吏部手握大权主管人事考核，但是对于督抚们来说，他们却更怕户部

最近有一位读者后台问了一个问题很有意思，他说清代的总督、巡抚都会与六部打交道，那么从督抚的角度出发，六部中他们最怕的是哪一个部，是不是主管人事的吏部？

如果要是放在明代，御史不假思索就可以告诉诸位，封疆大吏最怕的肯定是吏部。可要是放在清代，恐怕情况就不同了。

督抚与吏部关系

和现在一样，督抚与六部大致就像省委书记和各部委之间的关系一样，算不上正式上下级，只是在某一领域要服从各部的安排调遣。

明清六部排名是按照吏、户、礼、兵、刑、工这一顺序排名的，吏部管人事、户部管钱粮、礼部管科举教育、兵部管军政、刑部管司法、工部管建设。

不管什么朝代，主管干部任免的部门权力最大，这也是吏部排在首位的原因；其次是钱粮、军政、刑名。至于文化教育和工程建设等事务，和其他行政事务比起来，显得就不那么重要。

具体到清代，督抚与六部打交道最多的部门就是吏、户、兵、刑四部，而最重要的还是吏、户二部，所以御史重点讲一讲督抚与吏部、户部之间的情况。

各省督抚的职掌中，都有监察僚属的职能，也就是考核地方文官的意思。按照清代的官制，朝廷每三年要举行一次全国性的文官考核工作，称为“大计”，由督抚牵头拿出各官员的评语，然后上报吏部。

对于那些政绩突出、实心用事的官员，吏部要褒奖升官；对于那些尸位素餐、在其位不谋其政的官员，就要参弹给予处分。

所以对于地方各级文官而言，吏部的震慑力还是很强的，是去是留全凭吏部堂官手上的那支笔。

大计之外的寻常年份，督抚若发现属下各官有不法情事或是工作不卖力的情况，也要随时汇报吏部并给出相应的惩处。

然而，吏部的震慑力仅限于道府之下，其上的督抚藩臬对于吏部来说，就无法驾驭了。清代皇权之集中为历朝历代之最，吏部的人事权自顺治朝时，就被逐渐稀释。

至乾隆朝开始，原本属于吏部的人事权一部分被军机处取代，而对于重要岗位的人事任免，则完全握在了皇帝手中。皇帝的这项人事权，即文献中所说的“特旨授”、“开列”。

特旨授是指皇帝不经过军机处、吏部以及九卿会议，直接下达旨意任免某一位官员；开列是指由军机处选出数个符合任职条件的官员，供皇帝选择。

各省督抚缺，就属于特旨授和开列，吏部从头到尾一点话语权都没有。这一点和明代是有显著区别的，明代所有的大员包括大学士、尚书和各省督抚，如果没有吏部的提名，是绝对不能实授的。

弘治年间就有一个官员被皇帝授予尚书，但此人死活不愿领旨，理由是这个任命没有经过吏部的许可，不符合正常的人事制度，如果上任就会显得名不正言不顺。

所以对于清代的督抚而言，吏部对他们来说没有多大的威胁，只是从官场人情的角度出发，督抚们都会给吏部留有余地，随时汇报随时请示，仅此而已。

督抚与户部的关系

如果说督抚对吏部不那么忌惮的话，那么户部就是他们最不愿打交道却又不得不真心讨好的部门。

户部主管钱粮，各省的所有财政收入和开支，都在户部的账上，少一两都要受到弹劾。按说各省的收入和开支都是有定额的，按照账本上的数字来执行不就完了吗？

事实并非如此，清代的财政制度中有一个“奏销”的规定，就是说各省督抚的所有开支，都要按时向户部提交单据，哪怕是多用了银子，只要理由充分也可以过关；反过来，要是理由不充分，那么就是再节省也会被户部驳回。

对于督抚们来说，打仗、大计和重大的刑案不是常态，正常的情况下督抚们更多的还是和钱粮打交道，所以受到户部的约束也更多。

督抚为政一方，既要给朝廷征收足额的赋税，还要让百姓安居乐业。要想在地方上做出一番成绩，那就要花银子，花银子就得到户部的许可。

无奈的是，清代各省征收的赋税，至少有70%都要上缴国库，留给地方公用的银子十分有限，最多只能勉强维持日常开销。

如果需要用银就得向户部请款，请款是一个技术活，不像现在只要手续齐全就财政部就会拨款。清代时则要向户部堂官、司官以及书吏们行贿，否则的话再合理的事由也会挑出毛病。

同样，银子花了事情办了，还得向户部报销。报销的难度更大，要是不打点，户部就会鸡蛋里挑骨头，认为各项支出不合理，不是打回去重新办理，就是具折向皇帝上报，至于后果吗自己掂量，搞不好就是顶戴不保。

别说是各省督抚，像乾隆朝红得发紫的福康安又如何，还不照样要行贿户部书吏，不然在皇上那就交不了差。

按照定例，督抚不定期要回京述职，借着这个机会，他们就要向各部孝敬一番，其中最花钱的就是户部。像吏部和其他部门意思一下，礼数到了就行了，唯独户部不能马虎。

综上所述，清代的督抚与户部打交道最多，最怕的也是户部。如果具体地进行排名，那么应该是户部第一、刑部第二，至于吏部最多只能排第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