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饭，不是新疆的？

来源：嗨皮士旅行

一提抓饭就想到新疆？

毕竟许多人对新疆美食的第一印象，除了羊肉串，就是手抓饭。

正宗的新疆抓饭，是许多当地人开启一天的早餐首选。

一碟油润润的抓饭，细嫩的羊肉卧在其中。洋葱的身影已经隐去，但葱香味与洋葱入口即化的口感尚在，萦绕整碟抓饭。

维吾尔族的抓饭习惯使用羊排来做抓饭；乌兹别克族的抓饭喜欢用无骨的羊肉，而且喜欢深色的抓饭。

抓饭里最不能少还有葡萄干和黄萝卜。

葡萄干当然取材当地，新疆出产的葡萄种类丰富，很多种类都能让人们大开眼界，感到非常新奇。黄萝卜更加清甜，生吃也无太明显的辛辣味。

抓饭一碟一碟，供不应求。分明的米饭、透亮的黄萝卜、鲜美的羊肉，抓饭香中透着点萝卜和葡萄干的清甜。

当然，外面饭馆的抓饭再美味，也抵不过家庭聚会时做的一大锅的羊肉手抓饭。

即使调味不是最好的，但用料丰富，倾注了家人满满的爱。

不过。抓饭的由来和变迁，可以说非常的丰富精彩！

毕竟我们是擅长使用筷子的中国人，抓饭这种食物，听起来就很异域风情是不是？

这还得从抓饭的主角——米饭，开始说起。这种源于中国的食材。

至晚从公元前7000年起，居住在长江下游的中国人已开始有意识地种植水稻。在漫长的驯化选育过程中，培育出了若干稻米的良种。

在新疆、中亚、西亚和北非民族的语言中，抓饭被称为pilav、pilau、pulao、polo等。它们有一个共同的词源，印度梵语里的pulaka。

这个词的本意是“直立”，形容米饭颗粒纤长、粒粒分明的样子。

对中国人来说，它是一种很熟悉的米：籼米——抓饭漫长的故事，由此而起。

籼米没有粳米香，但特别适合做成炒饭、烩饭、焖饭，在各类配菜的酱汁、油脂包裹下，能幻化出多变且诱人的的风味。

籼米喜热怕冻。在长江以南破碎湿热的丘陵地带，得到了很好的种植推广——

长三角地区人们爱吃一种“菜饭”，用猪油将蔬菜和咸肉炒出滋味，再加水和米炖煮，口味清新悠长，是清明、冬至等年节庆祝的吃食。

福建沿海地区则流行蟳饭，蟳指的是产自东海海域台湾海峡的红膏青蟹。做法其实与菜饭大差不离，煸炒海米、香菇、笋丁等小料之后，加入米饭蒸熟，蟹膏蟹肉蟹汁挂满米饭。

而到了广东，这种饭菜同烹的传统则是煲仔饭。“万物皆可煲仔饭”不仅描述了这种食物的烹饪，更诠释了广东人因地制宜、食不厌精的生活态度。

越往南，配菜的种类越丰富、制作越精良。

在傣语文献《泐史》中，记载了当时西双版纳一种名为“朵哲扎（duzegza）”的食品，意为“包裹起来吃的艺术”。

显然，它与今天流行于滇南地区傣族的包烧、抓饭，有着很多的类似之处。

不止如此，在广西、贵州和缅甸、老挝、泰国的很多地区，都保留着类似的食品。

加入热带地区天然植物染料，再搭配烤肉、香茅、炸排骨、炸鱼、虾仁、凉拌水腌菜等汁水丰盈、滋味浓郁的配菜，让菜肴的汤汁充分浸润米饭，就成了享誉南中的五色饭。

继续行进更远方的中南半岛、印度次大陆之后，抓饭遭遇了全世界最丰富的香料谱系。

印度和东南亚国家著名的咖喱（curry）、玛莎拉（masala）由香料而生。而米饭，则是这些香料与食物混合成的，带着浓郁酱汁食物的最好承载者——它吸取味道、承载味道、彰显味道。

抓饭的最终形态，由此写就。

大约在14世纪，印度梵语文献里开始出现pulaka一词，描述了根根直立的籼米所制成的香料饭。也可以指各种香料和食材一起焖煮的饭——后来的抓饭。

颇具隐喻色彩的是，几乎在同一历史时期，中国明代文人杨慎在记载云南风物的文章里，描述了当地人吃饭“以手来掬，渐成抟食”，意思是用手把饭捏成团了吃。

这也许是“手抓饭”这个词最古老的版本，它构建了后来中国人对抓饭这种食品的陌生感——很少有人记得，它发端于中国、兴盛于中国，是地地道道的中华美味。

十四世纪，随着中亚霸主帖木儿对印度的征服，以及再后来帖木儿的后代巴布尔在印度建立莫卧儿帝国，越来越多的印度食品开始反向影响中亚地区（当然也包括新疆）。

虽然干燥缺水的中亚地区，没有像印度和东南亚地区那么丰富的香料，但中亚出产的一种重要食材——羊肉。

将它与米饭一起焖煮，羊油把米饭濡染得饱满莹亮有弹性，米饭则将羊肉保护得鲜嫩多汁，软糯酥滑。

可以说，抓饭卷土重回，并已经焕然成为一种新的食品。

虽然它与长江流域、八闽沿海、岭南地区和云贵高原的“祖先们”完全不同，然而中国人对其源自基因的热爱，千年来丝毫未改。

抓饭，已经不单单是某种烹饪方式，或是进食方式。它从中国去、又回中国来，描绘了来自中国的烹饪、食材，影响无数人的历史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