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朕亲临”，中国的“圣像”

《如朕亲临》 黄博 著

北宋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

◎杨浪（当过老总的书生）

《如朕亲临》是一本好玩的书，专论宋代的皇帝画像。边读边看，那个一面精神文化张扬，一面对外族节节败退的大宋朝代，皇上是怎样把自己的肖像作为统治手段的？有宋一朝，皇上的像当然是“圣像”，江山沉浮，有“背着‘太宗’去投河”的，就有“带着‘皇帝’上战场”的，书里的这些小标题透着看历史的吊诡和作者的慧眼。

翻篇时微笑着，思忖当下经过读过的许多事情。

宋朝历代帝王画像的原件现在台北故宫里藏着，图片随处可查，那就是一千年前中国的“圣像”啊。与拜占庭帝国和中世纪俄罗斯圣像不同的，那些宋代“圣像”都是现实中的人物，也要膜拜，但不是宗教里神话了的偶像。

华夏文明祭祀的源头在众神崇拜的本教，以后三皇五帝的祭拜也是血缘上的先祖，是现世里爷爷的“爷爷”；后来的儒释道偶像化了，那个形象系统也很有世俗的特征，全不似西方圣像披着那种浓厚的神秘色彩。

最早的中国“圣像”大概在云南沧源和广西花山，在岩壁上赤铁矿石画下的岩画里。比如那些头上插着羽毛大尺寸的“人”，旁边有好多“小人”在朝他拍手顶礼。那个“圣像”以“大”和“羽毛”区别，“大”说明地位，“羽毛”说明你拥有别人无法拥有的。“羽毛”与二里头那个大祭司身上的绿松石“龙牌”具有同样意义。到了赵匡胤，佩戴上换了皇袍和长翅帽，他的子孙们后来穿的是大红袍，大红、明黄作为中国的标志色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秦始皇尚黑，汉唐的高僧衣紫（紫色袈裟成为高僧的象征），这都是有文献记载的。藏经洞里本来供着的洪？就是敦煌当地衣紫的大和尚。

藏经洞里有现存最古老的印刷圣像——唐代的文殊菩萨木雕版画——这时候的偶像也就是比例比底下的供养人大一些，穿着的服装复杂些。神圣的力量在背景的光轮和画像下的经文和祝祷体现。圣像“进化”到有外在的“光轮”，还有文字呈现的教义。

再往后就是经变故事，用图画讲宗教的来龙去脉和信仰的力量。这一截是西洋绘画史的爆发期，咱们这儿有一大批佛教壁画，还有芮城永乐宫的道教壁画。不过，从吴道子的《八十七神仙图卷》到永乐宫三清殿的《朝元图》，再到石景山法海寺壁画，画神仙佛祖与画庙堂里的人没有线条和色彩的区别，对儒道释信仰的服从与对朝廷皇帝现世的服从很容易在画面和偶像上混在一起。供养人与偶像都在一个画框里，只是个子小点。昆仑王母也会和土地财神在一个屋檐下。教义的有效性必须和世俗利益相联系，比如观音必须送子，文殊就得普度众生。

所以咱们的圣像管的具体事儿多，最典型的是五百罗汉，人们在里面不仅能找到许多世俗的活儿，还多半能找到“自己”的样子。而西洋的圣像是作精神辅导员的，用象征性、装饰性、神秘性的魅力，光影温润的色彩，还有丰富的细节创造对彼岸世界的向往。

抽象艺术的链式反应更长，比如俄罗斯圣像画的影响力不仅在俄罗斯本土，也深远地影响了国际艺术文化。列宾的绘画风格是现实主义的，但是他的画里充满了宗教情绪，若干人物描绘也有圣像的影子。

对帝王肖像和宗教肖像的态度就是时代政治和社会文化的折射。在西方中世纪，圣像教化俗世；近代以后，世俗绘画映像宗教。在华夏，宗教、皇权与世俗社会互相作用，搅在一起。皇权经常主动把自己打扮得世俗，目的是获得道德无上的地位，比如宋徽宗把自己画成《听琴图》里的人物。

说回开头那本书，黄博的宋代圣像研究属于很好读的学术性著作，圣像的意义就是书名“如朕亲临”，拉近圣贤与庶民的关系。那是庶民参与的驭民术，是崇拜与信仰的世俗呈现。

人物画与画政治家的区别其实简单。这，读画的人是看得出来的。

供图/杨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