乱，也是在有政府的情况下产生的，那就是桀纣幽厉之暴政产生的暴乱。尤其是厉王、幽王之乱，就发生在墨子生活的周朝。有政府的情况下，各级政长齐备的情况下，天下同样是会发生大乱的。可见，政长处于昏聩会产生混乱，在认知局限的状况下发出错误的号令会产生混乱；或者，暴王们无天无道无法，乱作为，也会使天下大乱。这就是墨子所说，愚蠢低贱的人爬上高位作管理者，“恣己为政”、恣意妄为所致。所以，我们说，墨子特别重视政府在“治乱”中的作用，同时，他更加重视天子的作用。正如他在“所染”中说过，一个人可以把天下带到好的方向，也足以把天下带坏了。可见，以“贤良、圣知、辩慧” 为条件进行选举，是多么重要。

这还不够，还有下一步，就是使天子从事于“一统天下之义”。关于“一统天下之义”，我们已经讲过，就是要在天子的带领下，全民“上同于天”，就是坚守根据先王之道所订立的“天人之约”，要求全体国民从上到下，无一例外，全民学习天道信仰、全民成为义人、全部以统一的天道善恶定是非、全部遵守统一的道德教化、全部遵守统一的法律真正做到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总之，谨遵天人之约，消除礼教特权，才能摆脱宴子口中儒者特有的骄狂自大，才能以义为正，才能真正让善发挥作用、避免恣己为正、恣意妄为，才能真正建立起公开公平公正透明的规则，避免让劣币驱逐良币，才能真正实现人的安定团结，使人的主观能动性与创造性得到充分发挥。这样的社会，才有可能生机勃勃、欣欣向荣、繁荣昌盛、兴旺发达。

反之，在荀学所谓人定胜天的鼓动下，骄狂地否定天道信仰，就认定了礼教所带来的特权，就是要享受高高在上的特殊感觉，这样就注定不会形成“一统天下之义”于天的局面，只是“一统天下之义”于天子，这会使大局陷入危险的边缘；因为墨子早就预言了，只是上同于天子，而不上同于天，灾犹未去也。历史已经被墨子的神预言所证实不止一次两次了，而是屡次证实。

总之，是否“一统天下之义”于天，事关“以义为正”与“恣己为正”的墨者之辩：前者，以天道善恶定是非，追求公道，有天，有道，有义，有善，有法，有德，有爱，有信，人人给自己立规矩，兼相爱，交相利，实现安生生。而后者，随心所欲以自己的立场定是非，人极度自私，无天，无道，无义，无善，无法，无德，无爱，无信，人与人相害，家与家相篡，国与国相攻，人类不可延续。

墨子努力复兴先王之道教，以及天人之约，是有其内在逻辑的。墨子在生前为此努力了，也起到一定的作用。墨子从理论上对西周“礼治”进行全面否定，力图重建天道之礼。墨子批评时局说，“无君臣上下长幼之节, 父子兄弟之礼,”墨子重新定位君臣、父子、兄弟之间的社会关系与伦理属性, 希望他们能家、国分离，公私有别，以便各尽其责、各安其分。这是正常的，如果君臣上下有礼仪,就违背“节”，礼，只能对亲人，比如父子兄弟，除此之外，就是对天与神明应该施以礼敬；反之，以“礼天”之礼去礼天子，这是对天的大不敬。上文说过，西周之所以产生了以“礼”敬人的做法，一开始理由也很充足，因为周天子把天下划片区分封给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人管理，天子和诸侯的关系大多数是父子、叔侄等类似的关系，按照墨子“父子兄弟之礼”的说法，西周初期制定在统治阶层制定“礼制”，似乎合乎情理的。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血缘关系的归属感逐渐消失殆尽的时候，如果还追求以礼治国，就不太现实了。一般而言，出了五代，就可以认定没有什么亲属关系了。所以，西周后期就开始天下动荡不安，被迫迁都；到孔子春秋时代，天下一片混乱，孔子梦想再回礼治，于情于理都不合时宜、不识时务。老子对礼的评价也是负面的，他说，“夫礼者,忠信之薄也,而乱之首也”，真是一语中的。礼治不仅扰乱天道，贻误法治建设，还破坏大家普遍认同的道德观念，所以，墨子力图回归天道之礼，拔除周礼的不良影响，大声疾呼天子应该“节制”自己的欲望。

墨子力争重回天道，就是为建设统一的道德教化与统一的法治。所以，墨子特别重视兼爱视角下君臣之间的平等，本着人人忠于职守的原则，避免产生人身依附的奴化现象，所以，墨子针对统治者高高在上的烦文缛“礼”，力倡非儒；指出这些行径“上考之不中圣王之事，下度之不中万民之利” ，从根本上违背了“尊天事鬼，爱利万民”的为政原则，“仁者弗为也” 。他希望君主爱民谨忠和仁惠义政、无以异乎孝子之为亲度也，君主为民办事，如同孝子为父母亲办事那样尽心竭力，与孔子之说正好相反，君主成为民之孝子，欲“说忠行义取天下”，从理论上彻底扭转天命与世卿世禄造成的不良后果，实现天意之兼相爱交相利，解放人的思想，进而释放人的精神和创造力。

墨子说，人皆天臣。所以，他强调“为人臣必忠” ，不是要人们忠君，墨子还说过，君亲师皆不可法。所以，墨子所说的“为人臣者”，指的是人人都是天之臣，彻底否定了儒家的君臣观念；所以，“为人臣必忠”，首先指的是人人都应该忠于天道信仰，在信仰的基础上形养成忠信的品格。在墨子的话语体系中，特别重视忠信相连，将忠与信作为一对相辅相成的道德范畴。“古者明王圣人，所以王天下正诸侯者，彼其爱民谨忠，利民谨厚，忠信相连。” 还将“所信者不忠，所忠者不信” 列为第六患。

所以，在这种语境下，“事上竭忠”，指的是对待君王不应有那么多礼仪，更不应该有太多顾虑，而是要主动谏上：“闻善而不善，不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弗能是，上之所非弗能非，上有过弗规谏，下有善弗傍荐，下比不能上同 者，此 上 之 所 罚，而 百 姓 所 毁 也”。听到善或者不善的言行，都不向上级反映，上面说得或者做得对，都不加以肯定；上面说得或者做的不对，都不批评他。上面犯错，都不加以规劝；下面有做的好的，都不广泛举荐传扬。都向卑下者看齐而忽视高尚者，凡此行径，上面应该惩罚，即使百姓也会毁誉他们。但是，后世统治者看到了墨学对王权君权的制约效应，所以选择独尊儒术，强调忠于君主个人、忠于一家一姓江山社稷的“忠观念”，成为后世两千多年专制统治下的主流观念。

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期，墨子这样的平民圣人，尽管复兴先王之道教的尝试起到重要作用，可是，在权力面前，显得有些渺小。墨子深知这个道理，知道称霸天下的“诸侯之染”是非常强烈的，所以，他不出仕，只做事。《墨子•鲁问》和《吕氏春秋•高义》记载，墨家弟子公尚过游历至越国时，向越王讲解了墨家的学说与理念。越王听后十分高兴，希望公尚把墨子请到越国，许诺把方圆五百里故吴之地封给墨子。

可是墨子听完事情的原委后，态度却十分冷淡。他知道，他的主张与越王格格不入，何况越王只是想利用他称霸一方，所以他批评公尚说，越王不知道我的主张，难道你也不知道吗。然后他说，“越王不听吾言，不用吾道，而受其国，是以义翟也，义翟何必越，虽中国亦可。”大意是，越王不会听我的话落实先王之道。今天要是接受了越国的封地，那就是拿墨家的原则做交易。真要是出卖原则，又何必去越国呢？中原哪个诸侯国不行？

墨子不依附于权贵，而是不遗余力按照自己的步调行事。墨子除了做思想、教育、科学、军事等方面的理论研究，成为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科学家、军事家、社会活动家。他背周道而用夏政，“法夏宗禹”，创立了自己的墨家学派。

年轻时创办了一个设有文、理、军、工等科的综合性平民学校，培养了大批人才，史称“弟子弥丰，充满天下”。

墨子还是一个社会活动家，墨子的行迹很广，东到齐，西到郑、卫，南到楚、越，止楚攻宋，止鲁阳文君攻郑，阻齐伐鲁。墨子经常插手国际事务，以及诸侯国内政，连齐楚之类的大国，也不得不给他面子，可见墨子影响之大。墨家弟子充盈天下，平时学习墨家各种理论，从事教师、工匠、商务、政务、或耕种等各种职业，还为周围的人们做好事；战时则自愿结成军团奔赴前线为和平而战，墨子止楚攻宋时，禽滑釐就带领墨家弟子三百人立于宋国城头。后来，墨家军团最高的领袖被称为“巨（钜）子”，作为战时军团，巨子有很大的指挥权威。巨子的职位是由集团中公认的贤者互相传让的，而墨子可谓墨家军团的第一任巨子，墨子的大徒弟、守住宋城的禽滑釐则是墨家的第二任巨子。墨家学派的成员被称为“墨者”，皆愿追随巨子。墨者大多来自社会的下层，能够吃苦耐劳，平时短衣草鞋，参加生产劳动，“串足胼胝，面目黎黑”。墨家军团擅长守城，作战十分勇敢，即使是牺牲了个人性命也在所不惜。《淮南子》载：“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还踵。化之所至。”意思是说墨家弟子之中在军团中服役的有一百八十余人，他们愿意赴汤蹈火，至死也不转脚跟后退。这是因为他们受到墨子的人格感化和行为事迹的感召所致。

墨家并不是一个专业的武士团体，主要是一个学术团体。墨家人数众多，墨家军团之外还有众多游离于军团之外的说书者、谈辩者、墨家政客等其他从事者。说书者是专门从事经典传承与理论著述的墨家学者，《墨经》的著述主要是他们的功劳。谈辩者所从事的是一般游士的共同事业：完成学业，然后四处游说，用自己的观点和辩才去影响诸侯各国，并争取出仕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以建功立业。如墨子曾使其弟子耕柱子于楚，游高石子于卫，游公孙尚过于越，出曹公子于宋，使胜绰事齐国项子牛。很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