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以食为天:劝诫、立法、抽查，古代对食品安全问题也毫不含糊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食品安全是每一个人都关心的事。

在现代我们有专门的法定机构、严密的食品安全法，还有不法商家以此牟利，那么古代呢？

古人也有食品安全问题吗？他们又会怎样监管食品卫生？

古代食品安全

在人类文明发展的过程中，有考古学家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即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

石器时代又可以分为旧石器代和新石器时代。

旧石器时代的人类主要通过狩猎和采集来获取食物，可以说是真正的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大自然的馈赠总是充满着惊喜，当时的人类每天吃饭主打一个随机，有什么吃什么，基本上没有剩余。

新石器时代，人类开始慢慢地发展原始农业，种植粟、黍、水稻等农作物，驯养野生动物如猪、牛、羊、狗等。

当时的人类还利用各种骨头、石头磨制成自己需要的狩猎工具，获取食物的方式增多，但通常没有剩余。

青铜时代，也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夏商周时期，农业和手工业进一步发展，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普遍种植，再加上牛耕技术的运用，耕田效率得到提升。

奴隶主掌握大部分的剩余农产品，但一些不耐储存的农产品变质，人们开始面对食品安全问题。

铁器时代，对应到中国历史为西周晚期至春秋战国，冶铁技术的进步使更多铁质农具代替青铜农具，铁质农具拥有更高的硬度和耐磨性，而且易于加工，更适合农业生产。

农业生产力进一步得到提升，促使商业从农业和手工业中分化出来，商人逐利出现更多的食品安全问题。

《淮南子·本经训》记载：“神农乃始，尝百草之滋味，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

我们都知道神农尝百草，虽然神农是主动尝试各种未知草木的，但严格来说，这也是食品安全事故。

《山海经·中山经》记载：“有草焉，名曰莽草，可以毒鱼。”

早在战国，人们在生产实践中发现一种草，这种草带有毒性，人们称它为“莽草”，用它来钓鱼可以将鱼毒死提高钓鱼效率，但缺点也很明显，吃了莽草的鱼毒性一直存在体内，人吃了也会中毒。

《新唐书·食货志》记载：“今人造酒者多用甲醇以为之，其味甚苦，久服伤人。”

唐朝时就已经出现用甲醇造假酒牟利的事故，甲醇是一种无色易挥发的液体，和乙醇的味道相似，但是甲醇的毒性比乙醇大很多，甲醇酒尝起来味苦，喝多了影响身体健康。

《夷坚志》记载：“黄州市民渠生,货油为业,人唿曰渠油,一意嗜利。每作油时, 乘热益以便溺,几三之一。”

宋代黄州有一市民名为渠生，常年卖油，为了赚更多的钱，在每次榨油时趁着油还热往里面加入三分之一的尿。

《夷坚志》记载：“每将杀一豕，必先注水沃灌，使若充肥、因可剩获利。”

同样在宋代，还出现了注水猪肉的说法，这个屠夫每次要杀猪时，都先给猪灌入一定量的水，使猪看起来更肥，以此谋求更多的利益。

《明史·嘉靖纪》记载：

“嘉靖十三年（1534年）五月，京师有人食病死猪肉而毒死者数十人。”

明朝曾发生过病死猪肉事件，嘉靖年间，黑心肉贩将病死的猪肉当作正常猪肉卖给百姓，毒死了数十人，引起很大轰动。

看来食品安全问题自古有之，从人类不再单纯的依靠大自然，制造工具拥有更多的剩余农产品，商业贸易发达之后，食品安全问题就悄然出现了。

针对这些层出不穷的食品安全问题，古人又给出了哪些具体措施呢？

古人如何监管食品安全

周代《礼记》：“五谷不时，果实未熟，不鬻于市”。

针对普通百姓，当五谷和果实还没有成熟的时候，不能在集市上售卖。

《周礼·天官冢宰》记载: “牛夜鸣，则庮; 羊泠毛而毳，膻; 犬赤股而躁，臊; 鸟皫色而沙鸣，狸;豕盲眡而交睫，腥; 马黑脊而般臂，蝼”。

牛在夜间鸣叫，它的肉会变臭；羊的毛发稀疏散乱，它的肉会变膻；狗的后腿没毛还爱乱跑，它的肉会变臭；鸟的羽毛没有光泽叫声沙哑，它的肉味道不好；猪的眼睛向高处、远处看,眼睫毛长而相交，它的肉会变腥；马的脊梁变黑小腿毛色斑杂，它的肉会像蝼蚁一样臭。

孔子《论语·乡党》：“食饐而餲，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食，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沽酒市脯，不食。”

孔子提出的八不食，从食物的品相、气味、颜色、烹饪方式、佐料、时间等方面下手，较为系统地从食物接收者角度考虑，希望人们在食用之前掌握辨别方法，将食品安全扼杀在真正入口之前。

汉代《二年律令》记载：

“诸食脯肉，脯肉毒杀、伤、病人者，亟尽孰燔其余……当燔弗燔，及吏主者，皆坐脯肉赃，与盗同法”。

汉代律法中已经有关于食品安全的惩罚措施，其中关于脯肉变质导致顾客中毒、受伤、生病的，必须将脯肉销毁，如果没有按照规定销毁，办理这件事的官员就和销售脯肉的老板同罪论处，具体刑罚参见盗窃罪。

《唐律疏议》规定：“脯肉有毒，曾经病人，有余者速焚之，违者杖九十；若故与人食并出卖，令人病者，徒一年，以故致死者绞。即人自食致死者，从过失杀人法。盗而食者，不坐。……其有害心，故与尊长食，欲令死者，亦准谋杀条论；施于卑贱致死，依故杀法。”

同样是关于售卖变质脯肉，唐代在沿袭汉代的基础上，对惩罚做出了更加细致的规定，还区分了犯罪者的动机。

如果店家不知脯肉变质导致顾客生病，剩下的脯肉马上焚烧销毁，违反规定的受杖刑九十下；

如果是明知脯肉变质依旧售卖或者拿给长辈食用的，前者视顾客身体状况服劳役一年或判绞刑，后者判谋杀罪，即使卖给地位卑贱的人，也要被判故意杀人罪。

《唐律疏议》记载:“进御不时，徒一年; 秽恶之物在食饮中，徒二年; 不品尝者，杖一百; 误犯食禁，绞”。

在对待皇帝的饮食上，唐代规定也更加细致，如果传菜的太监耽误了时间导致饭食不新鲜，需要服劳役一年；如果做菜的御厨疏忽，将污秽之物留在御膳中，需要服劳役两年；

如果负责试毒的太监没有全都吃一遍，那他将被打一百大板；如果做菜的御厨犯了食物相克或者做的饭菜不好吃，导致皇帝生病，御厨将被执行绞刑。

宋徽宗政和三年，规定“诏以毒药捕鱼者杖一百，因食鱼饮水而杀人者减。”

宋徽宗曾下令，如果渔民用毒药捕鱼，被发现了杖责一百，如果有人吃了毒鱼或者喝了有毒的水死亡，渔民将罪加一等。

宋代商业十分发达，为了给商人一定的约束，宋代规定从事服务性行业的必须加入相应行会，行会将担当起评定审查的责任，如果不加入行会就算违法经营，如果有人举报违法行为将获得奖励。

宋《西湖余志》载: “高宗在德寿，每进膳，必置匙箸两副。食前多品择其欲食者，以别箸取置一器曰: ‘吾不欲以残食与宫人食也。”

除了负责做菜的御厨、传膳的太监，宋高宗自己也对食品安全十分上心，每次吃饭都准备两副勺子和筷子，如果要夹菜，就用其中一副干净的筷子夹，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底下宫人吃剩菜，传播疾病。

大中祥符三年九月，宋真宗下诏: “自今委内侍省，每节先差使臣就厨点检，如无损恶，即付客省宣赐。”

每当皇宫举办宴席，饭食可能会因为提前做出来搁置沾染上脏污，宋真宗便下诏，每次上菜之前，必须由专门使臣检查食品安全卫生，符合标准的才能上席赏赐。

《大清律例通考》记载：“发卖猪、羊肉灌水，及米麦等插和沙土货卖者，比依客商将官盐插和沙土货卖者，杖八十。”

到了清代，食品安全更加严格，对一些商贩在猪、羊肉中注水，在米麦、官盐中掺入沙土的，一律杖责八十。

在商业贸易上，清朝对大宗商品颁发营业执照和注册商标，如果需要出口国外，还需要获得出口经营权。另外，清朝实行抽检制度，对有问题的商品进行检查，如果不合规矩将全部充公。

在皇帝用膳方面，清代有了更严格的规定，为了检验饭食是否有毒，一般餐具以银器为主，得益于古代毒药提纯技术不够发达，一般毒药都可以与银发生化学反应，如果餐具变色，证明饭食中有毒，接触过膳食的都要问责。

虽然古人对食品安全也做了相应的规定，但如果真的出现食物中毒，古人又有什么办法应对呢？

古人应对食品中毒

元忽思慧《饮膳正要》：

“食菜物中毒，取鸡粪烧灰，水调服之。或甘草汁，或煮葛根汁饮之。胡粉水调服亦可”；“食瓠中毒，煮黍穣汁饮之即解”；“食猪肉中毒，饮大黄汁，或杏仁汁、朴硝汁，皆可解”。

从这本书中，我们可以得到，如果出现食物中毒，可以将鸡粪烧成灰，用水冲泡饮下，也可以用甘草汁、葛根汁、胡粉水、黍穣汁、大黄汁、杏仁汁、朴硝汁，这些都能缓解食物中毒。

《姚僧坦集验方》中“治食蟹中毒”方称：“干蒜煮汁，饮之。”

除了当蔬菜，古人认为大蒜还是一味用途广泛的药材，具有食积消滞、杀菌灭虫的作用，如果吃螃蟹中毒，可以用干蒜煮水，即可消除蟹毒。

《金匮要略》记载：“掘地深三尺，取其下土三升，以水五升，煮数沸，取澄清汁，饮一升，即愈。”

没想到平平无奇的黄土，竟然也能用来治病解毒，如果有人吃生肉中毒，按照这个方子，可以用地下三尺的黄土搭配清水一起煮沸，喝上层清澈的汁水，一升就可以解毒。

与大蒜同为蔬菜的生姜，也曾被古人用来解毒，如风寒感冒、呕吐不止、咳嗽难愈等，同大蒜功能相似的，还有解螃蟹的毒。

就连粪清这种人体排泄之物，如果用的好，也能挽救一条生命。

粪清最出名的用处即在解河豚的毒，河豚有剧毒但味道鲜美，如果处理不好一定会中毒，这时候就用上了粪清，主要作用是催吐，相当于洗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