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丨在法国,听他们讲述“我的中国缘”

本文转自：新华网

新华社巴黎1月23日电　通讯｜在法国，听他们讲述“我的中国缘”

新华社记者乔本孝

今年是中法两国建交60周年。60年来，民心相通，让两国友谊历久弥新。日前，记者采访了三名法国人，听他们讲述各自人生经历中的中国缘。

一颗西红柿，“心里从此有了中国”

索尼娅·布雷斯莱是名作家，她和中国的交集始于2005年。那时，她哲学博士刚毕业，处在“迷茫期”。“我的研究暂告一段落，却还有太多问题没有答案”，于是，她决定一路向东，坐火车探索“到世界的另一头”。

从巴黎到莫斯科，又在莫斯科的夜色下，独自登上开往北京的列车。布雷斯莱回忆说，同包厢还有两名中国女士。“她们递给我一颗漂亮的西红柿，还招呼我过来和她们一起坐。”攀谈中，陌生人间的局促渐渐消失，大家热络起来。

车到哈尔滨，“我的旅伴在月台上饺子摊蒸腾的雾气中不见了”。布雷斯莱用诗一般的语言回忆这两名中国女士，“塞满的行李，闪现又消失的身影，成了不断变幻的中国风景”，“她们向我敞开通向中国的门”。

这是布雷斯莱中国之行最初的一个片段，给她留下深刻印象。回国后，她将这次旅行写成一本游记，“心里从此有了中国”。一切与中国有关的内容也变得生动。她忆起儿时父母读给她的小说《王佛脱险记》，那是法国作家尤瑟纳尔的作品，以中国古典传说为蓝本，讲述了一个充满法国情调的中国故事。布雷斯莱重读这个逍遥的东方传奇，体会到别样的意味。

后来，布雷斯莱又多次游历中国，把所见所感记录成文。如今，她担任中法合作的法文杂志《中法对话》的编委。

“为什么我们两国要加强对话？因为，只有如此，才能找到抵达内心的道路。”布雷斯莱说。

吃一顿火锅，听大熊猫家乡人讲故事

法国公务员热罗姆·普耶是铁杆大熊猫迷。儿时，有次路过商店橱窗，他一眼就看中了一个可爱的黑白玩偶，许下了圣诞心愿。稍大一些，普耶开始搜寻有关大熊猫的一切，还从海外订购了英文版《卧龙的大熊猫》，那是中美科学家联合研究的著作。

17岁时，在巴黎万塞讷动物园，普耶与来自中国的大熊猫“燕燕”亲密“面对面”，那是他第一次见到真的大熊猫。1973年，中方送给法国人民两只大熊猫“燕燕”和“黎黎”，“黎黎”隔年不幸去世。普耶知道“燕燕”年事已高，唯恐遗憾，努力说服全家驱车400多公里北上巴黎。至今，普耶仍记得一路上的兴奋，更忘不了见到“燕燕”时的激动。

2002年，互联网普及初期，上大学的普耶在读书之余自建大熊猫资讯网站“panda.fr”，搜集分享资料，还结识了世界各地的大熊猫爱好者。网站运营至今累计访客远超百万。2012年，成都大熊猫基地面向全世界选拔“熊猫守护使”，普耶与另外两名大熊猫迷从全球116万报名者中脱颖而出。

普耶说，他因热爱大熊猫而喜欢中国，因来到中国而认识真诚、友善的中国人。他至今记得，有一年在四川宝兴农村，途中饥饿找不到饭店，热情的乡民招待他饱餐了一顿牦牛肉火锅。他还听乡民讲起放牛偶遇野生大熊猫的事。

1869年，法国传教士阿尔芒·戴维正是在宝兴见到被当地人称为“黑白熊”的动物。他的发现在西方世界引起轰动，宝兴因此成为世界上第一只大熊猫的科学发现地，被称作是“大熊猫老家”。普耶说：“法中两国与大熊猫相关的情缘比人们所了解的更深厚……大熊猫是法中友谊的使者。”

从“天外有天”，到“另一重天”

法国人诺贝尔·鲁兰是一名退休的大学教授。他初到中国是在1997年，受邀在中国香港和内地访学。短暂的经历让他意识到，“中国对西方的了解，远胜西方对中国的了解”。从此，中国再没有离开过他的视野。

鲁兰的专业领域是人类学。当不能亲往中国时，他就用特别的方法考察中国社会：读中国小说。鲁兰认为，好的小说可以直接传递中国社会的“鲜活画面”，比学术著作更“易读”，却也更“难懂”。陈忠实、王安忆、阎连科、姜戎、刘慈欣……鲁兰在中国作家的笔触间感知东方大国。

在鲁兰看来，近年来一些西方媒体的涉华报道偏颇失实，不能令人信服。他选择把自己对中国的观察与思考集结成一本400多页的学术随笔，与更多法国人分享他眼中的中国。2022年10月，鲁兰的著作在法国出版，书名为《天外有天》。他告诉记者，特意选了这个中国成语，是希望读者能开眼看中国。

2023年秋，鲁兰时隔26年再访他笔下的“另一重天”。一个月的行程，他感受最深的是，“中国是多面的”。在上海“直指未来的高楼大厦丛林”间，他欣赏了古雅清丽的昆曲《牡丹亭》选段；在贵阳周边一处苗家村寨的传统氛围中，他体验了一把“加速强劲、乘坐舒适”的中国电动车……

作为人类学家，鲁兰自认是“多元文化主义者”。他说，只要西方能客观认识中国，就会明白，中西之间本没有必然的对立，反而在很多方面可以相互借鉴。

新的一年，鲁兰说，他计划再访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