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志愿军如何对抗美军的

抗日战争，我们打了14年；解放战争，我们打了4年；抗美援朝，我们打了3年。从延安的土窑洞，到上甘岭屹立不倒的红旗；从八路军到志愿军，我军用21年的时间，便书写下了地表最强战斗力成长史的奇迹。可能有朋友会对此产生疑问——为什么八路军最初打日军时都很费力，到抗美援朝时志愿军却能吊打美军呢？

今天，本期节目就带您一起回顾我军的成长史，了解我军战斗力蜕变背后的原因与传奇。

（中国人民志愿军）

从八路军到志愿军，我军装备越来越强

尽管我们经常说，八路军、志愿军之所以能够以弱胜强，是因为战士们有坚定的作战意志。但是，在现代战争中，一支军队的武器装备依然是一场战争中不可忽视的因素。而在从八路军到志愿军的13年时间里，我军的装备实际上也是越来越强。

在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时，八路军仍是一支名义上仅有4万余人的队伍。相比当时蒋介石拥有的部队数量，我军的军队数量只能称得上占据国军的冰山一角。然而即便我军当时的人员数量十分有限，在根据地内却依然存在着枪械不足的情况。据统计，八路军的单兵战士在条件最艰苦的时候，平均每十人才能分到一条枪。而在后勤条件改善的时期，平均每三人才能分到一条枪。军备数量有限，严重影响了我军战斗力的发挥。

（八路军部队）

但正如《游击队之歌》所唱的那样“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当时缺枪少弹的八路军，在当时要么选择将铜钱、敌军的子弹壳回收利用，做成新的子弹，要么就选择在包围日军的同时，尝试彻底歼灭日军以实现对日军的缴械。就这样，八路军靠着“省吃俭用”的方式，慢慢积累着自己的家底。但是，在抗日战争期间，想要彻底将日军缴械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日本陆军内部有严苛的武器管控令，明文规定丢失迫击炮的日军和丢失阵地的日军同罪，都会被枪毙处决。因此，有相当部分日军深陷我军包围时，会不惜毁坏所有的枪械、炮弹来进行“玉碎”，这样一来我军就很难再通过歼灭日军一整个编制，来达到缴械补充自身的目的。

真正让八路军“富裕”起来的，还是抗日战争结束后的一段时期，和解放战争爆发期间。在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后，我军迅速接管了一些当时距离我军根据地较近、国民党军来不及接纳的日军受降区，因此就捞到了不少诸如日军“三八大盖”、92式步兵炮这样的武器。而在东北民主联军进入东三省后，苏军更是将一部分在“八月风暴”行动期间缴获的日军武器转交我军，从而使我军的军备实力大增。在锦州战役期间，东北野战军共计调用了1000门左右的火炮，其中大部分都是日制火炮——这是抗日期间的八路军从来都没有敢想象过的富裕仗。

（锦州战役我军使用的火炮）

而随着解放战争的进行，我军逐渐开始不稀罕日制武器了——因为随着大批国民党军被我军成建制地消灭、缴械，我军已经开始使用起了当时世界上最顶尖美军的作战武器：比如在淮海战役期间，我军通过消灭黄百韬、黄维兵团，就缴获了一大批美制汤姆森冲锋枪、M1加德兰步枪这样的武器。在解放战争期间，华东野战军更是曾在鲁南战役期间消灭国军装甲部队，而缴获了美军的斯图亚特轻型坦克，组建起了解放军自己的装甲部队。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积累的家底，都成为了后日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敢于和美军叫板的底气。在1950年走上抗美援朝战场的志愿军，已经可以用得上日制三八式步枪、捷克ZB-26轻机枪、勃朗宁M2重机枪等多种武器，其中的大部分武器实际上都拜“运输大队长”蒋介石所赐。更令美军不可思议的是，在抗美援朝期间，志愿军的轻步兵部队甚至对美军的装甲部队毫无惧色——因为在解放战争期间，我军从国家那里成功缴获了用于反坦克作战的巴祖卡火箭筒，而这种反坦克火箭筒也正是美军自己研制的反坦克作战武器。

（抗美援朝战场上的巴祖卡火箭筒）

因此，从八路军到志愿军，我军之所以会有突飞猛进的战力提升，不仅仅是因为自身坚定的作战意志。在拥有单兵作战武器和敌军相差不大的基础上，我军同时具备优于敌人的作战素质，才是我军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决胜的关键。

从平型关到上甘岭，我军作战越来越灵活

从八路军到志愿军，除了武器装备的更新迭代以外，我军还在长达近20年的艰苦作战中，不断地磨砺着自己的作战战术，使得我军从八路军时期一支善于游击作战的部队，变成了一支在朝鲜战场上具备综合作战能力的部队。

在八路军时期，因为敌强我弱的战争态势，我军采用的主要作战方式仍然是以运动战、游击战为主，其中游击战是更为主要的作战方式。在1937年抗战爆发之初，八路军115师靠着运动穿插战术深入敌后，并在平型关一带伏击了日军的部队，取得了抗日战场的首次胜利。而在此之后，八路军115师便深入晋察冀边区，开辟抗日革命根据地，并在随后漫长的时间里主要进行游击作战，达到消灭日军有生力量，防止日军以战养战的目的。

（平城关城下的我军部队）

然而，等到1946年解放战争时期爆发时，战争的事态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过抗日战争，我军前后开辟了19个革命根据地，八路军的部队兵力一度扩大至近100万。我军实力今非昔比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解放战争时期的我军，将不再以游击战，而是以大兵团作战作为自身作战的主要方式，而这也成为了我军锻炼自身作战能力，将领锻炼自身指挥能力的绝佳机会。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以及随后的渡江战役中，我军前后投注的兵力高达数十万，甚至百万，双方作战的规模已堪比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苏德战场，这就使得我军的士兵和指挥官的综合作战素养，在经历过解放战争的洗礼后，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增长。

到了抗美援朝时，我军的开国十大元帅基本上都已经拥有了指挥大兵团作战的经验，而解放军中也有相当一批战士在数年的战斗中走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对天时地利有着极强的适应能力。这就使得我军的将领可以满怀信心地指挥着数十万健儿，跨过鸭绿江，到苦寒的朝鲜半岛与当时号称地表最强的美军进行作战。

（志愿军跨过鸭绿江）

在历时近3年的抗美援朝战场上，对指挥志愿军的将领和志愿军战士们而言，也是一个全新的学习和磨砺的过程。在志愿军进入朝鲜半岛之初，志愿军便发挥了解放战争时期运动作战的优势和长处，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来开展对美韩联军的包围、穿插，从而取得了第一、第二次抗美援朝大规模战役的胜利。然而，在随后的三场大规模战役中，志愿军也发现美军绝非是解放战争期间一击即溃的国军，强大的火力、坚固的工事，让深陷志愿军包围的美军依然拥有着逃出生天的可能，而志愿军因后勤问题而形成的“礼拜攻势”规律，也被美军抓住，因此在后续的几场战役中，志愿军的作战都十分艰苦。

但是，志愿军随着战局的变化，迅速调整了自身的作战战略，并尽可能吸取之前战争的经验教训，以弥补自身的不足。在抗美援朝之初，志愿军军中有一句口号“宁占一个山头，不守一个钟头”，这侧面反映了当时的志愿军多数不愿意进行坑道防守作战。但是，随着抗美援朝战争进入战略僵持的状态，志愿军不得不习惯新的作战环境。在毛主席提出“零敲牛皮糖”的战略下，志愿军开始尝试积极的阵地防御战，在深挖坑道工事的同时，将自身夜袭作战和狙击战的优势结合起来，对美军的阵地进行灵活打击，从而使志愿军在1952年创造了上甘岭战役的奇迹。

（上甘岭英雄阵地）

此外，志愿军还十分善于学习敌军作战的优势与长处。比如在抗美援朝的上甘岭战役和金城战役中，志愿军就吸取了美军火力覆盖的长处，学习美军将火力集中成一点，对敌军的火炮阵地形成反压制。这样学习对手长处的态度和精神，就连美军都不得不为之惊叹。

因此，从八路军到志愿军，我军之所以越来越强，不仅仅是因为我军是一支意志力顽强的军队，更是因为我军是一支善于学习的军队。

从八路军到志愿军，支持我军的人民越来越多

而让我军从八路军时期到志愿军时期战力突飞猛进的最后一个原因，便是支持我军作战的人民越来越多。抗日战争时，我们依靠着和国民党等各方的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击败了日本侵略者。而到了抗美援朝时，华夏民族则早已凝成了一股绳，靠着坚定的作战信念和对志愿军的支持，粉碎了美国的野心。

在清朝晚期，号称亚洲第一的北洋舰队之所以会被日本新成立的海军所击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便是因为当时的大清国上下，民众还并没有完全的中华民族意识，甲午战争归根结底是李鸿章私人海军和日本全国海军的一场战争。这样以一人之力抗衡一国动员的战争，胜负自然没有悬念。

而到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上下虽然人人皆愿抗日杀敌，但是当时支撑起八路军的，主要还是延安的这一块根据地。而在抗战之初，号称愿意给八路军提供枪支、弹药和粮食的蒋介石，实际上早在1940年时便停发了我军的军饷，并且消极抗日，对我军进行封锁。因此，后勤、兵员补给困难的我军，只能采用和日军长期周旋的战略，以谋求持久战的最终胜利。

（陕北的八路军）

而在抗美援朝战争时，我国早已通过解放战争实现了国家的真正统一，建立了人民的新中国。在人民当家做主的同时，人民自身的爱国情怀和民族意识也达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因此，在抗美援朝战争打响之际，人民群众几乎是以举国之力，对抗美援朝前线的志愿军战士进行支持。东北、上海等多个地区，开展起了为志愿军前线提供弹药、粮食的志愿劳动竞赛。就连功德林内的杜聿明等战犯，也深知抗美援朝一战对于统一的中国的重要性，自觉为前线的人民志愿军战士做炒面，全国人民上下一心的支持，给予了志愿军一个国家应有的后勤保障与精神上的强大动力。

（抗美援朝期间的志愿军战士）

尽管从八路军到志愿军，我们军队的番号、战斗力历经变换，但是对于世界上最可爱的人而言，不变的是一颗保家卫国的永恒赤子之心，他们是真正的人民子弟兵，是一支保家卫国、保卫人民的军队。让我们对历史和今天那群最可爱的人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