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醉：战犯改造见闻（39）触景生情

我们参观的许多单位，大都是由单位的党委一类人给我们作介绍，只有在沈阳参观阀门厂时，是这个厂的资方厂长作的介绍。

他一开始就先讲明白，他原本是独资经营这家工厂，以后，由于亏本无法继续下去才公私合营，而现在比过去扩大了好几倍，他作为资方代表，也就是说他还是资本家，现在由他担任厂长。

在他没有讲话之前，一看到他那肥头大耳和胖乎乎的身子，我们就估计，这不是一位工农出身的干部，结果一听，他居然很坦白地承认是资本家。

也许是由于我们的立场还没有转变过来的关系，大家对他都有一种比较亲切而不是像对工农出身的干部那样只有尊敬的感情，所以，他的话听起来也动听得多。

特别是他讲完之后，我们居然有人敢于向他问这问那，这是在别的场合下很少有过的现象，可能有一点点“本是同根生”的关系吧！

在沈阳参观时，也曾发生过一场小小的意外事件。那天，我们从铁西区参观工厂回来，大家都有点累，便倒在床上等饭吃。

我们所到之处，所住的地方大都是一般干部开会时的普通招待所，每间房有两三张床，甚至更多的床铺，这比我们特赦后，出去参观住的高级宾馆差得很多。

我们在沈阳住的这座楼房，两面临大街，可以凭窗眺望大街景色。不知是大人或小孩，也不知是有意或无意在给我们开玩笑，正当大部分人躺在床上闭目养神的时候，王耀武伸头向外一看，立刻大惊小怪地叫了一声：“快来看！”

战犯们虽然连我这个年轻一点的也有40多岁，大的近70岁，但有时还会和小孩一样，有什么热闹和新鲜事，不但爱看，而且爱问，所以，王耀武一叫，便有不少人挤到窗前，顺他的手所指的地方看过去。

一霎时，窗口虽挤满了人头，却变得那么寂静，几乎只听到几十人的呼吸声，而没有人愿意先打破这宁静的气氛，好让人多去思索一下一样。

是什么热闹这么吸引这些身经百战的将军们呢？

原来，王耀武发现的是我们住的楼下一片水泥地上，有人用粉笔画了许多老虎关在笼子里。其中一只最大的，还在张牙舞爪，围在它身边的中小老虎，也都是凶相毕露，似在窥察左右想逃出重围的姿态。

画得虽不好，但可以看得出种种神情来。这是为什么，可能是每一个人正在思考的问题。

率领我们出去参观的领导人，立刻动员招待所的勤杂人员把这幅画擦掉了，而战犯们在学习座谈时，却把它当成了座谈的中心内容，几乎谁都认为，可以和自己的过去联系得上。

杜聿明在第一组的座谈会上，首先承认画的那只大老虎是在影射自己，因为，他过去是在东北主管军事大权的九省保安司令长官。

范汉杰也联系得很巧妙，他说大老虎身边那只略小一点、只露面而不露全身的老虎指的是他，因为，他被俘后，解放军的报纸上刊出的是他那张美髯公一样的头部照片。

全组几乎人人都能联系上自己是什么大虎、小虎。更有趣的是组长邱行湘，在最后发言时说：

“我用不着联系，因我在担任洛阳警备司令时杀人不少，所以洛阳的老百姓早就给我取了一个凶恶的外号，叫我‘邱老虎’。”

由于地上画了几只老虎，100多名战犯都自动或半自动地硬向自己身上来联系，我那个组在座谈时，自然也以此作为重点，各人生拉硬扯一番，仿佛不和老虎挂上钩，就有失身份似的。

我边听边打瞌睡，所以没有争取发言，大半的人都联系了，我还在睡意蒙眬，有位特赦比我迟十来年的“进步分子”实在看不下去了，便把我一下从半睡中推醒，用坚定的立场和愤怒的口吻指责我：

“你这个过去吃人连骨头都不吐的最凶狠的老虎，为什么还在装聋作哑，你忘记自己是特务头子了吗？”

我揉了揉眼，把半歪的身子端正了一下：“当兵的！你难道忘记我是民国3年生的吗？”

他接着说“民……”字刚出口，又马上来一个紧急刹车，掐指一算之后，才用纠正我什么严重错误的口吻质问我：

“你1914年生的又怎么样？”

“民国3年是甲寅年。”

“1914年即使是甲寅年又怎么样！”

在这一个计算出生年龄的数字上，这是两种多么鲜明的对比啊！我左一个“民国3年”，右一个“民国3年”，他却不肯从他嘴里吐出“民国”两个字，好像在中国历史上不曾存在过民国。

当然，最后我不得不采用摊牌的方式：

“民国3年是甲寅年，寅是属老虎。仁慈和万能的上帝，早就看到我会在今天要参加这一场学习，所以早点为我安排好，让我在属虎的那年降生。这样就可以省得我再来联系。”

我余兴未尽，也像他一样掐指一算：“你过去不是告诉过我，你是民国元年生的……”

我的话还没说完，他急不可待地纠正：“我是1912年生的！”

我好像没有听见，继续说我的：“民国元年么，是壬子年，属老鼠，即耗子年生的。”

我边说边把右手高高举起，把大拇指和中拇指分开两寸左右：“嗨！老鼠就这么长。如果老鼠和比床铺还大的老虎攀亲，要寻宗认祖的话，那就不知道成了第几十代的什么什么了！”

正当他气得脸色由白转青，气呼呼地准备把小时吃奶的力量都使出来和我决斗时，我们那位足智多谋的可敬小组长，马上采取了当机立断的方式，制止了这一场眼看就要形成的肉搏战。

只见他双手一伸，左手去挡他的嘴巴，右手来挡我：“好了！好了！不能再这样扯这些与今天学习不相干的小事，耽误了正常的学习，谁也负不起这个责任，有什么不同的意见，以后有时间再谈，请别的同学继续发言。”

瞧，没有这两下子，能当这些人的学习组长吗？他把这样一场纠纷，只用“不同意见”四个字便大事化小，轻轻一带而过。

如果遇到由我来掌握学习，非让两人争得面红耳赤不可。所以，十年来，这一组长宝座总轮不到我这笨头傻脑的人头上，能说改造所的领导没有知人善用之明吗？

武汉黄鹤楼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在武汉参观长江大桥时，和我一样触景伤情的人真不少。因为修大桥时把黄鹤楼拆掉后，还没有来得及修复，许多人竟情不自禁地背诵起崔颢的诗来：“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似乎都有点感到缺少了什么。

我又有点信口雌黄：“因为不见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回头。”这种不合时宜的话刚出口，立即有人纠正：

“啊！‘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这是多么震撼天地的伟大诗句，此时此地，正是高吟这种诗的时候，那些颓废的东西也该收起来了。”

此言一出，众皆无言，的确太不会联系实际了。我一看到汽车在桥上飞驰而来，这倒勾引起我一段往事。

1936年，如果便有这座可通汽车、火车的大桥，当年，蒋老先生手下的政学系头子、湖北省政府主席杨永泰，就不会被他死对头的爪牙，杀死在渡江的时候，那时只能乘小火轮或木筏子渡江。

当年，许多爱幸灾乐祸的人站在黄鹤楼上看翻船，认为是人生一大乐事。今天虽无黄鹤楼，也不用担心翻船了，再也不会因渡江遭飞来横祸。

本来，杨永泰之死与我毫无关系，但是，军统却借此一无法可破的案，硬栽到国民党另一派系的新国民党负责人之一的刘芦隐头上，使我为此而背过一阵子包袱。

那是1937年1月间，刘芦隐从广州经香港到了上海。我那时才23岁，在军统上海特区搞绑票、暗杀等工作，奉命去绑刘。

在上海三马路扬子饭店门口，因刘很机警，加上他的夫人华祝三见状，除了大喊大叫外，还把一大叠十元一张的钞票抛在地上，她不知道，我们是要人不要钱的“绑匪”，死死揪住刘不放手，结果，英租界的英国巡捕赶来，我只好变绑票为公开逮捕。

因为，他当时还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只是由于反蒋，长期不去南京就职，所以，要在上海秘密逮捕他，准备暗中杀害。

公开逮捕后，英租界不同意“引渡”，最后，才把杨永泰被刺案硬栽在他头上，才“引渡”到南京。由于是公开逮捕，不便杀掉，只能长期囚禁，抗战时还送到老远的西康去软禁。

新中国成立后，他当了全国政协委员。我在报上看到他的名字后，便考虑过，他一定不会忘记我，因我逮捕他之后怕他跑掉，更怕有人收买巡捕房的英国人把他放了，我用一副手铐，和他铐在一起有20多天，直到他被“引渡”，我才把他单独铐起来。

他不但认识我，而且对我的名字也绝不会忘记，所以，看到这座大铁桥我就很自然地想起了这一段往事。

这个不算太大的包袱，我一直背到我被特赦之后才解决，虽是后话，也不妨简单先提。

1960年，我第二批得到特赦，1961年，全国政协开会时，刘芦隐果然没有忘记我，他要领导我们学习的北京市统战部长廖沫沙通知我到民族饭店去看他。

我答应了，并且，马上做好思想准备，我想他要对我责骂等，我只要保持住不动手脚，态度和蔼，用唇枪舌剑反击过去，他也没奈何我。

出乎我的意外，我一看到他那满面皱纹和苍苍白发，一副受尽折磨的形态，与我绑架他时，那倜傥风流的神情，完全判若天壤，如果不是他面部那颗黑痣，我真认不出是他，一种内疚之心立刻打消了我准备回击他的念头，我反而希望他骂我几句，消消他的多年怨气。

由于过去他是因国民党内部争权夺利而遭到我逮捕，这与我逮捕革命人士不能同日而语，但我还是愿意他责备我一顿，这是看到他竟憔悴到那副模样之后，才改变我开始去见他的想法的。

更出我意料的是，他一听见有人告诉他我已到了时，他从房内走出，立即热情地伸出手来。我赶紧走上去和他握了握手，不知说什么好。

可能是第一次碰到这种尴尬场面，我竟脱口而出：“你比过去老了！”他也许没有想到，我们在这种时候、这种场合下见面，我会说出这样唐突的话来。

尽管他担任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一听这话，也只好用同样的话回答我：“你也不似当年那么年轻！”

话匣子便从这儿打开，谈了一个多小时，他请我喝过咖啡，吃了一顿午点我才辞出。取得这次经验，我才不再担心与他有相同情况的人会报复打击我，用我自己总结的话来解释是：“冤家路宽。”

参观的最后一站，是离北京最近的天津市。一下火车，爱开玩笑的范汉杰一手拉着前天津市长杜建时，一手搭在前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的肩上，说：“今天到了你们辖区的防区，该好好招待招待我了。”

完全出乎这两位原天津军政首脑意料的话，使他们不知怎样回答，这种玩笑是不能开的，被一些爱提意见的人听到了可以扣上不少大帽子。

陈长捷心事太多，他理也不理，还是杜建时稳住了气，轻声回答一句：“今天吃和住都安排好了。”

这是一句很稳健的话，也不容易被人扣帽子，当然所到之处，吃住一定早有人来准备的。可是，范汉杰还是兴趣犹浓，又来一句：

“是到你公馆去享受盛宴，还是去起士林吃西餐？”

杜建时也有点不耐烦，便顶了一句：“这比到锦州时，你一点招待都没有要好得多。”

可能，这句话使当年驻守锦州的最高军政长官感到有些“往事不堪回首”，笑话才没有再说下去。

爱看京戏的人，都对最后一出压轴戏最感兴趣，这次参观也演出了一场使人啼笑皆非，也有些人可能叫“好”的压轴戏。

在天津，特地去有名的南开大学参观，因为，战犯中有不少人是这个学校毕业的，共产党的领导人当中也有不少是这个学校毕业的，最有名的当然是周恩来。

在参观时，许多人都很自然地联系到当年黄埔军校也和这一样，既培养出了许多国民党将领，也培养出了许多共产党的将领，这一文一武、一南一北的两个学校情况如此相似。

可能由于这一点，才让战犯们去参观，从中得到启发，同样一个学校出身，而走的路却不相同。

天津的许多工厂当然更应当去看看。不料，有一个工厂的领导人新中国成立前，就在这个厂工作，那时，他是共产党派在这里领导工人和国民党进行斗争的，差点儿被捉去杀了头。

所以，他在介绍这个工厂情况时，免不了联系到过去一些情况，像最后为了防守天津，拆去和烧毁了许多民房，一大批老百姓弄得无家可归，工厂停工，工人没有饭吃等等。

听到以上情况，按道理说，曾在天津顽抗到底的一些军政负责人应比别人更能触景伤情，但是，由于订有保证，不能触景伤情，所以，杜建时、陈长捷，以及第62军军长兼天津警备副司令林伟俦和天津市警察局长李汉元等都挤在人群中，默默地听着介绍和留心参观。

正当介绍完毕，突然从战犯行列中跑出一人，竟双膝向地下一跪，管理员眼明手快，一下把他提了起来，才没有跪下去，但他还是放声痛哭起来。

他的这一惊人之举，真大大出人意料，大伙定睛一看，原来是淮海战役中一位被俘的杂牌军军长，他生于南方，打内战时也没到天津，说不定他还是第一次光临这个城市，怎么会使他这么触景伤情而至痛哭流涕，真是百思不解。

由于他这一精彩表演，参观便草草结束，许多地方也只好走过一下不再细看了。

回到住地，领导参观的首长集合大家讲了话：

“看到过去与自己有关的事情，估计一定会引起一些人内心的波动，这是不可避免的，为了防止当场有激动表现，所以，出发前便要求大家保证不能触景伤情。

承认过去的错误，当然是应该的，也是好的表现，可是，如果跪下去痛哭一场，这种认错的举动是绝对不许可的。

回来爱怎样都可以，在外面却不能不考虑到在群众中造成的影响，如果100多人到处去下跪痛哭，那还成什么体统。凡事过了头就是错误……”

听到这番话之后，真不知该怎样来看待那位“过了头”的军长。总算在停了一会儿、喝了一口水之后，那位领导又继续说：

“我们不认为这是什么大的问题，今天在这里说明一下，我们不提倡这种表现，大家也不要去责怪他，我们是把整个社会当成教育改造你们的学校，十个指头都有长短，进学校学习后，收获也自然各有不同，今后还要经常让你们进这种学校，希望大家总结一下这次学习的心得体会……”

原来担心因为那位表现过了头，今后不让我们再去进这种学校，一听今后还要经常去，大家都活跃起来，也把那位的表现丢到一边去了。

从集中加速改造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战犯几乎年年要参观一次或几次。“十年浩劫”过去之后，在押的战犯们全部特赦之前，又进行过一次参观；

全部特赦后，又挑选一部分人进行了一次参观，还有不少人被从别的战犯改造所送到北京来参观。

这对许多人的确起到过不小的作用，难怪外国人认为这一着棋很高明，否则怎么能使这些国民党的高级军政人员在思想上起这么大的变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