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历史上的“失踪者”：他的书开历史先河，如今却鲜有人知

文：沈渭滨

现在的青年人，对蒋廷黻（fú）这个名字，恐怕大多数是很陌生了。可是在新中国成立前，无论在学界还是政界，他都享有很高的知名度。

在学界，他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先后做过南开大学历史学教授、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以主张史学改革著称于时；在政界，他是著名的外交家，先后出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政务处长、驻苏联大使、驻联合国常任代表，1949年后又一度作为台湾当局驻美"大使"。在国民党政府的官僚群中，以"知外交"闻名于世。

作为政治家，他是当时"书生从政"的代表人物之一，主张以所学为国家所用。在国共两党斗争中，尽管站在国民党政府立场，并在联合国中阻挠和反对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但至死都不愿加入国民党，还经常批评当局的政略失当和政治腐败。

作为学者，他是当时公认的中国近代外交史专家和这一研究领域的开拓者。他从治外交史扩及中国近代史，写出了若干很有分量的专题论文。他一生治学严谨，著作不多。其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反而不是花了极大精力辑录的《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而是这本仅五万余字的《中国近代史》。

这本薄薄的小册子，不仅奠定了他在近代史领域中的学术地位，而且因其折射出他那一代受过西方高等教育和西潮影响的学人，在思考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社会进步时的普遍心态而受世人瞩目。

蒋廷黻有过长期的从政经历，他的历史观不可避免受到他的政治倾向影响。所以这本著作在解放后曾多遭非议。但是，学术与政治毕竟是两回事。诚如陈旭麓师在此书被湖南岳麓书社辑入《旧籍新刊》时写的《重印前言》里所说：重印的宗旨在于"存史存文"，"存其文而原其人，不以其人的政治立场而抹杀其学术的成就，也不因今天的需要而去涂改前人的文字"。

现在，"存其文"已经做到，"原其人"则有待努力。

▌厚积薄发的"初步报告"

蒋廷黻这本《中国近代史》，写于1938年春夏之交。

1938年，正是国家、民族处于抗日战争危急关头的年代。陶希圣、吴景超、陈之迈三人，为因战争流离失所的民众和青年对知识的渴求和对国家前途的关心所感奋，决定编辑一套《艺文丛书》，每册3万到6万字，约请既有湛深研究，又有全局识见的专家、学者撰写。

当时蒋廷黻正处于已辞驻苏联大使，又未恢复行政院政务处长职掌之际，在汉口赋闲。编者之一的陈之迈知道他对近代史素有研究，便约他写书。蒋廷黻欣然应约，用两个月时间写了这本《中国近代史》，同年由艺文研究会作为《艺文丛书》的一种出版发行。

此后，他再也没有做学问的时间和精力，只在官场周旋了。所以这本著作，实际上成了他学术生涯的一个句号。

关于这本书的写作动机和性质，他在1949年7月为台湾启明书局将之改名为《中国近代史大纲》重排出版时写的《小序》中有所说明：

我在清华教学的时候，原想费十年功夫写部近代史。抗战以后，这种计划实现的可能似乎一天少一天。我在汉口的那几个月，身边图书虽少，但是我想不如趁机把我对我国近代史的观感作一个简略的初步报告。这是这书的性质，望读者只把它作个初步报告看待。

这段话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是他在清华任教时已有写作《中国近代史》的长期规划，准备十年磨一剑；第二是这部五万余字的著作，是他对中国近代史整体思考的集中体现。

从蒋廷黻的治学作风说，他治学严谨，一生著作不多，每有著述，都信而有征，做到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这与他早年受到科学方法训练大有关系。重在积累不作急就章，成了他治史的习惯；重视史料的编订，不作空头说教，成了他研究的规则。

其实，这本被他称为"初步报告"的著作，篇幅虽小，学术含量却很高。全书从鸦片战争写到抗日战争前夕，近百年的史事写得深入浅出，好读耐看。内容上没有拘泥于事件过程和细节的铺陈；方法上从总体把握演变趋势，显示了作者沉潜思辨的写作风格。甫经出版即广为流传。

1938年初版后，次年商务印书馆即印第二版；同年重庆青年书店又重印。40年代的版本我孤陋寡闻，不知其详。1949年，台湾启明书局以《中国近代史大纲》为书名，重排出版，蒋廷黻应约写了《小序》。

海峡此岸在众所周知的长期沉默后，终于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兴起的思想解放潮流推动下，湖南岳麓书社经陈师旭麓教授的推荐、介绍，于1987年将之辑入该社《旧籍新刊》重新出版，一部学术著作，经历半个世纪以上时间的汰洗而仍备受后人垂青，足以说明它已为社会认同，成了代表一个时代的学术精品。

一个"初步报告"竟成了传世之作，这恐怕是蒋廷黻所始料不及的。然而，世事总是偶然中寄寓着必然。如果没有深厚的史学功底，没有中国近代外交史研究的长期积累，没有对近代史近10年的整体思考，怎么能在图书资料匮乏的情况下，以短短两个月的时间，写出如此大气、如此耐读的作品呢？

可见成功总是与艰辛同步的。厚积薄发，大家之道，信然！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内页展示

▌体系结构与分析框架

蒋廷黻是从外交史研究拓展到整个近代史领域的，深知"近代史上外交虽然要紧，内政究竟是决定国家强弱的根本要素"。他的这本著作，即是从外交内政的关系入手，重点论述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为抵御外敌入侵而改革内政的各种方案，表现了寻求救亡之道的使命感。他在全书的《总论》里说到此书的写作宗旨：

现在我们要研究我们的近代史，我们要注意帝国主义如何压迫我们。我们要仔细研究每一个时期内的抵抗方案。我们尤其要分析每一个方案成败的程度和原因，我们如果能找出我国近代史的教训，我们对于抗战建国就更能有所贡献了。

蒋廷黻对现代中国史学的贡献，不仅在于他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而且在于为起步不久的近代史研究提供了一个可资参酌的分析框架。

从方法论层面说，历史研究是运用一连串概念去阐述历史发展过程的内在联系，而概念的诠释功能只有在特定的建构中才能充分显示理论张力。这种由概念建构成的评价体系，往往表现为一种特殊的话语系统。

传统史学发展到清末，基本上只是对史料的辨伪、辑佚、考证、训诂之类的方法，主要不是思辨而是功夫论层面的操作，学者不作观念更新、架构改制一类的自觉迫求。蒋廷黻曾批评说：

中国的史家，往往是"治史书而非治历史"，他们可以是十分优秀的版本专家，却不能从整体上解释历史。

蒋廷黻自己接受过西方史学的训练和进化史观的影响，注意用实证的方法探求史事的内在联系，强调史学的训戒功能，并把导师对欧洲近代政治史研究中的"族国主义"，作为自己观察中国历史和社会的重要理念。

他抓住了东西方文化冲突的基本态势，把先进的近代化和落后的中古状态，作为文明发展的两个不同阶段在十九世纪相逢，进而构建对近代中国历史的分析框架：

他把中国能否实现近代化(西洋化)作为度过空前难关、摆脱中古状态的历史主题，把中国人能否接受科学、利用机械、能否接受民族观念以建设民族国家，作为实现近代化、赶上西方世界的三项主要指标。

他说：

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因为在世界上，一切国家能接受近代文化者必致富强，不能者必遭惨败，毫无例外。

蒋廷黻所说的"科学"，既指科学知识本身，又含有科学精神的内蕴，是与"作八股文、讲阴阳五行"的蒙昧主义相对峙的新的人文精神，属于近代文明的精神范畴;他所说的"利用机械"，是与仍保持"唐、宋以来模样"的自然经济相对峙的工业经济，属于近代文明的物质范畴；所说的"民族国家"是与宗法制度下家族、家长制相对峙的政治体制，属于近代文明的制度范畴。

他把这三对范畴作为实现近代化(即西方化)以摆脱中古落后状态的价值评判体系，恰恰反映了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仍处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急剧转型之中的现实。

为因转型而失衡的社会寻找价值重建的良方，正是当时像蒋廷黻那样接受过西方高等教育和西潮影响的一代学人，朝思夕虑之所在。他们一方面不得不承认19世纪以来中国的文明已落后于世界，只有学习西方才能救亡图存；一方面又隐隐然希望中国回归传统，寻回失落的富强梦，力图给困厄中的民族和国家指引出路。

这种对历史中国的自豪和对现实中国的自悲所构成的文化情结，不仅是自由派学人群，而且也是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普遍心态。蒋廷黻以学习西方实现近代化作为分析框架写的《中国近代史》，在那时影响很大、流传甚广，原因即在于此。

这样的分析模式与他编纂的近代通史体系是完全契合的：除第三方案即义和团的盲目排外与近代化历史主题背道而驰外，其余各个方案恰恰是中国人在鸦片战争后，浪费了二十年光阴才开始从器物层面到制度层面上学习西方，以脱离中古状态的过程。

他指出："鸦片战争的军事失败还不是民族致命伤。失败后还不明白失败的理由，力图改革，那才是民族的致命伤。"这是批评国人昧于世界大势，不思上进的麻木状态和苟且因循。

他在书中问：为什么中国人不在鸦片战争失败后就开始维新、改革内政呢？回答说：一是"中国人守旧性太重"；二是士大夫以传统文化为生命线，"文化的动摇，就是士大夫饭碗的动摇"，所以他们反对改革；三是"中国士大夫阶级(知识阶级和官僚阶级)最缺乏独立的、大无畏的精神"，这是批评士大夫在传统文化背景下生成的守旧性、保守性和妥协性。

他问：同光时代的士大夫反对自强新政，那么民众是否比较开通？他说："其实民众和士大夫阶级是同鼻孔出气的"，"严格说来，民众的迷信是我民族接受近代西洋文化大阻碍之一"。这是批评国人愚昧迷信，文化素质低下。

诚如陈师旭麓教授所指出："中古-近代化-民族惰性，蒋廷黻在近代史中论述的这些环节，不是无的放矢，而是反映了近代中国某些实况及其方向的。"这个实况和方向，用蒋廷黻建构的话语系统来表述，就是：

中国在十九世纪已经面对着早已接受近代文化的西方对手。为了抵御西方列强侵略，处于中古状态的落后的中国，只有向对手学习、改革内政，才能有光明的前途。这个学习对手的过程，先是从不彻底的器物层面开始，然后进到学习政治体制的制度层面，但只有再进到更深层的精神层面，才能真正实现近代化。

▌为什么要读蒋廷黻的著作

近代中国史的研究，蒋先生是个开山的人。近四十年来，蒋先生在这方面最大的贡献，是开创新的风气，把中国近代史研究带入一个新的境界，特别是给我们新的方法与新的观念。

其实，早在1939年，郭廷以在自己编纂的《近代中国史》第一册的"例言"中已说过："蒋廷黻先生于近代中国史之科学研究，实与罗先生(沈案：即罗家伦)同开其风气，直接间接，编者亦受其相当影响。"

1965年，人类学家李济教授在悼念蒋廷黻的文章中也说："他为中国近代史在这一时期建立了一个科学的基础。这个基础不只是建筑在若干原始材料上，更要紧的是他发展的几个基本观念。有了这些观念的运用，他才能把这一大堆原始资料点活了。"

郭廷以和李济既是蒋廷黻同时代人，又是历史研究的同行，他们的评价不仅极富历史感，而且充分肯定了蒋对起步不久的近代史研究有开风气、奠定科学基础的贡献。

如果对当代中国史学近20年来的近代史研究稍加回顾，就会惊讶地发现，我们正在致力于蒋廷黻提出的近代化研究，而且大部分研究者在不同程度上重复蒋廷黻早在60年前建构的话语系统，乃至使用他那套分析框架，那么对他和他的著作给予重视、进行研究，其意义也就不言而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