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东阳：官场长青树的“文正”称号含义详解

李东阳，大明王朝官场上的长青树，历仕四朝，在弘治八年（公元1495年）入阁，一直到正德七年（公元1512年）致仕，担任阁臣时间长达17年。

因在正德年间曾屈于权阉刘瑾淫威，故而在致仕后内心惶恐，就怕死后谥号受影响。

正德十一年（公元1516年）八月十七，李东阳已经处于弥留状态，朝廷委托杨一清探望。

杨一清一眼看出了李东阳的煎熬，心怀不忍之下，乃透露：“国朝以来，文臣未有谥文正者，请以谥公”。

听到这里，病入膏肓的李东阳挣扎着爬起来，当场给杨一清磕一个头。

能知道自己的谥号是“文正”，李东阳确实是可以含笑九泉了。

李东阳像，现藏于南京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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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担当生前事，何惧身后名”，但没有哪个文臣能够做到完全不在乎死后的“谥号”，也没有谁能够禁得住谥号“文正”的终极诱惑。

虽然朝堂重臣在逝世基本都会有谥号，但是谥号可是分等级的，比较一般的是文简、文义、文达、庄靖、文宪，高一级的是忠献、文定、文懿、忠肃，更高一级的是文襄、文忠、文靖。

但是最高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文正。

“文”代表的是经天纬地、慈惠爱民、道德博闻；“正”代表的是清白无污、大宪克就、诚信守忠。

尤其是在北宋司马光提出“文正是谥之极美，无以复加”，这使得文正的地位被一锤定音。

获得文正谥号，是盖棺定论，是对政治生涯、为官成就、道德品质的最大肯定。

而作为统治者的皇帝，也不会轻易将“文正”谥号予人。所以，在历史上能够获得文正谥号的人，可谓凤毛麟角。

最早被定下“文正”谥号的，乃是唐朝初期的魏征，但当时还不叫文正，而是“文贞”。直到北宋时期为避讳宋仁宗赵祯名讳，才改为“文正”。

魏征像，现藏于西安博物院

有趣的是，在北宋之后还是有人获得过“文贞”谥号，即明朝的杨士奇、徐阶。但是，这个文贞已不是文正，虽然含金量也还可以，但远远比不上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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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臣子定谥号最早可追溯至周朝，然而当时对于谥号控制十分严格：“生无爵，死无谥”，一般只有国君才有资格定谥号。

在秦朝，霸道总裁嬴政直接废除谥号。

虽然西汉恢复谥号，然而门槛极高，仅限异姓王及列侯；而在东汉时期，能获得谥号的好多都是祸国殃民的太监、没啥能力的外戚。

一直到了唐朝，因为有了规范化的谥法，在获谥资格、定谥程序以及赐谥标准等方面都予以明确。

在唐代获得“文正”谥号的大臣总计只有4人，由此可见一斑。

这四个人分别是魏征、陆象先、宋璟、张说。

无一例外，都是担任过宰相。可见，想要获得文正谥号，担任宰相是一个硬件标准，而后世朝代同样如此。

在唐代这四个“文正”当中，前三个并没有出现争议，只有张说存在争议。

这是因为张说虽是唐玄宗时期的宰相，同时还是天下文宗，但其人脾气很差，而且还贪财好色。

张说像，现藏于洛阳博物馆

这使得张说死后被赐谥号文正，引发较大争议，最后还是唐玄宗亲自出面，强行压下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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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宋代，因为是文治巅峰朝代，所以获得谥号“文正”的大臣数量略多，总计有9人，分别是李昉、范仲淹、司马光、王旦、王曾、蔡卞、黄中庸、郑居中。

其中，李昉所靠的是资格老，寿命长。其出生在后唐时期，历仕后晋、后汉、后周，到了北宋时期，担任宰相时间长达10年。可谓五代十国的活化石。

在致仕之后，如遇朝会宴饮，李昉还是会位列宰相班次之中，充当官场吉祥物。

最后在72岁那年，陪同宋太宗在南郊祭祀，跳舞的时候不小心摔在地上，然后逝世。

这么大岁数了，属实不容易，纵使没功劳也有苦劳，所以得到了“文正”谥号。

而范仲淹自不必说，如果他的谥号不是文正，那这个谥号也就没有存在必要了。

范仲淹像，现藏于南京博物馆

至于司马光，大抵就是走完自己的路，让他人再难走路……

司马光像，现藏于国家博物馆

值得一说的是王曾，这位传奇宰相，执政时候把皇帝与太后全都得罪死死的，结果在死后还能够获得谥号“文正”，实在是令人叹为观止。

《改容听讲图》，描述的是王曾请仁宗到崇仁殿听学士讲论语，现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

而蔡卞作为蔡京的亲弟弟，实际与哥哥是两路人。其为官清廉，支持变法，是王安石的女婿。而且其书法成就颇高，完全不次于蔡京。

至于黄中庸与郑居中，虽然名声不显，但熟悉宋史就可以知道，这两人不论是个人品德，还是为官政绩，都够得上谥号文正的资格。

到了元代，获得文正谥号的有6人，分别是：吴澄、耶律楚材、刘秉忠、许衡、廉希宪、贾居贞。

具体也就不提了，因为元代社会治理极度糟糕，所谓的“文正”，就是小孩过家家，其中也就耶律楚材的牌面还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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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明代，吸取了元代教训，对于“文正”谥号赐予，门槛已经提高到天际。

有明一代，真正获得“文正”谥号的其实只有两人，即李东阳、谢迁。

这两人都是弘治中兴的内阁宰辅。事实上，当时内阁重臣有三人，属于黄金三角，时称：“李公谋，刘公断，谢公尤侃侃”。

李指的是李东阳，谢指的是谢迁，而刘则指的是刘健。

刘健也是一代贤相，四朝元老，正直诚实，忠于职守，但却未获得“文正”谥号，而是次一级的“文靖”。

这是因为刘健病逝于嘉靖五年（1526年），熟悉明史的朋友都知道，这个时间正是大礼议之争刚刚结束，君臣对立矛盾突出。

另外也有两人获得“文正”谥号，即方孝孺、倪元璐，虽然资格肯定是够，但情况比较特殊——都是在南明弘光时期被追谥为“文正”。

而到了清代，谥号“文正”的有8人，分别是：汤斌、刘统勋、朱珪、曹振镛、杜受田、曾国藩、李鸿藻、孙家鼐。

总体来看，清代谥号文正的有相当部分是名不副实的，论起含金量，也就比元代强一些。

汤斌清正廉明，号称“理学名臣”，实际在政绩成就上并不算高，给他谥号文正，只是因为清初统治者需要倡导程朱理学。

刘统勋、朱珪、李鸿藻（与李鸿章不是哥俩，一个河北保定、一个安徽合肥）算是够格；曾国藩自不必说，虽然有给人剃头的爱好，但确实有再造江山之功。

至于曹振镛的谥号文正，则完全是名不副实、德不配位。这位历仕三朝而不倒的重臣，曾公开宣扬做官秘诀是“多磕头、少说话”。只知道一味迎合皇帝，在任上庸碌无为，属于高配版的清朝孙连城。

同时历史地位也严重不足，在《清史稿·曹振镛传》中只有七百字。

而杜受田与孙家鼐的谥号“文正”，则算是占了帝师的便宜。尤其前者，是咸丰皇帝直接赐予，未经廷议。

另外，晚清三个重量级人物：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在死后却并未获得文正谥号，而分别是“文忠”、“文襄”、“文襄”。

原因就是：这三人，都是曾把朝廷得罪狠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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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这些获得“文正”谥号之人，不管是名副其实也好，名不副实也罢，但都是在中国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