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人文：历史上的“布山悬案”——桂平，贵县的百年三争之官争

贵港突然发布的“桂林郡遗址改名”的公示，一时间引起了坊间的广泛讨论，围绕着为什么改为“贵城遗址”，各种相关观点的文章，评论都出来了。

有不解的，有可惜的，有看热闹的，更有没事找出气筒的。就像浔州府O鑫森淼焱垚的私信箱里，讲难听的，讲好听的都有。

之所以有这样的情况，无非就是桂平，贵港两地传承了百余年的“布山在本地”话题争论。有意思的是，这百余年来，两地对于“布山在桂平，还是在贵港”的争论持续不断，总的来说，比较广泛有三次，但一次比一次级别低，却又一次比一次热闹，参与的人越来越多。

那桂平，贵港之间的“布山之论”是如何起来的，又如何沿续的呢？

概括起来就是的官，学，民三争！何谓之“官”，“学”，“民”呢？

“官”即是官府，官方；

“学”即是学术界，文化界；

“民”即是民间，坊间。

按照事实的发展，这个“布山之论”三争，有着明显的区别，官争是起因，学争是高潮，民争则是热闹！

那就从第一争“官争的起因”开始，了解每个时期地方话题背后的故事。

光绪十七年（1891年），江西新建县人夏敬颐到任浔州知府，他在任几年，干了不少事，但比较重要的有两件，即主持修了一版《贵县志》，一版《浔州府志》。

作为地方主官，在明清时期，主持编修地方志，是很正常，很平常的一件事，清代的时候，修地方志还作为地方职官的“政绩”来考核，所以，一般有水平的人，到了一个地方当主官，都会有兴趣修一次地方志。

夏敬颐也是这样，他来浔州府当了知府，经过两年的了解，他有了修《浔州府志》的想法，所以，在光绪十九年（1893年），他组织重修一版府志，于是，他发文要求浔州治下各县上交相关资料文献，配合修府志。

修地方志在古代都是一件大事，当时浔州府轄四县，即：桂平，贵县，平南，武宣。每个县接到通知后，都积极的配合安排工作，组织人员收集，采访相关的资料。

其中，贵县的资料由本地人梁吉祥牵头收集整理。

梁吉祥是什么人？他可是出自于贵县清末知名的“学术之家”，具体怎么回事，以后写《广西人文：方志故事——贵县志》篇再介绍，今天不提。

受家庭氛围的影响，他很早就有着立志为贵县修一版县志的想法，趁着这次为《浔州府志》采集资料的机会，他就提出，反正这些资料都是为了修志准备的，那不如顺便修一次《贵县志》。

他这一提法，得到了本地全体参与人员的一致的同意，于是，编修新一版《贵县志》的工作同时开始了，并且于光绪二十年（1894年）冬，完成了《贵县志（光绪）》编写工作，并上交到浔州知府夏敬颐那里，并得到了审核批准，完成了出版工作，比之前要修的《浔州府志（光绪）》还早两年。

像这种修地方志的情况，也算是正常的一件事情。但偏偏他在地方志中，提出了一个新的话题，由此开端了桂平，贵县（港）两地的百年话题争议。

这就是“布山县考”。

关于历史上的这个“布山县”，先不说其他第三地，就说记载为“桂平地”，“贵县地”的历史文献，都不少，但总的来说，历代文献认定“布山县在桂平”的为主流，贵县则少有支持，除了自说自话，只有乾隆年谢启昆写《广西通志》时采用了，所以，“布山在哪里”，在此之前，并不存在什么争议，也不叫争议。

“布山县在桂平”就是一个知识点，认知点，并不是个争议点，这就是“布山县桂平文献说”的由来了。

但，作为贵县人梁吉祥，他首次，明确的在地方志中表达“布山县就在贵县”，无疑就是挑战历史文献记载，开创了一个全新的观点。

正从他开始，“布山之论”，成为了一个议题，一个话题。

然而，梁吉祥在《贵县志（光绪）》中加入个“布山县考”仅仅是个引子，真正让这个话题变成争论的，却是这个时候的浔州知府，夏敬颐，正是他，使得“布山之论”成为官方的观点，成为了争论。

虽说他署名是《贵县志（光绪）》的主修，但实际上只是个挂名而已，基本《贵县志》的内容他并没有参加多少，之所以能成为“主修”，这是惯例，因为在在明清时期，一般地方志的编修与发行，是有一套制度的。

当地的知县，知府之类的地方主官，具体参不参与其中的工作，都是可以挂名的，有时也是必须挂上他的名，算是他的“业绩”，“政绩”。

所以，当《贵县志》摆到他的案前，让他审查的时候，他也没有真正的细看，估计只看了开头的“修志者衔名”，看到自己的名字就不翻了。

于是就为“布山之论”的官争留下了伏笔。这伏笔怎么说呢？

那就是他自己主持的，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的《浔州府志》了。

很明显的，看完光绪年的《贵县志》和《浔州府志》两本地方志，对于“布山县”的归属是有着明显的矛盾的。

光绪《浔州府志》

梁吉祥的《贵县志》的开篇，就是《布山县考》，即是明确表达了“布山在贵港”的定论。

但夏敬颐采用梁吉祥上交的同样资料，在编写的《浔州府志》，在“贵县沿革”的字条下，却只字不提布山，并且反倒在“桂平沿革”的字条下有明确“贵县非布山”的论述。

那为什么同有署名的两本地方志中，夏敬颐允许两种不同结论的说法并存呢？是不够严谨呢？还是允许“诸子百家争鸣”呢？这已经不好解释了，反正就是这种“官方”认证的地方史籍，就引发了“布山之论”的延伸了。

到民国九年(1920)，桂平的程大璋主持了新一版的《桂平县志》的编修工作，他也有专门的《布山县考》，一字一句的对光绪《贵县志》“布山论”进行了驳斥。

当然了，在文物考古没有出现的时代，引经据典就是话题的重点了，程大璋的《桂平县志》一出，拥有诸多文献支持的“布山在桂平”观点，就成为了广泛的认知。

由此，“布山之论”的争议告一段落，只隐于民间，偶见有议了。

直到1976年，贵县罗泊湾大墓的“布”字重见天日，真是一“布”惊起千层浪，沉寂了几十年的“布山之论”再度火热起来，但争议的角色变了，主要是学术界的争论了。

这就是下一篇——《广西人文：历史上的“布山悬案”——桂平，贵县的百年三争之学争》的内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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