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郑维山病逝前留遗言：现在不要通知徐厚田，我死后叫他来

2000年5月9日，中将郑维山在解放军总医院逝世，享年85岁。临终前，郑维山对一个人念念不忘，他找来跟随自己多年的老秘书，叮嘱他:

“我死后，叫徐处长来看我，现在就不要通知了。”

郑维山口中的“徐处长”，是总政落实政策办公室的徐厚田。在十年政治风暴过后，是徐厚田东奔西走，才让他重新回到了工作岗位。

1967年初，北京军区政委廖汉生，在刚刚开始的政治风暴中率先受到冲击不久，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的杨勇也身陷囹圄。周总理和徐向前得知此事后反复说明杨勇、廖汉生的事情，同时宣布郑维山代理北京军区司令员。

两年多时间后，郑维山正式被中央任命为北京军区司令员。在逆境中主持工作，郑维山忍辱负重苦苦支撑，尽管他一再小心，但最后还是未能兆过被冲击的命运。

1971年，郑维山被调离原职，隔离在安徽。尽管党籍和职务还保留着，但实际上谁也不管。就这样，郑维山整整与世隔绝了8年时间，他的秘书和家人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牵连。

其实在这8年中，郑维山不是没有机会复出。在他去安徽前，中央要给他安排工作，纪登奎和李德生找他谈了话。之后，郑维山让秘书起草了检查，结果交上去之后，还让郑维山进一步认识。脾气比较大的郑维山当即就不乐意了质问对方还要怎么认识。说着说着还拍了桌子，将桌上的茶碗全部震翻了。

就这样，郑维山工作的事情彻底“黄”掉了。

到了安徽之后，郑维山的代号“老关”，不但中央找不到他的下落，就连看守郑维山的官兵，都不知道“老关”就是鼎鼎大名的郑维山。

1978年，眼看着老同志们一个个重新走上工作岗位，而郑维山却迟迟没有动静，郑维山的孩子们给聂荣臻写了一封信，要求早日对父亲的问题作出结论。聂荣臻终于知道了郑维山的下落，当即批示交总政处理此事。

对于郑维山，聂荣臻可以说再了解不过，在革命年代，郑维山可以说是聂荣臻眼看着一点一点成长起来的。

1933年，18岁的郑维山成为红四方面军最年轻的师政委。长征胜利后，郑维山随军西征，后只身讨饭回到延安，与李先念等人一起进入抗大学习。由于受张国焘问题的影响，加上西征失败，郑维山在毕业后没能上前线，而是被分配到晋察冀军区当了一名普通的军事教员。

从主力师政委一下子掉到了普通教员，郑维山虽然没有怨言，但却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

由于实战经验丰富，再加上政治工作出色，郑维山讲起课来深入浅出，所讲的内容也都是经过战场检验的，因此很受学员们欢迎。此后，不少机关人员和干部都会旁听郑维山的课。

军政干校校长孙毅听说此事后，不但提高了郑维山的待遇，还举荐他担任副校长。在一次与日伪军的遭遇战中，郑维山亲自上阵指挥，打得敌人措手不及，而军政干校则毫发未损。

这一战之后，孙毅向聂荣臻举荐了郑维山，说他是个难得的军事人才，应该予以重用。但当时聂荣臻还不完全了解郑维山，便没有立即起用他。

1939年，晋察冀军区教导团成立。在军区副参谋长的推荐下，郑维山被任命为教导团政委，仅仅8个月的时间，郑维山就训练出一批优秀的指挥员和战斗骨干，受到了贺龙的高度评价。

贺老总的评价进一步提醒了聂荣臻。聂荣臻当即任命郑维山为教导团团长，不久又安排他兼任政委。上任前，聂荣臻为自己“捆”住郑维山的手脚郑重道歉，嘱咐他放开手脚好好干。

聂荣臻的一席话，让郑维山激动得难以自持。西征的失败让郑维山长期饱受压抑，而聂荣臻的信任成为郑维山努力工作的动力。

1942年，李先念前往晋东南八路军总部开会，向聂荣臻打听郑维山。结果李先念话还没说完，聂荣臻就打断了他：“想要郑维山是吧？这事没得商量。”

就这样，郑维山被聂荣臻留了下来，后被任命为第四军分区副司令员。

1944年，军区首长决定派郑维山去冀中军区担任副司令员，郑维山提出要到延安学习，获得了上级的批准。几个月后，郑维山带着妻子长途跋涉来到延安，当他们向组织部要求到抗大学习时，组织部只给郑维山的妻子开具了到抗大的介绍信。

郑维山不明就里，正要询问原委，聂荣臻推门走了进来，一进门就让郑维山赶快收拾东西，跟自己回去。原来，比郑维山早到一步的朱良才一到延安就去见聂荣臻，聂荣臻立刻让组织部把郑维山截住，不让他去抗大学习，而是跟着自己返回前线。

不久，郑维山跟着聂荣臻回了解放区，并被任命为张家口市卫戍司令部参谋长，之后又被任命为卫戍司令部司令员。

内战全面爆发后，根据形势发展，晋察冀解放区党政军机关撤出张家口。郑维山率领部队阻击敌人三天三夜，确保机关安全转移，挽救了几万人的生命安全。后来聂荣臻曾多次说过：

“撤离张家口，抗击傅作义偷袭，郑维山是立了大功的。”

从张家口撤退之后，郑维山改任察哈尔军区司令员。正当他准备在华北战场一显身手时，中央军委下令郑维山随刘邓大军南下。郑维山接电后十分高兴，交待完工作就迫不及待赶往组织部，要办理调离手续。

与此同时，正在前线指挥作战的聂荣臻得知郑维山要调离的消息，心中十分不舍。罗瑞卿给他出主意，要他向中央请求恢复野战军建制，让郑维山去当司令员，并请朱德亲自去当说客。

之后的整整一个星期，朱德一次又一次地找郑维山谈话。最终郑维山被朱德的真诚打动，不再坚持南下。几天之后，聂荣臻从前线赶回，当面表达了自己想让郑维山留下的诚意，郑维山也十分动情地说：

“您对我的三次挽留，没齿难忘。”

正是聂荣臻对郑维山的充分了解和信任，才让他相信郑维山根本没有问题，责令总政治部赶快解决郑维山的问题，而这个任务就交给了徐厚田。

由于郑维山的问题十分复杂，北京军区和总政几番商议，没能得出结论。在胡耀邦的指示下，郑维山首先被调回了北京，重新获得了自由，等待组织上做细致的调查。

按照郑维山在政治风暴期间所谓的“罪名”，徐厚田专门找郑维山了解了当时的情况。经过复查，郑维山的问题基本不存在了，徐厚田两次起草了为郑维山落实政策的稿件，经过反复修改最终定稿。

从1978年徐厚田接手，到1980年最终上报结论，前后用了10多个月的时间。在所有等待落实政策的老干部中，郑维山所花费的时间最长，一条一条都调查过，都推翻了，并写了调查报告。

有关郑维山的问题都澄清了，但军委办公会议讨论结论还是通不过。徐厚田只得再次复查，恰好又赶上军区任命各大军区负责人，只有郑维山还挂着。对此，郑维山毫无怨言，相信党会做出正确的结论。

原本郑维山坚持重回北京军区，不行，去总参、去海军，都不行。这时，某大军区司令员不想去兰州，郑维山就主动提出自己去兰州当军区司令员。由于郑维山的结论还通不过，军委办公会议紧急将正在外地出差的徐厚田叫回来，让他当场把郑维山问题的调查作汇报。

结论是郑维山没有问题，军委办公会议通过了这个结论，郑维山得以到兰州军区走马上任。

1985年，郑维山从岗位上退下来后，仍关心着部队的建设，经常回老部队看望。甚至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郑维山一再要求停止对自己的治疗，省下钱用来统一台湾，并且交代孩子们，自己死后不开追悼会，不搞遗体告别，遗体火化后，撒到大别山。