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与高迎祥：原是生死劲敌，却变成生死兄弟，他们经历了什么

公元1629年，李自成和侄儿李过在绥德惹了祸，被戴上大枷示众，二人趁机逃离，也算是死里逃生，之后他们二人从绥德来到甘肃，投到总兵官杨肇基部下当兵。此时边地的小股农民起义时有发生，杨肇基总是派亲兵前去围剿。这些亲兵也和造反的农民差不多，有机会就抢劫老百姓。

李自成的表现颇与众不同，他不抢劫，被他俘获的一些壮士也被他暗中放走，谓“东海舟头，亦有遇处”。

当时各地的武将都很留心网罗勇武之人，以便为己所用。李自成身材高大，又学过武术，所以深受杨肇基的赏识，很快升为总旗，属下有五十人。总旗虽只是个小头目，属下也不多，但对李自成来说，这也算是个施展抱负的有利条件。

当甘肃东部有警时，李自成便自告奋勇，愿去镇压。他心里想，这些造反的“响马”中有不少英雄人物，可趁机结识几个，在这天下多事之秋必有用处。

当时高如岳（即高迎祥）正率领百余人活动在陕甘边境一带，自称“闯王”，颇有英雄气概，时出劫掠。

李自成在当地搜索了三天，连高如岳的影子也没见着。忽然，身着白袍白巾的高如岳领着几个人来到李自成军前，并大喝道：“高闯王在此，速让道！”

李自成在马上对高如岳说：“看你也是条好汉，为何要当强盗呢？我特奉命来捉拿你。”高如岳厉声喝道：“能者来战！”遂飞骑前来。

李自成迎战，打了好一大阵，二人武艺相当，分不出高低。李自成便停下来说道：“自古好汉识好汉。观汝状貌，定非凡品。可下马相见，有一言相告。”

二人遂下马叙礼，并到一个土山上结为兄弟，设誓“患难相扶，富贵共享”。从此结为异姓兄弟，二人依依而别，李自成用杀的其他人报功，遂升任把总。

崇祯二年底，清兵内犯，甘肃巡抚梅之焕和总兵杨肇基率兵赴京师勤王，以王参将为先锋，李自成和他的好友刘良佳都成了王参将的部下。他们二人觉得王参将是个庸才，在他手下颇不甘心。

李自成私下对刘良佳说：“宁为鸡口，毋为牛后。”

刘良佳说：“昔郭子仪本行伍中人，后为天下大元帅。我二人有才如此，宁忧不富贵！”

李自成笑了笑说：“大元帅何足道？汉高祖、刘知远、我太祖皇帝，岂祖宗传下天子？亦是凭空做成事业者。杨王将（杨肇基）安识吾两人！”

这些牢骚话一方面反映了李自成不甘居人下，颇想有番作为，另一方面，也因为当时远道行军，时间急迫，带着辎重，十分辛苦。再说，到北方与清兵作战，也是件很危险的事。这段话也表明，李自成想趁机另谋出路。

李自成等勤王兵到达金县时，县令竟避署不出。王参将想见县令，好大阵子不见县令出来，有些士兵便在庭中大叫大嚷。王参将把大哗的六个士兵打了一顿板子，其中有三人是李自成的部下。

李自成听到后十分愤怒，便和刘良传一起赶到县衙，将县令捆住带出，打算去见杨总兵。出来恰好遇上王参将，二人便突然将王参将杀死。

这样一来，在官军中已无法存身，二人便投奔王左挂去了。

实际上，李自成杀王参将就是一次小规模的哗变。也就是从这时开始，李自成就投身到造反队伍中来，时间大致在崇祯三年（1630）正月间。

王左挂起事较早，是继王二之后起事的较有影响的农民军，活动在陕北怀宁河一带，很快发展到三四千人。王左挂又名王子顺，王之爵，号称“横天一字王”。李自成觉得王左挂的势力较大，便最先投到他的军中，并充当他手下的一个小头目，号称“八队闯将”。

王左挂率众南下劫掠韩城，明廷总督杨鹤率兵来剿，王左挂的部下损失大半，遂逃往清涧一带。在官兵的追剿下，部下损失惨重，便接受了官军的招抚。

李自成反对这样做，便愤然而去，投到不沾泥（张存孟）军中。不沾泥也不是个成大事的人，也没什么谋略，在洪承畴的围剿下，接连失败，便主动向官军乞求招抚。为了向官军表示自己的诚意，他还杀害自己的同伙。

不沾泥活动在延绥一带，时而投降官军，时而反复，后来终于被洪承畴所擒杀。李自成看他胸无大志，也不能容人，只在不沾泥手下待了两三个月，便领着李过和自己的一小队人马投靠高迎祥去了。

大约在崇祯三年四五月间，李自成就开始和高迎祥联合作战了。高迎祥号称“闯王”，在各支农民军中是势力较强的一支。他是陕西安塞人，也是在崇祯元年起事的。

由于他较有谋略，心胸又较为开阔，大家都乐于和他联合。像号称“曹操”的罗汝才，号称“革里眼”的贺一龙，号称“争世王”的刘希尧等颇为著名的农民军首领，当时都推高迎祥为首，联合作战。

李自成曾和高迎祥结拜为兄弟，这时自然更受到高迎祥的倚重。

明廷对陕西各地农民纷纷起事造反颇为震惊，便选派能干的将领率重兵前往镇压。崇祯二年正月，明廷即命杨鹤为三边总督，加紧围剿各农民军。

当年年底，崇祯帝又命洪承畴为延绥巡抚，配合杨鹤进剿。陕西连年遭旱灾，再加上官府加征，老百姓已穷到极点。官府对农民军剿抚并用，有的被镇压，有的受抚，大部分则流动到邻近的山西一带转战。

崇祯三年年底，在陕西的各支农民军大都相继进入山西。高迎祥和李自成这时也都在山西活动。

起事较早的王嘉胤被杀后，号称“紫金梁”的王自用人马较多。各路农民军为了对付明军，便共推紫金梁为首，大家一起协同作战，结成所谓“三十六营”。

像高迎祥、张献忠、罗汝才等都是三十六营的各营首领。这时的李自成虽人马不及这几营的多，但他也是三十六营的首领之一。各地农民军加在一起；声势已颇为浩大。“紫金梁名王自用，复纠众起兵三十六营，号二十万。”

各地农民军都有相当大的独立性，谁的势力强大，威信高，便推举谁为雄长，以利于协同作战。闯王高迎祥和闯将李自成都各自统领一营，二人关系虽比较密切，但并不是从属关系。各营有时单独行动，有时则联合起来对付官军。

各营的情况也千差万别，有的纪律好一些，有的纪律就比较差。他们为了补充军饷，都必然从事劫掠，尤其是各地富室，成为他们劫掠的主要对象。

高迎祥就曾经抢到五个漂亮女子，其中以邢氏的姿色最佳。高迎祥把邢氏送给李自成为妻。

由此也可以看出，二人确实有着一种不同寻常的亲密关系。

各营为了壮大自己的力量，甚至强迫一些青壮年加入自己的队伍。这些农民军的基本队伍是为饥寒所迫的农民，也有少数人是被迫加入的。据记载，有的农民军抢劫一番之后，还要放上一把火，称为“放亮儿”。

他们将抢来的衣粮等物要乡民送到营中。他们如果想让某人入伙，就拿着刀问他，愿从不愿从。如这人不识相，说不愿从，他们就会说：“那我就送你走!”便一刀将他杀死。如有人愿意随从，他们还要问有没有妻子，如没有，也就完了，如果有，还要问想不想，倘如说想，他们也会一刀将他杀死。

凡是新抓获的人，一定要捆绑五天才放开。如某人逃跑后又被抓获，要么割去他的耳朵，要么黥其面。官兵遇到这些人，就说他们是造反的贼，抓到长官那里去请赏。这些人就往往被“斩首示众”。这样一来，即使有些人不愿加入农民军，只要被农民军抓获，也只得无可奈何地入伙。

这种现象只在个别农民起义军中存在，不会是普遍现象。在那良莠不齐，鱼龙混杂的时期，个别起义军首领采用这类做法也并不奇怪。

看到这些现状，李自成深深的明白一个道理，要想发展壮大，有所作为，必须要有严明的纪律，李自成在各营首领中是较有心计的一个，他的人马也壮大得特别快。

他既勇力过人，又有谋略，“御众严，号令一，领一军不敢仰视，以故制胜，雄于诸寇。”正因如此，李自成部逐渐成为最强大的一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