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李静睿：有时候想逃离并不是件坏事

（图/《星际穿越》）

李静睿记忆里那些丢失的年少、爱情，无法抹掉的现实，无处安放的过去，以及不确定但仍保留希望的未来，在她自己的小说中缓缓铺开，毕竟，写作是自由。

作者∣段志飞

在一次名为“聊天”的采访开始之前，李静睿刚结束最后一场上海的新书发布活动，回到北京的家中。连续7场辗转多地、高强度的线下活动，构成了她的最近。

以前，李静睿出版《慎余堂》的时候，因为回四川自贡的老家，才顺便做了一场读者见面会，此前她都觉得，一个写作者没有必要真的见到读者。这个观念在经历三年疫情后被打破。

2023年年底，李静睿的短篇小说集《木星时刻》出版后，有读者提着她之前出过的所有书籍去活动现场找她补签名，还很认真地和她讨论书里的细节，这让她感动得不行。

《木星时刻》

李静睿 著
上海贝贝特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10

“以前一个人写东西，经常没有方向，但是这一回真实地感受到有人在读自己的东西，那种感觉确实不太一样。”李静睿说。

李静睿到现在都很难将自己划为“有成绩的作家”，她一直觉得自己就是运气好，写的东西都出版了。她的过分低调让不熟悉她的读者在看到《木星时刻》并搜索之后都比较诧异——竟然还有这样一位已经出版过五六部小说和随笔集，并且口碑和实力都很不错的80后女作家。

李静睿。（图/受访者提供）

事实上，李静睿曾做过8年法律记者，行动上早就习惯了与人打交道，但是她说自己在心理上还没有解决“社恐”这个问题，以至于她在2012年辞掉了北京的记者工作，甩掉了沉重的心理负担，正式开始了写作这件事。

就这样，李静睿写了10年，在北京也生活了15年，在通州的温榆河边，她还有一个温馨的三口之家，家里堆放着2万本书。按照她的说法，以前那种从一个城市逃往另一个城市、说走就走的决心，现在看来都成了过去式。回归家庭之后，她拥有了一种确定的、很难再去交换的生活。

“像大动干戈地搬家这种事，想想都觉得不可能，2023年的秋天，孩子要上小学了，没有北京户口，需要办理极其复杂的手续。”

（图/《不止不休》）

当记者问李静睿，有没有觉得自己是被困住了，她果断地否定了这种猜测：“我没有被困住，只是背负的东西越来越多，活得越来越重了。”我想她说的“重”，除了那2万本书，或许还有一些现实生活中难以承受的部分。

“我相信那个瞬间闪电照彻天空，而属于木星的时刻正在降临。”李静睿在她的小说里这样写道。木星实际上代表着慷慨与宽容，这也是她对这个世间的祝福。

至于李静睿记忆里那些丢失的年少、爱情，无法抹掉的现实，无处安放的过去，以及不确定但仍保留希望的未来，就只能在她自己的小说中缓缓铺开了，毕竟，至少，写作本身还是自由的。

01

每个逃离者都需要一点好运气

《新周刊》：其实按照采访流程，我得提前准备一个采访提纲，但是看完《木星时刻》这本书之后，我就有点抵触提纲这个东西，因为你写的小说好像有一种能够放大感官的作用。索性咱们就顺着感觉聊一聊？

李静睿：可以呀，随意一点更好，不过很抱歉让读者产生这样的情绪。取《木星时刻》这个名字其实就是因为第一篇小说，里面有两个想要逃离的人，他们的人生需要这样一个自由的时刻，当他们真正迈出这一步的时候，我希望他们会有一点好运气，因为木星在星象学当中就是吉星的意思。

（图/《星际穿越》）

《新周刊》：其实不只是第一篇小说，读后面的每一篇小说，似乎都能和你说的“逃离”建立起联系，这跟你现实生活中的状态是不是很接近？

李静睿：如果要说最近，去年12月，我去了一趟国外。回想我上一次去竟然是2019年的圣诞节，这是四年来我第一次出去，感觉跟以前很不一样。以前做记者的时候，虽然也频繁地出国，我在日本和美国纽约都长时间地居住过，但是这一次让我感觉不一样。

后来，我结了婚，老公是浙江人，我们俩都是“北漂”，不过他当时有很多出国访学的机会，我就督促他申请了美国的项目，最后我终于顺理成章地在30岁的时候辞掉了工作，和他一起出走了。那个时候是一个很流动的状态，我觉得30岁时的我还可以挥霍一下时间。

2023年12月，

李静睿和家人去日本旅行。

（图/@茨威格死于昨日世界 微博账号）

《新周刊》：就像你书里写的那句：“温榆河还在燃烧，我聪明地逃离了每一场大火，却仍然有人奋不顾身，把影子投入火里。”这样看来，辞掉工作、转向写作，更像是个明智之举？

李静睿：其实是我自己运气好吧。辞职之后，我好像也没闲着，当时有一个媒体约我给他们写专栏，结果我一开专栏就有出版社找我出书，这都是些莫名其妙的运气。

其实我一开始就想写小说，但是我的编辑跟我说，第一本小说选题不好过，随笔比较好卖，我就听编辑的，出了第一本随笔集。

2013年之后，我从纽约回到了通州，回到了温榆河边，顺理成章地开始了写作。以前真的没有想过要一直当作家，只是想着等到钱快花完了，就得赶紧再找点事情做，然后不知不觉地就写到现在了。

02
写什么是自己内心决定的

《新周刊》：之前做采访的时候，我问过一些作家，写作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结果发现很多人都拿它当成一面镜子，既观照社会，也观察自己。你会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李静睿：如果只观照社会，我写非虚构就好了，但是小说确实不一样，里面既可以有我记录现实的部分，也可以有我在现实中所抵达不了的部分。

总之，我感觉自己其实还是有那种冲动在的，就是因为我喜欢写小说，喜欢虚构中的真实，所以写作对我来说还是一件比较快乐的事情，不快乐肯定做不下去。

当然，只有快乐也不可能，它跟任何工作一样，都有焦灼的部分，但不一样的是，别的工作或许还能知道明确的成长性在哪，作家就不太能知道方向，可能还没走上坡路，就已经在走下坡路了。毕竟，写什么是自己内心决定的，只会越写越往深处走，越写越孤独。

李静睿的短篇小说集

《北方大道》2017年出版。

《新周刊》：你的内心深处其实通过你的小说就能抵达，比如《火花》里面短暂的美好和窒息的现实，给人的感觉是女主人公总想去抓住些什么，或许是一种确定的生活，或许只是某种确定的东西。你还展开了两个相隔100年的平行时空，这里好像是在说，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女性的处境依然没怎么变？

李静睿：我发现每次做线下活动的时候，都有人问起这篇小说。这两个时空里，其中民国时期的那个故事，是之前写的历史小说《慎余堂》的番外，它不再只是一个因爱情破碎而被迫走向一条没有选择的道路的故事，而是变成了女主人公想要主动做出选择，但是爱情成了枷锁。这跟原来的结局相比，情况要更加复杂一些。

现代版的故事讲的是一个所谓的独立女性，但是当她遇到一个条件还不错的男人，还是下意识想抓住，她想生下一个小孩，躲到母亲和妻子的身份里面，因为到了那个时候，依赖别人好像相对容易一些。

我其实想说的是，人生好像没有那么简单，自由也没有那么容易。这些年随着时间的生长，我对生活的看法也发生了变化，我觉得一个人想要自由，这是本性，想要退回到安全之地，其实也很常见。

2024年1月6日，

李静睿出席在杭州

大屋顶书店举行的

《木星时刻》新书分享会。

（图/@茨威格死于昨日世界 微博账号）

《新周刊》：果然是“自由价更高”，“爱情的价值”好像在淡化。我其实挺喜欢《957号上的舒伯特》，因为你把爱情藏在了遗憾里，藏在了青春里，藏在了自贡，所以让人觉得很特别。

李静睿：其实恰恰相反，我想说的是爱情的不可能性。故事里的人物在现实世界中往前走的时候，爱情变成了不可能，因为有太多东西导致人们轻视爱情，而唯一保留了爱情的人，是那个刚从监狱里出来、还活在20年前的人。

从现实层面来说，我也感觉现在的年轻人谈恋爱好像越来越困难，即使不把婚姻当作爱情的归宿，现在的人也非常在乎匹配度，不像我曾经那么“恋爱脑”。

我高考是我们那个小城市的第三名，但是填志愿的时候我没有填北京大学，因为我当年爱而不得的男生填了北京的大学，我觉得不能再这么暗恋下去了，所以就换了别的城市，填了南京大学，现在想想又热血又可笑。

（图/《不止不休》）

03
没有一个城市是完美的，
没有一种生活是不值得过的

《新周刊》：我之前特地查了一下木星，它还代表着女性，所以还想知道的是:你会在意文学评论将你的小说划入女性写作的范畴吗？但是在《温榆河》里面，你用的第一视角是男性。

李静睿：这个我事先还真不知道，也是种巧合吧。我不知道别人怎么看，因为我就是女性，所以我的大部分小说不由自主地会是女性视角，这没什么好讨论的。

我记得刚开始写作的时候，就有人问我关于女作家和男作家的问题，那个时候我确实挺排斥的，我记得那个时候还有女作家把“写得像个男作家”当成一种夸赞，说明当时大家的性别意识和现在是完全不同的。

我最近在集中看一些比较经典的作品，像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还有契诃夫的《三姐妹》《海鸥》，甚至还有《万尼亚舅舅》，如果按题材来分，这些其实都是女性写作。但事实上，我认为的女性写作，更多的是一种叙述权的问题，女性可以写女性的故事，也可以写男性的故事。女人把笔拿在自己的手里，讲述所有自己想讲述的故事，这个更重要一些。

（图/《时时刻刻》）

《新周刊》：我在你的小说里还看到一些女性成长的叠影，扎根自贡、流连北京，走出小世界，走进了更大的世界。“更大的世界”是那么庞大，这部分对城市的感知应该是北京带给你的？

李静睿：2008年来北京之前，我在广州待了几年，刚到北京的时候我还挺喜欢这的，这里有很好的文化氛围，给人的感觉也更开放。建立家庭之后，我的生活变得复杂了，对一个城市的要求也变高了。一个城市能够提供怎样的休憩之地，是我们常常思考和面对的问题。

以前夏天的时候，我跟老公经常半夜三更走到外面吃夜宵，那个时候北京到处都是路边摊，直到过了2017年的冬天，那些夜宵摊就消失了。我在《死亡笔记》中写下了这件令人沮丧的事，作为写作者，会感觉这好像是一种责任。

李静睿微博中

所记录的“木星时刻”。

（图/@茨威格死于昨日世界 微博账号）

《新周刊》：想要在一个地方长时间地待下去，好像都需要一种执念，无论只是单纯喜欢也好，还是为了某种目的。你的理由是什么？

李静睿：我觉得一个人的价值不一定要在工作中才能体现，生活的价值也很重要。我喜欢我在北京的家，我还特别喜欢折腾房子，比如这里旧了得换个新的、那里坏了需要修一修。只不过现在的社会并没有那么认可看重生活价值的人，大多数人对成功的定义还是比较单一。

以前我的人生大方向一直都是很主流的，从小就是好学生，上好大学，有好工作。但是到现在，我连正式工作都没有了，这是一种完全自由的选择，却也很难说自由一定是幸福的，前提是你要为此付出什么代价。所以我既不会劝年轻人考入体制，也不会劝他们离开体制，因为每个人愿意付出的代价是不同的。

至于你问我为什么愿意一直待在北京，其实我很难回答，毕竟这里还有我亲手构建起来的生活，还有很多朋友。虽然我的精神上有永远无法弥合的不安定感，但是一个作家如果过得那么安定，到底是好还是坏呢？这也很难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